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雍乾间文字之狱-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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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为戎狄而外之也。若以戎犹而言，则孔子周游，不当至楚应昭王之聘，而秦穆之霸西戎，孔子删定之时，不应以其誓列于周书之后矣。盖从来华夷之说，乃在晋宋六朝偏安之时，彼此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是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在当日之人，不务修德行仁，而徒事口舌相讥，已为至卑至陋之见。今逆贼等于一统华夷一家之时，而妄判中外，谬生忿戾，岂非逆天悖理，无父无君，蜂蚁不若之异类乎？且以天地之气数言之。明代自嘉靖以后，君臣失德，盗贼四起，生民涂炭，疆域靡宁。其时之天地，可不谓之闭塞乎？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群寇，寰宇乂安，政教兴修，文明日盛，万民乐业，中外恬熙，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今日之天地清宁，万姓沾恩，超越明代者，三尺之童，亦皆洞晓，而尚可谓之昏暗乎？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以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今逆贼等以冥顽狂肆之胸，不伦天心之取舍、政治之得失，不论民物之安危、疆域之大小，徒以琐琐乡曲为阿私，区区地界为忿嫉，公然指斥，以遂其昧弃彝伦、灭废人纪之逆意。至于极尽狂吠之首，竟敢指天地为昏暗。岂皇皇上天，鉴观有赫，转不如逆贼等之智识乎？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玁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从来为君上之道，当视民如赤子。为臣下之道，当奉君如父母。如为子之人，其父母即待以不慈，尚不可以疾怨忤逆，况我朝之为君，实尽父母斯民之道，殚诚求保赤之心，而逆贼尚忍肆为讪谤，则为君者不知何道而后可也？从前康熙年间，各处奸徒窃发，动辄以朱之太子为名，如一念和尚、朱一贵者，指不胜屈。近日尚有山东人张玉、假称朱姓，托于明之后裔，遇星士推算，有帝王之命。以此希冀，鼓惑愚民，见被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究问。从来异姓先后继统，前朝之宗姓，臣服于后代者甚多。否则隐匿姓名，伏处草野，从未有如本朝奸民，假称朱姓，摇惑人心若此之众者。似此蔓延不息，则中国人君之子孙，遇继统之君，必至于无噍类而后已，岂非奸民迫之使然乎？况明继元而有天下，明太祖即元之子民也。以纲常伦纪之，岂能逃窜窃之罪？至于我朝之于明，则邻国耳。且明之天下，丧于流贼之手。是时边患四起，倭寇骚动，流贼之有名目者，不可胜数。而各村邑无赖之徒，乘机劫杀。其不法之将弁兵丁等，又借征剿之名，肆行扰害，杀戮良民请功，以充获贼之数，中国民人，死亡过半。即如四川之人，竟致靡有孑遗之叹，其偶有存者，则肢体不全，耳鼻残缺，此天下人所共知。康熙四五十年间，犹有目睹当时情形之父老垂涕泣而道之者，且莫不庆幸我朝统一万方，削平群寇，出薄海内外之人于汤火之中，而登之衽席之上。是我朝之有造于中国者，大矣，至矣。至于厚待明代之典礼，史不胜书。其藩王之后，实系明之子孙，则格外加恩，封以侯爵。此亦前代未有之旷典。而胸怀叛逆之奸民，动则假称朱姓，以为构逆之媒，而吕留良辈，又借明代为言，肆其分别华夷之邪说，冀遂其叛逆之志。此不但为本朝之贼寇，实明代之仇雠也。且如中国之人，轻待外国之入承大统者，其害不过妄意诋讥，蛊惑一二匪类而已，原无损于是非之公，伦常之大。傥若外国之君，入承大统，不以中国之人为赤子，则中国之人，其何所托命乎？