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与上帝-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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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与上帝》
作者：董丛林【完结】
内容提要
“龙”，中国及其传统文化的象征；“上帝”，基督教认定的宇宙唯一真神。“上帝”自从千佘年前辗转东来，就与“龙”开始接触、冲突、融合的过程。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随着坚船利炮而来，更在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发生重要影响。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冲突的根源何在？中国近代层出不穷的教案说明什么？ 本书生动具体地描绘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命运，从政治与文化的角度，对 “龙”与“上帝”的关系作出深入细致的分析，旨在从不同文化的冲突、碰撞中，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比较不同文化的差别，从而深刻地把握中国文化的内涵。
作者序
作者序
北京三联书店和台湾锦绣文化企业合作编辑出版《中华文库》，实在是海峡两
岸学界的一大盛事。笔者热切向往，不揣浅陋地以求一试。至为荣幸，在编辑诸君
的热诚关照和指导下，书稿竟得以比较顺利地完成，并很快问世，激动之情自不待
言。
笔者对本书课题发生兴趣并积累素材已有好几个年头。在大陆学界“文化热”
方兴未艾的时日里，笔者的注意力也曾被该“热”所吸引，庞杂地涉猎了有关方面
的一些文章和书籍。但掩卷思来，对“文化”问题的复杂性颇感困惑，觉得根据自
己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史学工作者的条件，要想悟出一点道理，获得一点切实心得，
与其在大面上浮光掠影，不如选择一点定向地掘进。经过认真思考，便确定了由本
书内容反映出的这样一个侧重方向，平时多留意于此。
本书的选题便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提出的，旨在依傍广阔的历史背景，通过对
具体史事的考察，揭示从唐初到清末期间中国文化、中国社会与基督教的关系状况，
探究其规律性，总结经验教训。所取视角，既不同于基督教在华传布史，也不同于
中国反洋教抗争史，自有其新颖独特之处。至于内容的基本思路，另在《引言》当
中陈述。
本书的写作当中，力求融会时代感，注意从时代的制高点来鸟瞰和回顾历史，
以现代意识来诠释和介绍传统文化。这样，对中国传统文化所持的基本态度，必然
是哲学意义上的“扬弃”，即肯定其积极因素而否定其消极成份，民族虚无主义和
“全盘国粹”的极端当然都不可取。尊重历史，力防偏见，实事求是，是本书所着
意遵循的原则，努力做到言之有据、持之有故，决不敢随兴所至，任意铺张。
对于一部著述来说。内容固然是灵魂所在，但形式也决非无关紧要。《文库》
要求各书从标题设计到行文风格都尽量有所创新，注意情趣，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
中获得知识和启示，这也是很有见地的。笔者极表赞同并着力遵从、窃以为历史学
术也不应该是象牙塔内的禁物，适当活泼的形式不但不会影响学术观点的表达，而
且更能扩大传播范围、增强社会效果。
尽管笔者确实用了一番功夫，费了一番斟酌，劳碌之后难免有一点敝帚自珍和
“得失寸心知”的情愫，但决不至刚愎自“用，深知立意并不等于实效，即使有些
想法可取，困于水平在实际上未必做好。幸运的是毕竟获得了一个求教于广大读者
的宝贵机会，笔者热切地期待着获得指教。对于作者来说，读者就是明察秋毫的上
帝。
为使本书问世，出版社的林言椒先生、黄台香女士给予了热情关怀和指导。从
选题、拟订提纲、初稿写作到修改润色的各个环节，潘振平先生更是花费了大量心
血，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具体帮助。张林娜女士也付出了辛劳。笔者的业师苑书义教
授，一直关心和指导着本书的写作。没有师长们的提携，便不可能有本书的问世。
在此，谨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董丛林 1991年4月于石家庄
