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之殇-第1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
【毒鸩】整理
≡≡≡≡≡≡≡≡≡≡≡≡≡≡≡≡≡≡≡≡≡≡≡≡≡≡≡≡≡≡≡
第一章 声名狼藉
在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北岛诗。
那在一个没有大师、缺少大师或者说大师稀少的年代里呢？是否我们也注定只能成为一名普普通通的“人”！无怪乎著名文化学者骆爽曾在书中不无酸楚地发过“在这样的环境里即使我是大师的料也成不了大师”的牢骚！
令人意料不到的是，骆爽的悲观意识也曾深深地浸入到我的心灵深处。多年以来的大师梦，也是我终生不悔的追求；不曾想孜孜不倦的努力与奋斗，寻觅到最后却是流浪在外、漂泊他乡！这真正是不幸被他一语成谶啊！
迈入新世纪的第五个年头，是一段黑色滑稽的岁月，因为我出版《撕下圣人的面纱》、《销魂莫过一夜情》、《伦理淫乱之殇：隐私背后人性的暴露与放纵》，而一举成为70年后闻名全国的先锋作家，同时也因为宣传、推广男女性开放、鼓吹婚外情而被判罚款5万元，禁止在大陆出版有关男女性学的图书。
这样的遭遇，早在我的意料之中。因为我写的东西，与北大怪才余杰写的东西一样，都是揭露与批判性的文字。而我们的区别在于：余杰大多揭露的是社会的阴暗面，这或多或少还可以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而我写的东西，却净是揭露人性的阴暗面的，而这或多或少都会遭到世人的反对与批判。因为人性恶呀！谁能或多或少没有我说的这些毛病呀！我不该说出大家的心病，这犯了众忌，活该挨批！
在回老家的列车上，翻开当天的日报、晚报，毅然还可以看到评论我作品的文字。其中大部分是对我作品及人格的批判，诸如什么《痛批流氓文人溪子清》、《溪子清，不要在这里污染我们的天空》、《下半身写作的支持者，请给我滚开！》。。。。。。更有甚者，用出了《溪子清，你这个禽兽》的大标题！
我很佩服这些吃饱了撑着的评论家们，他们面对那些庸俗不堪或蜻蜓点水式的作品，只要作者给他们好处，他们便会声歇力斯地无耻吹捧；而面对如此好的良作，他们不仅不给一点掌声，还百般为难、万般痛骂，仿佛以文化警察的面孔自居，指手画脚。不过也挺不错，只要有人对我的作品发表意见，不管好坏都行；中国人嘛！都很清楚是怎么回事，不怕有人恨，就怕没人理。
透过火车的毛玻璃窗，看到远处田野里绿油油的麦苗。我想到了爷爷，想到了种了一辈子地却没能走出黄土地的爷爷。可怜的老人啊！至死也没能看到他的孙子出人头地、功成名就，甚至连成家立业的那一天也没能等到就与世长辞了。而今，他的孙儿终于混出名堂了，成了闻名全国的大作家；可让他老颜汗的是，他孙儿成功靠的不是纯文学也不是诗歌，而是让他老羞愧难当的“黄色文化”呀！尽管我始终想把男女性关系的写作与黄色文化分开对待，但自小所受的乡村教育与儒家思想，始终把自己的思维束缚在一个小圈子里不能自拔。
当年诗人汪国真成名用了十二年，而我溪子清成名只用了十年。不管名声好坏吧，总算是出名了。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想想以前自己靠写诗歌、写散文累得是半死不活，也没弄出一个名堂，没想到换体裁之后不出三年我就走出了中原，走向了全国。在这里，我得感谢那个北大怪才余杰，是他的文章，让我意识到了写作的窍门。而今这世道，说瞎话说谎话骗不了人啦，虚构编故事也过时了；唯有像余杰、王朔、春树、韩寒他们一样讲实话，方能吸引观众。哪怕像木子美、卫慧、棉棉一样，也是好的。基于此，我才改写评论与纪实，说出别人心里想的却不敢说出来的话，什么一夜情、婚外恋、卖淫嫖娼啦！什么乱伦、诱奸、通奸啦！什么试婚、重婚、离婚啦等等，只要是关系男女两性的话题，我都敢说敢写。当然，咱绝不写与政治沾边的东西，哪怕再有吸引力咱也不上当。尽管我心里十分感谢余杰，也十分佩服余杰，但我还是不会学余杰的，顶多只学他的方法。谁都知道，目前中国是不需要余杰更不需要鲁迅先生这样的战士的！
