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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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并履行自由的所有一般性原则，那末，这种安排对双方来说就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这个方法失败了，如果政府不得不经常借助非常的立法或使它自己的机构非自由化，那情况就十分紧急了。在这种状况下，最为思想解放的民主也等于在维持一种必然会破坏它本身原则的制度。赫伯特·斯宾塞先生评论说，亚述征服者在半浮雕中被描绘成用一根绳子牵着他的俘虏，实际上自己是被那根绳子捆住的。只要他保持权力，他就失去自由。
①梅特涅（1773—1859）：曾任奥地利首相。──译者
关于种族也产生类似的问题，许多人错误地把种族同民族混淆起来了。就有关基本权利而言，自由主义的态度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一考虑到应该保证这些权利的政治力量，问题就产生了。黑人或卡菲尔人在智力上和道德上是否能实行自治或加入一个自治的国家，开普殖民地①的经验倾向于作出肯定的回答。我认为，美国关于黑人的经验作出了一个更令人怀疑的回答。强行扩大白人对黑人的权利也许是毁灭黑人的最好方法。通过灌输个人财产、自由转让土地、自由购买酒类等概念来摧毁部族习俗，也许是剥夺者最便利的方法。在与弱小民族的一切关系中，我们是在一种被不老实地唱高调败坏了的气氛中活动的。如果人们说平等，他们指的是被各种法律所压迫。如果他们说保护，他们指的是对喂肥了的鹅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原则和推论有用，最可靠的办法也许是把目光集中在问题的要素上，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支持任何一种方法，只要这种方法能使“有色”人种摆脱人身暴力，摆脱鞭笞，摆脱剥夺、摆脱烈酒，尤其是，摆脱白人本身。直到白人充分学会管理自己的生活为止，他对黑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是什么事也不要做。在这方面，更建设性的自由主义尚需借以时日。
①开普殖民地：1806年在今南非境内建立的英国殖民地。──译者
8．国际自由
如果不干涉是对于野蛮人最好的东西，那末，许多自由主义者认为它同样也是国际事务中最明智的办法。这个看法以后再谈，这里我只指出三点：1）自由主义的真髓是反对使用武力，武力是一切暴政的基础；2）自由主义的实际需要一是反对武装力量的残暴专横。武装力量不仅可以如同在俄国那样被直接用来侵犯自由，而且如同在西欧那样，军事精神还有更巧妙的办法腐蚀自由制度，侵吞本来可以用来促进文明的公共资源；3）随着世界的日趋自由，使用武力将变得没有意义。如果不是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征服一个民族，发动侵略是没有好处的。
9．政治自由和人民主权
在所有这些权利问题后面，是如何争取和保持权利的问题。是靠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对全社会履行责任吗？这是一般人的回答，它表明自由的总理论与普选权及人民主权学说之间的联系之一。然而，这个回答并不符合问题的全部可能性。人民作为一个整体可能不重视他们的权利，没有能力行使权利。他们可能受促嗾使去征服他人，剥夺富人，或干出任何一种集体暴行或愚行。从普遍自由和社会发展观点看，有限的选举权反倒可能比扩大了的选举权效果更好。甚至在这个国家里，1884年选举权的扩大在几年内使得自由在各方面停止发展，这种说法是言之有理的。人民主权原则建立在什么理论上，在什么限度内有效？它是否是自由和平等总原则的一部分，抑或还包含着其他概念？这些就是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
