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间文字之狱-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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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尝读乾隆间御史曹一士请宽比附妖言之狱，兼禁挟仇诬告诗文，以息恶习一摺云：“古者大史采诗，以观民风。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尚之美恶。即《虞书》在治忽以出纳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达也。降及周季，子产犹不禁乡校之议。惟是行僻而坚，言伪而辨，虽属闻人，圣人亦必有两观之诛，诚恶其惑众也。往者造作语言，显有背逆之迹，如罪人戴名世、汪景祺等，圣祖世宗，因其自蹈大逆而诛之，非得已也。若夫赋诗作文，语涉疑似。如陈鹏年任苏州府知府，《游虎邱》作诗。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圣祖明示九卿，以为古来诬陷善类，大率如此。如神之哲，洞察隐微，可为万世法则。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借影响之词，攻讦诗书，指摘字句。有司见事风生，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臣愚以井田封建，不过迂儒之常谈，不可以为生今反古；述怀咏史，不过词人之习态，不可以为援古刺今。即有序跋偶遗纪年，亦或草茅一时失检，非必果怀悖逆，敢于明布篇章。使以此类，悉皆比附妖言，罪当不赦，将使天下告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伏读皇上谕旨，凡奏疏中，从前避忌之事，一概扫除。仰见圣明，廓然大度，即古敷奏采风之盛。臣窃谓大廷之章奏，尚捐忌讳，则在野之笔札，焉用吹求？请敕下直省大吏，查从前有无此等狱案，现在不准援赦者，条例上请，以俟明旨钦定。嗣后凡举首文字者，若无的确踪迹，以所告本人之罪，依律反坐，以为挟仇诬造者戒。庶文字之累可蠲，告讦之风可息矣”云云。观于此而知当时文字之狱，其层见迭出者，殆难数计。夫即以胡中藻一案论之，如上谕中所举各条，任翻何人集中，此等语句，其孰能免？而坐是夷及宗族，牵连钩党，凡有血气，其谁不自危？曹氏所谓井田封建，述怀咏史者，皆可以致大逆不道之罪案。无惑乎举世之学者，舍最无用之学术外，不敢研究也！龚定庵尝云：“积数百数十年之力，以振荡摧锄天下之廉耻。既殄既猕既夷，顾乃藉祖父之余荫。一旦责有气节于其臣，不亦暮乎！”呜呼！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从来渐矣。抑世宗不杀曾静之身，不焚吕留良之书，而且以其供词刊布，颁示天下。其操纵一世之妙用，实有可惊者。嘻。二千年历史上雄才大略之君主，类此者殆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