龙与上帝-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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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了中国的历史，同时也表明了他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看法，于18世纪下半叶在欧出
版。金民阁著有《中国历史编年》四大册。宋君荣（P。Antonius Goubil）撰有《蒙
古史》、《大唐史纲》等。白晋写了《康熙帝传》、《中国现状论》等书、18世纪
中叶巴黎还出版有《中华帝国全志》。这样，中国从古到今的大事、要人也借助
“虹桥”播声西方，名扬海外。
一石激起千重浪
此番“东学西渐”在欧洲竟激起了非同寻常的反响，甚至引起一股“华化”的
思潮。一些启蒙思想家对中国历史文化颇表推崇。这在法国表现得尤其突出。譬如，
揆内（Francois Quesnav）说《论语》都是讨论善政、道德及美事的内容，“此集
所载德行原理之言，胜过希腊七圣之语”＇注＇。狄德罗（Denis Diderot）在其名著
《百科全书》中置论，中国人在历史的悠久、文化的成就以及对科学的兴趣方面，
也可和欧洲最开明的人们争先。伏尔泰对儒学和孔子更是大加赞赏。他自称曾经认
真地读了孔子的书，发现其中所用的是纯粹的道德，而不宣传神怪；认为中国人用
自身道德伦理来协调人间事物，这比欧洲由“上帝”来支配要进步得多。他甚至得
出如下结论：
作为一个哲学家，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
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注＇
中国文化传请新思潮方兴未艾的异域，何以引起这般反应？中国文化历史悠久，
经过长期的发展完善，确实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体系。它首次显示于一个异质文
化的世界，具有新奇、神秘的魅力是不难理解的。
尤其重要的是，这时候西方启蒙思想家们正进行新思想体系的伟大创造，他们
要吸收和借取一切可资利用的资源。而中国文化正有其可用之处——摧毁中世纪神
学残堡旧垒所需要的理性精神。伦理型的中国传统文化，有着与欧洲中世纪神学体
系截然不同的理性特质，可以用来为启蒙思想家们鼓吹“人是唯一的点”张目。
可以说，伏尔泰辈主要并不是以历史学家的严肃，而是从政治家的需要出发，
对中国传统文化慷慨地奉送了一顶顶桂冠。实际上，“中学”在他们那里与其说是
原样借用，不如说是翻新改造；与其说是汲取社会政治内容，不如说是利用非宗教
的特质。他们从传教士手里接过“中学”的原料，加工制造成理性武器，反转过来
攻击教会，揭露神学的虚伪和欺骗性。这样看来，当时中学在欧洲之所以能“一石
激起千重浪”，除了中学这块石子具有一定份量之外，那里有着深水潭也是不可缺
少的条件。
中学在欧洲引起的这种强烈的积极反响，并未能长久持续下去，并且，即使当
时也并没有成为普遍现象，反对派大有人在。譬如同是法国著名思想家的卢梭就持
论，中国圣贤之教无异于中华民族的落后。孟德斯鸠则认为中国纯以专制恐怖立国，
其国民道德尤其不足称许。
特别是在德国，当时轻视儒学、嘲讽孔子简直成了一种时髦。德文中的“孔夫
子”（Kollfuzius）和“糊涂虫”（Konffusius）两词常被谐音混用。包括黑格尔
在内的一些学人，坚持“中国的历史本身并没有什么发展”；中国“是一个我们古
代就认识它，今天依然一模一样的国家”；“中国人是永远静止的人民”之类的看
法。在他们这里，基于欧洲中心论而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贬低是如此明显。
尽管如此，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之虹还是显出前所未有的绚丽。
扭曲的十字架
第七章 扭曲的十字架
雍正皇帝禁教的理由之一是：“苟千万战艘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
一百多年后，他的话不幸成真。
上帝的新时代
一次我信步走到一个城门口，城墙上似乎永恒地写着：“洋人莫入”
……我看到了墙上写的那句话，可是我不顾一群在场中国人的惊诧，闯进
了城门。这是鸦片战争的炮声“在天朝呼啸”的时候，一位洋教士对前事
的回顾。与其说是他夸耀自己敢于违禁入城的勇敢，不如说是发泄对禁令
的愤怒。这时大炮的隆隆声，在其耳畔简直成了激人心弦的乐章，他欣喜
若狂地说：“现在是可以到中国城市的大街上，提高我们的嗓音大喊大叫
的日子！”＇注＇
单他这番喊叫，已足以和大炮声”“媲美”了。《南京条约》签订后，若辈的
叫喊声就更响亮了：大不列颠已经和中国签订和约，这个异教的国度现在已经被打
开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这场战争以及结束这场战争的条约，不论是对龙的国度还是要在这里驻足的上
帝，都是一个划时代的界标。
对中国来说，近代历史从这里起步，开始了一个在沉沦中挣扎奋进、在苦难里
拼搏求生、在屈辱中洗雪争荣的时代。对上帝方面来说，则打开了一个封闭多年的
偌大禁区，开始了一个从非法到“合法”、从秘密到公开、从附庸到主人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上帝的使者们借商利为补养、以炮舰作后盾、拿不平等条约当护身
符，将扭曲了的沉重十字架，强行插在龙的体躯之上。
与此前相比，最根本、最主要的变化，即中国不再是一个能够独立自主的国家，
它的主权受到列强的破坏。不但“龙颜”的阴晴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对上帝的命运
发挥偌大制约作用，而且在上帝的使者面前，“真龙天子”已经失却了自主颜面阴
晴的权力，反而要看人家的脸色行事。不管情不情愿，也得向臣民们喊出对上帝敞
门迎讶的号令；让钦差代自己在含有服从上帝款项的条约上画押。当时有的外国人
士即直言不讳地指出，此番西人传教中国，是“取之以力，聚国兵于城下，书之约
为专条，而中国莫敢谁何”。＇注＇
逐渐突破
让洋教士们欣喜若狂的《南京条约》，似乎也有一点令其遗憾的地方，那就是
“对传教一事只字不提，英国人关心的只是通商”
不过，这一“缺憾”很快为效尤英国接踵而来的别国所弥补。道光二十四年
（1844年）美国和法国分别胁迫清政府签订《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两约都