我们已经非常简单扼要地回顾了自由主义运动的各个主要方面。我们已经指出，第一，自由主义运动是和生活共同发展起来的。它关心的是个人、家庭和国家。它涉及工业、法律、宗教和伦理道德。如篇幅允许的活，不难说明一下它对文学艺术的影响，它同习俗、虚假和保护人的斗争，以及它为自我表现、为真实、为艺术家的灵魂进行的斗争。自由主义是现代世界生活结构的一个贯穿一切的要素。第二，自由主义是一支有效的历史力量。它的任务在任何地方都未完成，但它几乎在每一个地方都获得进展。现代国家，如同我们在除俄国以外的欧洲，在英国殖民地，在北美和南美，以及我们开始在俄帝国以及广阔的亚洲大陆看到的，乃是吸收了自由主义原则而或多或少地改变了的旧的专制社会。第三，关于这些原则本身，我们认识到，自由主义在每一要点上都是一项被其名字充分表示的运动——一项解放人民、扫清障碍、为自发性活动开辟道路的运动。第四，我们看到，在许多情况下，从一个方面看是争取自由的运动，从另一个方面看却是争取平等的运动，两者习惯性结合己成定论。最后，我们看到在无数例子下，自由的精确定义和平等的精确意义依然是模糊不清的，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对此加以探讨。再者，我们主要是从自由主义的早期和比较消极的方面来看待它的。我们把它看作一种在旧社会里活动的力量，通过松开旧社会的结构加诸于人类活动的桎梏来改变旧社会。我们还要问，按照自由主义原则，能形成什么样建设性的社会组织；就是在这一点上，昏由和平等原则具有更充分的意义，并想出办法来应用这些原则。人民主权问题也指出同样的需要。因此，我们余下的工作路线是明确地规定了的。我们必须了解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研究在它们提供的基础上能建立起什么样的组织。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回顾自由主义思想某些明确的历史阶段。我们将了解历代的思想家们如何钻研上面指出的各个问题，局部的解答如何引起更深入的探索。在各种思想的实际运用的指引下，我们将接触自由主义的核心，并将试图把自由主义学说诸要素作为一种建浚性的社会理论形成一个概念。然后我们将把这个概念应用于当代更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这将使我们最终能够估计自由主义作为现代世界一支活的力量的目前的地位以及自由主义的理想化为现实的前景。
第三章 理论的发展
巨大的变革不是由观念单独引起的；但是没有观念就不会发生变革。要冲破习俗的冰霜或挣脱权威的锁链，必须激发人们的热情，但是热情本身是盲目的，它的天地是混乱的。要收到效果，人们必须一致行动，而要一致行动的话，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解和共同的目的。如果碰到一个重大的变革问题，他们必须不仅清楚地意识到他们自己当前的目的，还必须使其他人改变信念，必须沟通同情，把不信服的人争取过来。总之，他们必须表明他们的目的是可能达到的，它是与现制度相容的，或至少是与某种可行的社会生活方式相容的。事实上，他们是被他们精心制作思想观念并最终制定某种社会哲学的需要驱使的，推动他们前进的哲学产生于人类感情的实际需要。那些由抽象思考形成、与人类饥渴的灵魂无关的哲学自始至终是无用的和学究气的。
英国人在理论领域中的确比较胆小和笨拙，所以自由主义运动在英国往往想办法屏弃各种笼统的原则、在自由主义运动早期，其形式是比较稳健的，它假借宪政的名义来谋求达到它的目的。针对斯图亚特王朝的要求，既有一个哲学的论据，也有一个历史的例证，早期的议会领袖更多地依靠先例而不依靠原则。这个方法体现在辉格党的传统中，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自由主义者制订行动纲领的要素之一。这可以说是自由主义中的保守主义成分，有助于抵抗侵犯，有助于获得持续的发展。事实上，在改变了的环境下维持旧秩序等于引起一场革命。17世纪的情况就是如此。皮姆①及其追随者们能够在我们的宪法史中为他们的论点找到正当理由，但是要这样做的话，他们必须对斯图亚特王朝和都铎王朝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而在1640年运用14和15世纪的各项原则，实际上就是发动一场革命。在当代，维护下院的权利，反对上院，从表面上看，是坚持老的宪法权利，但是要在使下院成为整个国家的代表的新环境下这样做，实际上就是破天荒第一次在牢固的基础上建立民主，而这又是实行一场革命。