雾中寻楼台
引言 雾中寻楼台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这是宋人秦观的名句。其苍茫的意境，极富文学的
美感，也颇具哲理的韵味。如果我们别作一番更开阔的联想，则发现：从历史到现
实，从自然到社会，悠悠岁月，大千世界，正有多少扑朔迷离的现象，恰似月笼雾
罩，吸引人们去寻觅、探索。就说“龙”与“上帝”吧。
龙的人工形象是我们所习见和熟识的，然而，生物起源、进化的历史证明，地
球上从未有过这样一种动物存在。那么，龙的形象究竟缘何而成？时至今日仍是学
者们打不清的笔墨战：或说是鳄鱼等动物的神化；或持论乃马头、鹿角、蛇身、鸡
爪等生命部件的组装；或推测源于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图腾形象；或断言就是雷电
之神，得名于雷声之“丰隆”……真乃众说纷坛，莫衷一是，但无论如何，这个虚
构之物已牢不可破地成为华夏民族的象征，神州古国的象征，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
象征。
象征意义并不等于宗教崇拜，并不等于诉诸虚幻，而只是一种标识符号。龙之
于中国，决不具有基督教世界上帝那样的地位和身分。以儒家文化为主脉的中国传
统文化，其根本特征是伦理中心主义，突出而直接地讲求人与人之间现实存在的关
系规范，特别强调道德的约束和教化。中华古国历朝历代的“真龙天子”，除极个
别的特例之外，都以所谓德治教化作为治国的根本方针，宗教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没
有独立的席位。历史的传统造成华夏民族与宗教王国之间的相对疏远和隔膜。
这种相对疏远和隔膜不等于绝缘。事实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种文化，
绝不可能与宗教绝缘。龙的国度也不会例外。且不论到它的“童年梦幻期”去追根
寻源，就从其成熟的传统文化的形成看，便是经历了儒、佛、道三家合流的一个过
程。其中儒乃儒学，佛是佛教，道则包括道家学术和道教两种成分。可见，中国传
统文化当中也融进了宗教因素。
在有些人看来事情尚不止如此，他们坚持把“儒”也视为“儒教”。从古到今，
从中到外，都不乏持此论者。近年甚至有西方学者将儒家文化认定为世界上的“第
三大宗教”，以“哲人型”概括其基本特征，与西方“先知型”和印度“神秘型”
宗教相并列。儒家文化究竟是“学”是“教”？双方论者各有所见，各执其理。依
笔者愚见，漫道是原本之儒，即使被宗教浸润了的“新儒”，沦肌泱髓的也还是人
本之学，而非神本之教。此乃制约龙与上帝关系的一个关键。
上帝作为基督教所认定的宇宙间的独一真神，随着科学的发展，其存在似乎受
到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当今之世，蛋白质的人工合成和试管婴儿的诞生不再是最新
奇迹；天文望远镜已把人类的视野扩及上百亿光年之遥；地球、太阳乃至众多星体
形成的履历也逐渐脱出混沌；地球人不但可以在太空飞行中一览故乡这颗独闪蓝光
的小星，而且健足早就踏破了月宫的千古独寂；从基本粒子到夸克模型使所知的微
观世界可望微而再微；超级电脑的运算次数已达每秒几十亿乃至上百亿……总之，
从自然界到人体本身，从宏观到微观，从理论到应用，科学的强光似乎足以消泯上
帝创世、造人、主宰万物的神话幻影，使其信徒们愧赧地向无神论者的行列靠拢。
然而现实是，世界上平均不到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是上帝的信徒，其中甚至不
乏在揭破一个又一个重大自然奥秘方面独具慧眼的顶尖人物。如果再加上伊斯兰教、
佛教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宗教，信仰者的人数大约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远
超过非宗教信仰者。不可思议的宗教境界！冥冥之中，上帝对西方国家乃至全世界
历史的影响，是那样真切而醒目。
以对上帝的信仰为核心凝聚成的基督教神学文化体系，在中世纪的漫长岁月里，
是西方世界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深深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教育渗透了
它的性质；科学充当着它的婢女；政治和法律也成为它的分支……总之，基督教神
学在当时的西方社会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威。
