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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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阅历，大概还是有关系的吧。说到底，这是一部书斋小说，与一些现实类的政治小说相比，《新宋》第一卷的厚重感未免在这里削弱了。若要说《新宋》的缺失，则是正在此中。它消减了历史的残酷性和复杂性，也淡化了深刻的悲剧性，缺乏一个古老民族的苍凉感。它太理想化了。
未来
由于有了石越，宋朝将会怎样发展？靖康之耻可以避免吗？中国以后会怎样？还会有蒙古帝国吗？西方世界又会怎样进化？中国会领导一种始于11世纪的崭新全球化进程吗？阅读过程中，读者会不时产生着这样的期待。
我读此书的时候，在看到作者写道，辽国上下翻译并学习石越的《三代之治》等书，我于是设想辽国会否由此强于宋朝？最终，是辽国实现了中国的大一统？但这可能是刘慈欣这样的人才会去写的吧。
对于未来，其实石越本人也很无奈。他知道这样做，是在冒险。比如，他并不知道蝴蝶效应的影响下，熙宁七年的旱灾，会不会如期而至，根本是未知之数，若是不来，在掀起轩然大波的情况下，他的政治生命就不用说了，就算是他的小命，哪怕宋廷有“不杀士大夫”的祖宗之法，只怕也保不住他。
所以，生存是第一位的，因此，《新宋》的欲言又止，或许还在于，幻想是被小心地控制着。如作者说，“不要过分地游离于历史之外。以至于我有时候也会郁闷，我为什么不让赵顼拥有现代人的知识，而要选一个石越去白手成名？我为什么不能放任的科技的爆炸，偏偏要小心谨慎的把一切技术，控制在手工业时代？”在作者看来，白水潭书院的历史任务，也仅仅是“百川汇海”，而非“取而代之”。也只能这样了。
我设想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石越返回的朝代，是徽宗时期呢？如果石越不得不与秦桧的共事呢？或者，是在史弥远的手下呢？则处理起来的难度或许更大一些吧？或者我们这样设想，石越不是从21世纪初出发，而是从20世纪20年代出发呢？甚至，是从20世纪60年代出发呢？如果换了另一个人，而不是石越，这个人更有野心，他干脆就篡皇帝位子了呢？像石越这样的君子，在现实中其实不是很少的吗？或者，我们更需要一个能够推翻神宗的现代人，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在那个一人说了算的时代。但作者都没有这么选择，他只是站在他个人的窗口前，去看待那段历史。
这使一切重新回到了不确定性上面。很多人自称看透了现实，看破了红尘，但小说这种文字，却还能为这个似乎不再有悬念的世界，提供一些看不透的、不可捉摸的东西。它也为我们的后世，保有了更多的幻想的可能。这就足以使文学继续生存下去了。因此，小说就是小说，所以，最好还是不要把《新宋》想成了一个迷宫。它其实是文人的一场智力游戏，谁都可以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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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罪的眼睛——论《新宋》中的历史
（袁景文）
在何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新宋》书写历史？
在拘泥于把小说看成对一个故事的记录的人来说，这个问题本身是滑稽可笑的，一部并不描写历史的小说如何可能和历史有关呢？对一篇幻想小说来说，问题自然在于幻想。但是小说并不就是小说的内容。如果我们抛开把小说看成一个对虚拟内容的“客观记录”的陈腐的见解，不再把阅读和写作中的活生生的精神体验缩减为小说的内容本身，我们就更应该关注的历史在小说中是如何被关注的，关注历史之为历史的历史性以及这种历史性在小说中的展开，关注我们如何把捉自己在阅读体验中投向历史的眼光。问题不在于一个内容出现不出现在小说中，而是它怎样出现在小说中，怎样在这样的出现中无声的呼唤。
