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的平安夜-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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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是在筑防卫墙时被塞进去的——而战场上的双方都认为这一切是很正常的。
　　不仅仅是恩斯特·云格尔那样的作者，还有像托马斯·曼那样的文学家，他们开始也被民族主义病毒所感染，后来在战争过程中才慢慢不再发烧、不再说胡话或写胡话了。托马斯·曼曾在写给抒情诗人理查德·德默尔的一封信中，像一个在1914年8月突然醒悟到要说话的业余作者那样，对发生的事件作了解释、赞扬和深化。总而言之，在战争中，这是一个作家的神圣职责。他和许多其他文学家——格哈德·豪普特曼、赖纳·玛丽亚·里尔克、胡戈·冯·霍夫曼斯塔尔——作为歌德和席勒的后代而对民族的精神和道德建设负有责任，并表示出尚武精神。于是他们成了家乡后方部队的一部分，在推动战争并宽容战争带来的后果。　
　　　　　　　　　　　　　　　　　　
死亡诗人（3）
　　他们年纪太大，不必亲自到前线去打仗，打仗的事情由年轻人来解决，由他们去作出牺牲。在《基督和士兵》中，沙逊让一个士兵去问耶稣基督在战争中站在哪一边。他没有得到答案，但至少诗人毫不怀疑，耶稣站在双方刚死去者的家庭一边。
　　适龄艺术家们并不怀疑战争的意义，他们虔诚地走上战场。作为志愿兵的有：画家奥斯卡·科科施卡、弗朗茨·马克、奥托·迪克斯和马克斯·贝克曼；戏剧评论家阿尔弗雷德·克尔；诗人克拉邦德（即阿尔弗雷德·亨施克）、赫尔曼·黑塞和格奥尔格·特拉克尔。马克斯·斯莱福格斯甚至成为战地画家，他觉得待在前线可以丰富艺术生活。1914年圣诞节以前有首批表现主义艺术家丧生。
　　敌人清早开枪，
　　我便披挂上阵，
　　火力在头盔和皮带上方穿过，
　　前进，向前看，流血厮杀，
　　抓紧缰绳。
　　也许傍晚时分
　　我们以胜利者进军。
　　也许任何地方
　　在尸体间挺直身子……
　　写这首诗的恩斯特·施塔德勒傍晚时分真的挺直身子躺在了尸体间，他于1914年10月30日在伊珀尔附近的赞德福特阵亡。只是，他作为一个德国人而死，而他短暂的一生却是一个欧洲人的一生。他在斯特拉斯堡长大，在那儿念大学，学的是日耳曼学和罗马语语言文学，后获剑桥大学塞西尔…罗兹基金会颁发的奖学金，并在那里完成大学执教资格论文《论威兰的莎士比亚戏剧翻译》。接着在布鲁塞尔大学当讲师，1913年被聘任多伦多大学教授，施塔德勒在那里的任教工作应于1914年9月开始。
　　然而战争先于这一时间爆发。
　　其他人保持着沉默，不仅仅是因为在德国有严格的检查机构而不被发表，他们也以沉默表达抗议，学卡尔·克劳斯的做法，他几乎有9个月没有再出版他的《火炬》。在名单上列着真正的歌德和席勒式传统的反战主义者：约翰内斯·R·贝歇尔、安妮特·科尔布、里卡达·胡赫、阿图尔·施尼茨勒、莱昂哈德·弗兰克和亨利希·曼。
　　1915年圣诞节前不久的普通一天，那些威风凛凛的笔杆子士兵也变得沉默了。本来就是难以描述的恐怖事情变得不能再描述了，现在只有那些顽固的、不听劝说的人还在写。他们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读者，因为报纸和杂志有幸在“战争诗”这一栏目中发表洋洋大篇的文章给人民、给祖国、给德皇看，发表一些反对法国和英国的空话连篇的辩论——如果从这样的思维财富中产生一首诗，那最受编辑的欢迎了，因为这是更高尚的德意志文化的证明。比如赫尔曼·祖德曼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将一首短诗投到《柏林日报》的栏目中：
　　我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有鹿角的人！
　　人人晋封了骑士！
　　准备吃苦受难，准备去死，
　　如果祖国要我们这样做。