况抚之则后，虐之则仇，人情也。若抚之而仍不以为后，殆非顺天合理之人情也。假使为君者，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为下者其能堪乎？为君者尚不可以非人情之事加之于下，岂为下者转可以此施之于上乎？孔子曰：“君子居是邦也，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又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夫以春秋时百里之国，其大夫犹不可非。况我朝奉天承运，大一统太平盛世，而君上尚可谤议乎？且圣人之在诸夏，犹谓夷狄为有君。况为我朝之人，亲被教泽，食德服畴，而可为无父无君之论乎？韩愈有言：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历代以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不知文章著作之事，所以信今传后。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于外国入承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当秉公书录，细大不遗。庶俾中国之君见之，以为外国之主，且明哲仁爱如此，自必生奋励之心。而外国之君，见是非之不爽，信直道之常存，亦必愈勇愈为善，而深戒为恶。此文艺之公，有补于治道者，当何如也。倘故为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诬其恶而妄载，将使中国之君，以为既生中国，自享令名，不必修德行仁，以臻郅隆之治。而外国入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无望于载籍之褒扬。而为善之心，因而自怠。则内地苍生，其苦无有底止矣。其为人心世道之害，可胜言哉？况若逆贼吕留良等，不惟于我朝之善政善教，大经大法，概为置而不言。而更凿空妄撰，凭虚横议，以无影无响之谈，为惑世诬民之具，颠倒是非，紊乱黑白，以有为无，以无为有。此其诞幻讠寿张，诳人听闻，诚乃千古之罪人。所谓民不畏死，凡民罔不憝，不待教而诛者也，非止获罪于我国家而已。此等憸邪之人，胸怀思乱之心，妄冀侥幸于万一，曾未通观古今大势。凡首先倡乱之人，无不身膏斧钅质，遗臭万年。夫以天下国家之巩固，岂乌合鼠窜之辈，所能轻言动摇？即当世运式微之时，其首乱之人，历观史册，从无有一人能成大事者。如秦末之陈涉、项梁、张耳、陈余等，以至元末之刘福通、韩林儿、陈友谅、张士诚等，虽一时跳梁，究竟旋为灰烬。而唐宋中叶之时，其草窃之辈，接踵迭迹，亦同归于尽。总之此等奸民，不知君臣之大义，不识天命之眷怀，徒自取诛戮，为万古之罪人而已。夫人之所以为人而异于禽兽者，以有此伦常之理也。故五伦谓之人伦，是阙一则不可谓之人矣。君臣居五伦之首，天下有无君之人，而尚可谓之人乎？而怀无君之心，而尚不谓之禽兽乎？尽人伦则谓人，灭天理则谓禽兽，非可因华夷而区别人禽也。且天命之以为君，而乃怀逆天之意，焉有不遭天之诛殛者乎？朕思秉彝好德，人心所同。天下亿万臣民，共具天良，自切尊君上之念，无庸再为剖示宣谕。但憸邪昏乱之小人，如吕留良等胸怀悖逆者，普天之下，不可言止此数贼也。因颁此旨，特加训谕。若平日稍有存此心者，当问天扪心，各发天良，详细自思之。朕之详悉剖示者，非好辩也。古昔人心醇朴，是以尧舜之时。都俞吁咈，其词甚简。逮至殷周之世，人心渐不如前，故殷盘周诰。所以诰诫臣民者，往复周详，肫诚剀切，始能去其锢蔽，觉其愚蒙，此古今时势之不得不然者。每见阴险小人，为大义所折，理屈词穷，则借圣人之言，以巧为诋毁曰：“是故恶夫佞。”不知孔子之以子路为佞，因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之语而发。盖以无理之论，而欲强胜于人，则谓之佞，所谓御人以口给也。若遇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逆，背理惑世诬民之贼，而晓以天经地义纲常伦纪之大道，使愚昧无知平日为邪说陷溺之人，豁然醒悟，不至遭天谴而罹国法。此乃为世道人心计，岂可以谓之佞乎？天下后世，自有公论。著将吕留良、严鸿逵、曾静等悖逆之言，及朕谕旨，一一刊刻通行，颁布天下，各府州县，远乡僻壤，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并令各贮一册于学宫之中，使将来后学新进之士，人人观览知悉。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察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教官，从重治罪。特谕。