十九世纪的小说家曾经以一种非凡的英雄气概把小说当作人性的科学来写作，伟大的巴尔扎克更是把小说作为当代风俗史来书写。他以一种连法布尔也会佩服的尽头把人的各种激情放到他的显微镜下来细细观察，分辨社会环境造成的不同形式的人，分类，记录，并且思考在其中展开的真理。真理！多么伟大的词啊！我们已经不在有这样的勇气了。对于我们来说，精神与科学的内容已经消失殆尽，而剩下的，只有娱乐而已了。
娱乐——这就是今天几乎一切小说的主题，尤其是网络小说。无庸讳言，新宋也是作为网络小说出现的，这个欢快的潘神把他的山羊犄角和胡子给了他所有的儿子。他们把所看到的一切东西都变成一场游戏，带着那种多少是有点肆无忌惮的眼神去看能看到的一切。在架空历史小说这里，历史不再是供奉在历史学家神龛中的偶像，而是在一种亲昵的眼光中被打量，被把玩的，他们拎着他的耳朵和他嬉戏玩耍，捉弄这个老实的孩子，并对他窘的发红的脸哈哈大笑。在架空历史的各种小说中，这种把玩本身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意趣所在。
说真正的历史在这里消隐了，这自然是正确的；但我们同样可以说，一种对历史的意识却在这里悄然诞生了，不管它多么粗糙，它所看到的东西多么贫乏，多么错误，但是在这些对历史的打量的目光中，历史本身成为对象。在这些狎昵的把玩中，历史不是作为无动于衷的对象，而是作为关心的目标，作为一种我们投身于其中的洪流本身而运作的。就它成为了小说的第一主题来说，架空历史小说正是历史小说，是历史小说的颠倒了的形式，是它的头足倒立的存在方式，是一种从反面进入的，贫乏形式的历史小说。希腊人把掌管历史的克里娥当作九个谬斯之一，诗歌女神的姐妹——这和我们琐碎的历史学家们是多么的不同啊——那么架空历史大约就算是克里娥和潘神的私生子吧，虽然相貌也点丑陋，但毕竟不能否认他的血缘。
在纯粹的娱乐中，我们关心某个人物的命运，我们亲切的把他的经历当成我们自己的，为他的喜怒哀乐所激动。这种经验几乎总是个人的，他的价值永远从世界中退出而返回到自己。即使在一个虚构的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读者也常常只能呼吸到主角身边的空气。虚构的历史无从取得真正历史所应有的那种深邃与悠邈，无法找到和我们血肉相联的感觉。于是，要么回到一种虚拟的金戈铁马的快意，要么回到在时代的洪流中的当下体验。历史宏大的出场，又悄然退场，只留下孤立的个人。但在架空历史中，一切都不同了，在这里，主角与历史同时出场，他注视着它，思考着它，赫拉克勒斯要扭住这头狮子的脖子，要迫使它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行动。无疑这里常常有些令人不快的恣肆，有些白日梦式的癫狂，但这些幻想中的亚历山大的征服总还是富于英雄气概的——虽然一样要加上虚幻的这个修饰语。正是在这里，历史登场，尽管是以一种贫乏的方式登场，他消解了它的庄严肃穆的客观面貌，重新分解成无数人的具体的命运，以这种最切近的方式纠缠在主角的人生中。它被以一种最直接的方式体会和面对，作为可亲可狎之物，作为放荡的狂欢中直接面对的东西而矗立在我们对面。它的一切优点和缺点都正是从这里产生出来的。而新宋的独特之处也正是对此有着清醒的意识。
在小说的作者、读者和主角之间，经常存在着一种隐秘的通感。作者和读者在小说的阅读中的意识都牢牢拴在主角的身上，尤其在架空历史中，这种联结常常是没有距离的。我们是在一种臆想中和主人公一起以一种当下的方式来看历史的，而这种距离感既标志着娱乐小说的历史性——个人性从其中消隐，而历史则浮出水面成为关心的首要目标；也标志着它的历史性的贫乏——历史既分解为个人的活动而成为一种可把捉的东西，又成为一种在它的不可理解的对象性中表现出来的无法理解的东西。我们的作者在一种离奇的对历史总体的观念中陷得有多深，在这里就表现的多么奇怪。历史既是人的活动的总和而是可以认识可以改变的，又是一种离奇的以自己的固有本性运动的不可理解物。所以在这里频繁的出现一种意志的热狂就不奇怪了。唯有一种不可理解的热狂才能和一种不可理解的东西战斗，历史本身在这里表现的越像是热狂的意志的产物，也就越多的脱离开了我们的视野。正如夜晚坐在明亮的屋子里的人隔着玻璃向窗外张望时会发生的那样，屋外既然一片黑暗，那么能看到的也就只有自己的影子了。