　　其中有不少措辞不当和空洞言词，如“钢铁般的云雀军团”、“德意志本性的再生”、“青年的巨大觉醒”、一次“强加于人民的、为了生存的大战”、渴望一个“更深、更黑暗、更炽热的世界”、希望清洗“颓废和粗野”等等。如果有人因检查而受到局限，却在一本平时不受人注意的艺术杂志里找到一个可以讲反面话的缺口，从而公开表示自己是一个没有祖国的小伙子，和德国人民坚决忠于祖国的气氛和态度不一致，那就要受惩罚，不是被送到前线打仗，就是判监禁，或者成为被关进精神病院中的许许多多人中的一个。
　　阿诺尔德·非特·冯·戈尔森瑙曾在最前线当过中尉，这个贵族伤愈后回来了，他以纪实小说的形式用不算过分的激情写成真实报告，反面角色用假名代替，大战结束后10年才出版。路德维希·雷恩的《战争》销售数达16万册，被译成10种语言。因此，冯·戈尔森瑙（化名雷恩）跟和平主义者恩斯特·弗里德里希和埃里希·马里亚·雷马克一样，被纳粹列在黑名单的最上面，他于1936年流亡国外。　
　　　　　　　　　　　　　　　　　　
《战争中的平安夜》第三章
战争在继续（1）
　　“向往死在战场”曾经把一代人推上佛兰德战场和法国战场，用今天的观点看，纳粹是一种由盲目的民族主义、青春期的渴望冒险以及基督教基要主义拼成的可笑的大杂烩。但在当时，这种不易消化的大杂烩是符合时代精神的，它不仅仅充斥在德意志帝国。喊着十字军东征式口号，年轻的男子像以前的骑士那样奔赴好人打坏人的战场。于是一次“圣战”打了起来，因为这是“自由人的战斗，是从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解放出来的战斗。”维克多·博施说。这位法国人不是右派民族主义者，不是反动的天主教徒，他自己坦白地说是无神论者，他是共济会成员并积极参与人权协会的工作。
　　坏人们待在后方，在各自的首都统治着参战国家。他们待在这个国家的首都或那个国家的首都，不管待在哪里，他们都远离无人区。那儿，在前线，幻想在战火中死亡，口号沉没在泥浆里，英雄主义的美梦在铁丝网上告终。能够经受无法形容的一切而存活下来的人，他们往往丧失了语言，沮丧让他们沉默。偶尔回家探亲，跟留在家里的人已不能再作正常的沟通。开战后没有几个月，他们经历的世界就大不一样了。
　　罗伯特·格拉弗尔在战后问到这种缄默的原因，他只得到了一个十分简单的解释：“这正是不正常之处，士兵们回家探亲，就6天时间吧，他们并不感到高兴。想到要跟那些根本就不知道前线发生了什么的人待在一起，他们觉得很可怕。无法对这些人解释，没法向他们描述前线的炮火声，这种声音从不停歇，没有一刻停歇。”因此，即使在家里或者在佛兰德的圣诞节，哪怕很安静，他们的头脑里也会响起这种声音。正如埃德蒙德·布伦登所说的，前线永远也不是心脏不好的士兵待的地方。
　　倒是战场上的敌我双方有着共同的语言，圣诞节期间忧伤的心情促使他们互相理解。“我们的士兵其实跟德国人没有什么冲突。”萨福克郡兵团的W·N·尼科尔森上校证实说。反过来倒要操心一下，前线的士兵们可不能相处得太友好了，当然打仗时在炽烈的战火中是不会的。敌方也有一个高级军官看到了这种危险性。他用十分流利的德语说：“有时几天以后，双方岗哨间的敌意就减退了，他们甚至会交谈起来。我们现在面对如此狡猾的敌人，这种风气不能蔓延。在射程内发现的每一个敌人，岗哨都必须对他开枪。”
　　然而就算是根据现实情况，双方的敌意在减弱——为什么不能将小和平变成大和平呢？仅仅在西线，残杀不是已经夺走了50万人的生命吗？遵守纪律的英国士兵不是早就理解了他们将军的战术——让他们排好队前进，这不是等于大规模的自杀吗？不是连那些勇敢的法国兵也早就充满了恐惧，感到不可避免的死亡就在眼前吗？不是连嗜战的敌国士兵也早就在咒骂他们离开安全的家乡的那一天了吗？泥浆、潮湿和寒冷不是真正的敌人吗？不是大家共同的敌人吗？
　　只有士兵们能成功地将停战维持好几天，就像索姆河畔战役后的停战那样，只有当所有的军队都像西线部队那样行动，那么所有参战国的政治家才会被逼得“走投无路”而缔结和平。斯坦利·温特劳布补充说，1914年没有真正实现持久的和平，原因是作为持久和平的结果，各国的政权就要被推翻，而这一点他们当然很清楚。不过他基本上同意英国军官尼科尔森的话：“以后，在战争中，等到再死几百万人以后，结果会完全不一样的。”