丁未怡亲王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遵旨，讯问曾静、张熙，照大逆不道律，即行正法。上御乾清宫召入诸臣等，并令李绂随入，谕曰：今日诸臣合词请诛曾静、张熙，伊等大逆不道，实从古史册所未有。以情罪论之，万无可赦。但朕之不行诛戮者，实有隐衷。上年曾静之徒张熙，诡名投书与岳钟琪。岳钟琪仓卒之间，忿怒惊惶，不及筹算，即邀巡抚西琳，臬司硕色，坐于密室，将张熙严加根究，问其指使之人，张熙不肯供出真实姓名。旋即加以刑讯，而张熙甘死不吐，岳钟琪无可如何。越二三日，百计曲诱，许以同谋，迎聘伊师。与之盟神设誓，张熙始将姓名一一供出。彼时岳钟琪具奏前来，朕披览之下，为之动容。岳钟琪诚心为国家发奸摘伏，假若朕身曾与人盟神设誓，则今日亦不得不委曲以期无负前言。朕洞鉴岳钟琪之心，若不视为一体，实所不忍。况曾静等僻处乡村，为流言所惑，其捏造谤言之人，实系阿其那、塞思黑门下之凶徒太监等。因犯罪发遣广西，心怀怨忿，造作恶语，一路流传。今已得其确据，若非因曾静之事，则谣言流布，朕何由闻知，为之明白剖晰，俾家喻而户晓耶？且从来国家之法，原以有惩一儆百。曾静等之悖逆，谅宇宙内断无第二人，即后世亦可断其必无有与之比者，何必存惩一儆百之见。所以宽宥其罪，并非博宽大名而废法也。一切朕另有谕旨。
戊申谕：自古凶顽之徒，心怀悖逆，语涉诋诬者，史册所载，不可枚举。然如今日曾静，此事之怪诞离奇，讠寿张为幻，实从古所未见，为人心之所共忿，国法之所断不可宽者。然朕往复思之，若伊讪谤之语。有一事之实。在朕有几微不可问心之处，则不但曾静当蓄不臣之心，即天下臣民，亦应共怀离异之志。若所言字字皆虚，与朕躬毫无干涉，此不过如荒山穷谷之中，偶闻犬吠鸮鸣而已，又安得谓之讪谤乎？上年此事初发之时，朕即坦然于怀，实无丝毫忿怒之意，笑而览之，此左右大臣皆深知者。嗣令侍郎杭奕禄、副都统海兰，前往湖南拘曾静到案，明白晓谕，逐事开导，动以天良，祛其迷惑。而伊始豁然醒悟，悔过感恩，其亲笔口供，不下数万言，皆本于良心之发见，而深恨从前之误听浮言，遂妄萌悖逆之念，甘蹈赤族之诛也。盖其分别华夷中外之见，则蔽锢陷溺于吕留良不臣之邪说。而其谤及朕躬者，则阿其那、塞思黑、允衤我、允衤题等之逆党奸徒，造作蜚语，布散传播，而伊误信以为实之所致。自上年至今，已将一载，朕留心体察，并令内外大臣，各处根究。今此案内，著初书造谤言之首恶，俱已败露，确有证据，并不始于曾静者，尽明白矣，与朕初意毫无差谬。则曾静之误听，尚有可原之情。而无必不可宽之罪也。阿其那等，蓄心阴险，存倾陷国家之念，怀与皇考为仇之心，而一一加之于朕。总因阿其那等，平日之逆谋不遂，蓄养匪类者久矣。播散讹言，分门立户，各各收买党羽，欲以鼓惑人之耳目。俾素蓄逆念之人，蠢动而起，然后快心，祖宗之社稷所不顾也。夫加朕以凶暴恶名，其罪犹轻，独念圣祖皇考六十余年之丰功懋烈，而作如此归结，岂为人子者所忍为乎？阿其那、塞思黑等之罪，实万世不足以赎矣。伊等之奸谋若此，自今败露者即不胜其数。其他匪类，邪党之听其驱使者，奚止数千百人，造作种种诬谤之语，已流散于极边远塞。则宇宙之内，乡曲愚人，为其所惑者，岂止曾静数人而已哉？即如三姓之协领华赉，身在地方，有稽查之责，乃伊将所见所闻，俱行隐瞒，不以入告。朕在九重大内，则由而知之？何从而究之？又何自而剖晰开示，使天下臣民共晓之？今蒙上天皇考，俯垂默佑，令明神驱使曾静，自行投首总督岳钟琪之前，俾造书造谤之奸人，一呈露，朕方得知，若辈残忍之情形，明目张胆，将平日之居心行事，遍谕荒陬僻壤之黎民，而不为浮言所惑于万一，亦可知阿其那、寒思黑等蓄心之惨毒。不忠不孝，为天祖之所不容，国法之所难宥，俾天下后世，亦得谅朕不得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