①皮姆（1583—1643）：英格兰政治家。──译者
现在，那些实行一场革命的人必须了解他们是否在领导世界。他们需要有一种社会理论——事实上，比较彻底的运动的鼓吹者总是有这样一种理论；尽管如我们已指出的，理论来自他们感觉到的实际需要，故而容易赋予仅仅有暂时性价值的思想以永恒真理的性质，但并不因此而被当做不太重要而弃之不顾。理论一旦形成，就对其拥护者产生作用，为他们的工作指示方向，加强团结。它反过来又成为一支真正的历史性力量，其凝聚性和恰当性的程度不只是学术上感兴趣的问题，而且也是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再者，理解一场运动的进程，通过了解其思想家和政治家所抱有的一系列观点，要比通过研究各种迂遇曲折的政治事件以及繁复纷坛的党争来了解明白容易得多。观点自然会影响处理问题的方法，无论是纯理论的问题还是实际的问题。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观点是一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各种不同的甚至互相冲突的思想和政策组合起来，显示出它们内在的相似之处。因此，我们现在要求探讨一下自由主义运动所持的各种主要观点，并且把争取自由的热情力求在其中表达的各种主要理论加以区别。
第一种理论我们称之为自然秩序理论。
早期的自由主义必须对付教会和国家的极权统治。它必须为人身自由、公民自由及经济自由辩护，在这样做的时候，它立足于人的权利，同时因为它必须是建设性的，又不得不适当地立足于所谓的自然秩序的和谐。政府要求有超自然的制裁力和神圣的法令。自由主义的理论答称人的权利是以自然法则为基础的，而政府的权利则以人的机构为基础。最古老的“机构”是个人，原始社会是个人在家庭感情影响下并为了互相帮助而形成的自然组合。政治社会是个比较人为的安排，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秩序和维持共同安全这一特殊目的而达成的协议。洛克认为，政治社会是建立在国王和人民之间的契约上的，如果一方违反条款，契约也就终止。或者，按照卢梭的观点，政治社会主要是人民相互之间的契约，依靠这种安排，可以从许多相冲突的个人意愿中形成一个共同的或普遍的意愿。政府可作为这种意愿的机关予以建立，但它从人民获得权力，当然必须服从人民。人民是主权者，政府是人民的代表。
无论把这些理论分开的观点差别是什么，从洛克到卢梭和潘恩以这种观念从事工作的人都一致把政治社会看成是一种限制，人们为了特定目的而自愿服从限制。政治机构是屈从和不平等的起源。在政治机构的前面和后面，是自由和平等的个人的集合。但是孤立的个人是没有活动能力的。他享有的权利只被他人的相应权利所限制，但是除非机缘使他占了上风，他无法行使这些权利。因此，他觉得，为了相互尊重权利，最好与他人签订协议；为了这个目的，他建立了一个政府来维护他在社会里的权利，并保护社会免受外来攻击。由此可见，政府的功能是受限制的，可以限定的。这就是：按照社会条件的许可准确地保护人的天赋权利，其他什么都不能做。任何进一步使用国家的强制性力量的行为都是属于违背政府据以建立的协议的性质。一个人在订立契约时放弃了一些权利，这是服从一个共同规则所不得不放弃的——就这么多，不能更多。他放弃他的天赋权利，获得公民权利作为报答，这种权利也许不太完全，但是有集体力量作保证，故而更加有效。因此，你如果想了解人在社会里应该有哪些公民权利，就必须弄清人的天赋权利是什么①，它们在什么程度上由于调解人们相互冲突的要求而不可避免地被修改。任何干涉超过这种必要的调解就是压迫。公民权利应尽可能与天赋权利一致，或者，如潘恩所说，公民权利就是被交换了的天赋权利。
①参阅1789年法国国民大会发表的《人权宣言》绪言。国民大会规定“人的天赋的、不可剥夺的和神圣的权利”，以便“立法权力的行为以及行政权力的行为，由于随时能够与每一政治机构的目的相比较，因而能受到更大的尊重。”
这种关于国家与个人关系的概念比自由主义据以建立的理论经久得多。它构成曼彻斯特学派全部学说的基础。它的精华，如我们将在下文看到的，被许多功利主义者所吸收。它在整个19世纪起着作用，尽管力量日益减弱；当代自由主义者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