规定外国人可以在通商五口（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建造教堂。这是列
强在横亘百余年的禁教壁垒上，打开的第一个“合法”突破口。《望厦条约》签订
之后，直接参与其事的美国新教教士伯驾（Peter Parker）曾得意地说，美国几乎
得到了它所要求的一切，其中一项重要成就，就是准许在通商口岸建立医院和教堂。
列强的胃口可不是这么容易满足，《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还只是规定外
国可以在五口建造教堂，并没有规定可以在这些地方自由传教，更没有规定可以到
内地建堂和自由传教。列强当然不会就此罢休。条约墨迹未干，法国就出面勒逼清
廷明令解除教禁，清廷被迫应允。对方得寸进尺，又进而要求发还禁教年间封禁的
天主堂旧址。清帝被迫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初发布上谕，宣明：天主教系劝
人为善，与别项邪教迦不相同，业已准免查禁；以前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已改为
庙宇民居者，如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
这使得在华的洋教士们更舒了一口气。不过，这时清帝的上谕中还作了相当的
保留，声明仍不准外国人赴内地传教。
门户全面洞开
中国内地门户向上帝方面全面洞开，是列强通过英法联军之役摆得的权益。
咸丰八年（1858年），在侵略者的炮口之下，惊慌失措的清政府被迫分别与俄、
美、英、法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其中都对传教事项作有规定。虽文字措词不尽
一样，但大旨略同：基督教以劝人行善为本，得在中国内地自由传习，对此中国官
方予以保护，不得苛待禁阻。及至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俄等国又分别强迫
清政府订立《北京条约》，除了重申《天津条约》中有关教务方面的规定外，法国
在条约的中文本中还私自添上了“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
字句（这在条约法文本中是没有的），并且还强迫清政府同意将给还教堂旧址的内
容写进条约中。所以，中法《北京条约》中文本里关于传教的条文，代表了到此时
为止，列强在该方面攫得的最大“合法”权益。条文规定：
即晓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
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之天主
堂、学堂、坟茔、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
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注＇
至此，中国禁教的法律屏障就已荡然无存，从边疆到内地都向上帝的使者们敞
开门户。教方将此视为莫大的胜利，并狂妄地号召说，一切早已在中国的传教士和
各自国内的差会，如果不占领中国这块土地，不在其18省的每一个中心取得永久的
立足之地，那将是有罪的！
于是，已经在华的传教士，放心舒气地公开活动。列强各国各宗各派的教会，
争先恐后地派遣出一批又一批的“增援部队”，传教士们纷至沓来。他们决心要
“在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设立光辉的十字架”。这是他们多年的梦想，如今，
中国的门户已经全面洞开，梦想实现就指日可待了。
在商旗之下
对华传教与殖民事业的联系虽然不是自鸦片战争才开始，但从以前利玛窦辈的
直接动机和实际行为看，他们多是虔诚的布道者，主要卧的是为传布福音，并充当
文化使者的角色。从其福音事业的客观社会效用看，也基本上没有超出文化交流的
范畴。
自鸦片战争前后，情况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传教士所充当的实际角色，由单一
变为多重，除了“教”而外，亦“商”。亦“军”、亦“政”。
言其亦商，是指传教士和致力于殖民掠夺的商人相联结。此期来华活动的传教
士，不再仅靠教会组织，而且直接得到商人的资助和供养，他们甚至亲自参与商务
活动。
新教进入中国大陆的第一人马礼逊，就是以澳门东印度公司翻译为公开身分支
薪的，他在给教会的报告中曾说到，这样可以有固定的收入，以减轻差会的负担。
美国对华传教工作一开始，就受到本国商人的大力支持。在广州经营进出口贸
易的同孚洋行老板奥立芬（D．W．C．Olyphant）的主动倡议下，直接促使了差会向
中国派遣教士的行动。第一个入华的美国新教教士稗治文（E．C．Bridgman）的生
活费，全由奥立芬负担，甚至还为他专门雇有仆人。裨治文主编的大型英文刊物
《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也由奥立芬承担出版的亏损，并免费
专拨一座楼房作为编印场所。
商界如此热心慷慨地以财力支持传教士，传教士也当有所回报。德国新教教士
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又译郭士立），曾为东印度公司和鸦片商们卖力地搜
集、提供经济情报，协助走私。他曾帮一个鸦片商到福建泉州走私，一次就净赚价
值达53000英镑的银元。
传教士与商人的密切合作，使其在总体上互补互促，相得益彰，“商战”、
“教战”，声威并壮。传教士认为：“必须派遣传教士到中华帝国，进入每一处可
以进得去的地方，包括中国沿海的每一个可以通商的市场。海岸必须侵入，海港必
须进去，这是因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受着大无畏的商业精神所驱使。这一条通路
必须搜寻出来，每一个可以据守的阵地必须占领。”＇注＇
商界的代言者则大声疾呼：“从商务的观点来看，传教工作为我们对华商务的
发展，是大为有利的……当记住：我们的商旗是紧跟着十字架的旗号的，谁打击那
高举十字架的手，必然损伤我们商旗的利益。”＇注＇
一方面是一大无畏的商业精神”对十字架的推动；一方面是十字架对商旗的引
导。这种两相维系，从西方殖民侵略的全局来看固然行之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