固然，人文主义的理性觉醒是西方从中世纪过渡到近代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社会与基督教文化的完全对立，事实上，基督教文化也在一定程
度上充当着孕育理性精神的摇篮；也不意味着对基督教神学的全面否定，而只要求
对其进行适当改造。基督教文化不但没有因此而中断，反而随之获得“时代更新”，
更增强了它走向世界的力量。显然，“上帝”也在因时而变。但无论如何变化，一
方面始终保持着其基本的文化特质；一方面也总是具有一定的政治品格。
龙与上帝都自有其神秘之处，对二者分别进行探赜索隐不是本书的任务。本书
的宗旨在考察二者之间的关系史，时间断限是从唐代双方遇合开始到清末。悠悠干
余年间，龙与上帝几度即离，几多悲欢，既斥又吸，有打有和，千头万绪，复杂的
事局也如同雾中楼台，月下津渡。
在笔者看来，龙与上帝的关系史中，始终贯穿着两条基本线索，一条是文化关
系的线索，一条是政治关系的线索。二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绞合，故对其既不应混
一又不能割裂。否则，对事局便难以把握肯綮，摸清真象。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这两条线索地位和作用的主次是不一样的。以鸦片战争为界标，前后呈明显差
异。
本书即循此两条线索，分鸦片战争前后两大阶段，对龙与上帝的关系史进行具
体考察。不拟从纯学理上进行两种文化的比较，但着重于文化视野，特别注意从异
质文化的撞击中透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第一朵浪花
第一章 第一朵浪花
耶稣诞生六百多年以后，他的一批并非嫡传的门徒来到了中国。不过，
他们的身分，又过了将近一千年才为世人理解。
从大秦景教碑说起
如果说，龙与上帝的关系史像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那么，它的第一朵浪花发
端于何时何地？对此有多种说法，但至今仍保持最权威证者身分的，是一方名叫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通常简称“大秦景教碑”）的石刻。所谓“大秦”，即
东罗马帝国；“大秦景教”，乃基督教的一个支派。大秦景教碑提供了基督教起码
在唐代即传来中国的确凿证据。
此碑诞生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年），湮没于地下达数百年之久，到明天启三
年（1623年），才因偶然的机遇，在陕西省出土，重见天日，现藏陕西省博物馆。
碑高2。36米，宽0。86米，厚0。25米，上端镌有十字架图案和碑名，碑身上刻有1780
个汉宇的碑文，碑底和两侧是古叙利亚文的70多位景教士的名录。这方碑碣犹如一
个饱经沧桑的耆老，向人们宣示珍贵的史实。
备受皇家礼遇
古碑告诉我们：唐朝贞观九年（635年），“大秦国”一位名叫阿罗本（Alope
n）的景教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都城氏安，被唐迁“宾迎入内”，留在皇宫书殿里
翻译经文、太宗李世民披阅其译经之后，“深知正真，特令传授”。贞观十二年
（638年）七月诏曰：“阿罗本远将经像，来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济物
利人，宜行天下。”遂命在京师义宁坊造大秦寺（初称“波斯寺”，即景教教堂）
一所，置教士对人。不久又让人将自己的肖像画于寺壁，以示光宠，故有“天姿泛
彩，英朗景门”之誉。
高宗李治，对景门恩泽愈加，不但仍崇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而且在诸州
遍置景寺，一时间出现了所谓“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的盛
况。
武则天执政期间和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初年，景门虽曾遭到过佛、道两家的攻汗，
但因景教士们能干方百计地取悦皇室，使其教维持了下来，并很快时来运转。玄宗
虽说迷恋杨贵妃到了不早朝的地步，但尚有心思关照景门，曾派遣他的一兄四弟亲
临景寺，建立坛场，并将皇家五代祖宗的画像陈列寺中，又诏令景教士十多人在兴
庆宫诵经习教。
其后，在安史之乱中只做了五、六年皇帝的肃宗李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