对于这些小说，有一类细节正好显示出这种关系，那就是主角在现代的生活。许多小说都说明了主角在现代的下层生活，这一细节并非无关紧要的，而是展示了作者在把主角和自己联系在一起方面的努力。现代的自己和笔下主人公在现代的生活在想象中的合一加深了作者与主角的互相关系，而读者也在阅读这一小说的时候体验这种关系。这正是许多小说的特点。而这几部最出名的架空历史都不同程度地遗忘了这一点，这正显示了小说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不同。
新宋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最为彻底。石越回到古代的过程被略去了，对现代生活的记忆没有了。阿越一开始就把主角和自己断然分开了，并对主角和自己的分离有清楚的意识。而对比书评中有些把主人公和作者混为一谈时发出的抱怨，这一点显得尤为有趣。分离的另外一个结果是阅读的主要兴趣不再寄托在主人公的地位上——这种直接和主角的关系合一的阅读趣味正是娱乐小说的一种天然形式——而更多的寄予时代。虽然由于推动情节的源头的现代意识保存在石越一个人身上使得他仍旧是小说的中心，但石越在改变时代这一问题上的形象却一直是暧昧不清的。这一暧昧不清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一种缺点，相反，这是新宋的巨大优点。这种暧昧来源于对于现代和宋代中国的明显分离的意识和力图楔入的过程。我们姑且不评论小说对政治的认识怎么样，而专注于对于知识与历史关系的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暧昧不明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刻意融入历史的态度和对长远政治目标的有意识的拒绝回答。
这种退步标明了从一种对于历史的当下关系中的抽身而退。这意味着让历史自己展示自己，而不是在幻想中去看我们想看到的东西。这种抽身而退保留了对于历史的楔入——我们仍然跟随着主角进入这个时代，感受这个时代，并以一种投入现实生活的自然兴趣而投身这个时代——自然的兴趣一般来说总是比理智的兴趣强大的，同时又保持了应有距离。我们不是历史的主人，正如我们不是现实世界的主人一样。我们满怀着一种近似童稚的天真无邪的目光去打量它而不带有鄙俗的征服欲望，我们又以一种合理的融入的姿态进入这个世界而意欲对他有所帮助。这就像是在一个导游的带领下的兴致勃勃的游览，好奇又不失节制。所以，知道有一位mm因此对宋史产生兴趣对于我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
另一方面，投入历史的方式本身也同样值得注意。资本主义的诞生一向是几乎所有历史架空的主题，但石越是拒绝回答这个问题的。在随笔中，阿越也对这个问题做了明显的拒绝。因此，小说面对历史与现代的问题只是做了经验的，具体的改变，即使对于观念，也是尽量在分离了现代性的偏见以后来传达的。对于顽固的资本主义论者来说，小说的主角的主要任务就是充当资本主义的先知，在无人的旷野高呼：“资本主义的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改悔。”同时又要充任弥赛亚的形象，用火和圣灵为人施洗，并带给他们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的天国。但新宋也拒绝回答这个问题。阿越明显的经验主义特色使得他拒绝这样的大词。所有的东西，科学、某些政治制度，都不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一个结构，是一个历史的发生的所有因素构成的结构，而阿越做的是要击碎这个结构，从中挑选觉得需要的，融入小说中去。改革的目标是解决具体的危机，一切改革都是目前的改革，而历史的终局归于未知，而石越本人，则作为一个既要带来新的转变，也要保留所有剩下的关于现代的秘密的保存者的新时代与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