　　这一点好像战争的指挥者们也意识到了，德国的、英国的和法国的部队统帅们不仅向前线的军官下达指示，在第二个战争年代的圣诞节该如何举措，并要求作执行汇报。如果1915年重新开展友好联谊活动的话，要追究每一个人的责任。每一个排长、每一个连长、每一个兵团指挥官都有责任制止任何微小的友好活动企图。降级和不再晋升是最轻的处罚。他们随时都有其他手段，最后还有军事法庭以及严厉处罚直至判刑等特殊威胁。　
　　　　　　　　　　　　　　　　　　
战争在继续（2）
　　如此严厉的威胁致命性有多大，战后历史学家们都给予了证实。法国和英国在西线以害怕敌人而判处了几百名士兵，按紧急状态法处决——而搞友好联谊活动完全可以解释为害怕敌人。德国在1914和1918年之间共对50名士兵执行死刑，比利时13名。
　　在比利时士兵中没有更多的人被判死刑，应感谢他们的国王阿尔贝一世。这个聪明的国王认为，让别人去流血是一种病态。他和其他所有的总司令就是不一样，那些人恰恰相反，他们认为那样做是履行职责。他真的和别人不一样，所以当时协约国在背后蔑视他为胆小鬼。但他无所谓，因而颇受士兵们的爱戴，因为他没有让他们去白白送死，他至今受到人民的尊敬。
　　那些赞同战争的军官被上面的威胁所吓唬，于是让他们的部下接受和服从命令，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年前也参与过和平活动、和敌人握过手，但现在成了上面的帮凶。这种行为在下一次世界大战中被称为“命令危急状态”。因此1945年以后，受指控的德军杀人犯上诉，认为他们并没有对人类犯罪，他们只是按上面的命令办事。
　　历史学家们却认为，不能将大战与按命令屠杀人民相比，但大部分历史学家，包括约翰·基根觉得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只有几天时间的圣诞节前线停战，在写大战史时不值得专门为此写上几行。
　　用来阻止1914年圣诞奇迹重复出现的军令不是某一方某一上司个人的说辞，它们是所有总参谋部共同下达的严格命令，对和平的害怕使高级将领们联合起来，他们已不相信：在以往12个月内有所上升的敌意在交战的士兵心中仍然比其他任何一种感觉更强烈。他们曾经估计错误，他们大错特错，因为士兵们对可怕的战争之恨大于对可怕的敌人之恨。
　　已经接替陆军元帅弗伦奇职务的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命令，对每一个出现在防卫墙上的德国人，都必须立刻开枪。狙击手和机枪手在圣诞节必须处于高级戒备状态，凡是用语言或手势与敌人联系的士兵必须受到严厉惩罚。大部分人都严格执行他的命令。
　　戈登·巴伯少尉自豪地宣告，在他的战区没有一点点想搞停战及和平的企图。他部队右边的法国人整夜都在唱歌。在他的报告中被称为蛮子的德国人同样很坚定，他们在无人区花了3分钟时间短暂地见了面，但只是通过握手互祝圣诞快乐。接着可以听到熟悉的声音，排射一个接着一个。“跟平时一样的一天，只有一个例外，吃饭时我们有朗姆酒和葡萄干布丁。”
　　埃里希·法尔肯海因认为他说的字字都是很严肃的，是不容怀疑的：每一个离开战壕岗位朝敌人方向走去的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应立即被射死。法尔肯海因似乎也要求部下，如果有和平使者来，从背后将他打死。任何与对方的接近都被看成投敌行为，梅济耶尔的德军最高统帅针对这样的行为也有恰当的对策：瞄准了打。
　　这些命令不仅可以在德意志帝国的报纸上报道，而且是应该报道的。但是不可避免的是需要解释一下，下达这些严格命令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样一解释便让所有读者都知道，1914年圣诞节发生了闻所未闻的事情。有人为发生在战壕里的奇迹起了一个贬义的名字“战壕里的友谊”（《慕尼黑日报》1915年1月13日），这样的友谊被作为违反战争纪律而遭到公开严厉的谴责。有人如果“企图”和敌人接近或支持这种“企图”，显然是对严峻形势的判断错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