中央电视台有个“实话实说”栏目，各省、市地的电台、报纸上也都有类似的栏目，如直播某某、都市快报、某某倾诉等。这说明了什么？还是一个事实：就是“真实”最吸引人。经历文革之后，中国人被“假、大、空”的东西愚弄怕了，再也不喜欢瞎话假话了，人们不由自主地都喜欢上了“实话实说”，难怪西方有位哲人预见性地说：“真实最美！”
即使我写的是人性的阴暗与丑恶面，但我还是要说，我写的是真实的。有位历史学家说过：“真实比美更重要。”这么说来，我写的东西还是有意义的，我绝不认为自己写的东西属于“下半身写作”。当然，在此我并没有贬低“下半身写作”的意思。打心眼里，我还是十分欣赏这些下半身写手们的，因为他们写的也是“真实”的，他们的作品尽管有些良莠难分、参差不齐，可有一部分还是十分耐读的。
中国文学要想进步，就得需要王朔、九丹、韩寒、春树等这一类反叛或特殊写作者。当然，在我看来，文学的批判功能与创造功能是一样大的。我并不赞同吴洪森先生那种“创造高于批判”的论断。常言道：“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我们的文坛也需要百家争鸣、大放大鸣。自然，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不可能样样都通。谁都知道，鲁迅先生尽管伟大，可在思想领域，他的创造还是不及他的批判的。就拿余杰来说，他能做到毫不顾及地批判与鞭挞，这已经足够了，我们不能再严格或苛可地要求他如何如何创造啦！那些净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对照过来看自己的作品，我也很知足了。曾经一心想像汪国真一样靠诗歌出名，后来又想像余杰一样靠“鲁迅硬骨”出名。而今，我终于明白了，现实并不按自己的设计与路线走，事实又不怎能尽随人意！没想到多年之后，经常以正人君子自居、堂堂的中国作协会员溪子清，竟然靠男女性东西的文字熬出了名头。
想想十年前，不，就拿三年前来说，自己和今天的思想意识也是天地之别。多么的一个清纯、富有理想、朝气的文学热血青年，如今竟然变成了一个揭发自身或人性丑陋面的无耻之徒。相信熟识我的朋友，再见到我肯定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其实，我也有种“物是人非”的感觉，发现自己变化得太快了。可这能怨我吗？生活在这个高速变化、日益竞争、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现代社会里，你不改变能行吗？我们不可能让这个社会来适应自己，必须学会适应社会。我们不是伟人，不可能改变环境，能聪明地适应环境已经算是不错了。
在此，我还想提一下报纸对我作品及人格的批判，我认为他们说得很对，我的很多观点与言行，确实很让人不好受。尤其对于一个充满着千年浓厚文化传统的民族来说，这些善良、忠厚、老实的人们，更是对这些肮脏、下流、无耻的文字不屑一顾，嗤之以鼻。但是，我还是挺直腰板自豪地说，我溪子清所写的文章，绝对无愧于这个时代，更无愧于自己。我愿像《皇帝新装》里的孩子一样，把自己所看到所想到的东西如实地告诉人们，我们绝不能再自欺欺人地活下去了。
作家出版社推出的有本新著叫《所谓伊人》，尽管作者是个无名人物，可她的作品绝对让那些名家大腕们羞愧难当、自叹不如。在关于对人性的探索上，作者发自内心地感慨道：“我们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美轮美奂的人‘性本善’ 的谎言当中，传统、道德、人性，用极尽优美、极尽蛊惑人心的语言来抚慰我们偶尔灵动的、真实的、自我的意志，仁兹地强迫我们就犯，哄骗我们说这是一个真实的、群居的、其乐融融的社会大家庭，没有邪恶，没有欺骗，没有犯罪，没有疾病，没有战争，好像连我们与我们自身的斗争也冰雪消融了似的，美景如影相随。” 可以说，仅凭这段文字，就足以奠定作者这篇小说在中国文坛的地位。我溪子清手中这杆笔，也是要还大家一个真实的世界，一方真实的天空。当然，真实的天空并不一定是晴朗的，“天不刮风天不下雨”，天上也不一定会有太阳。我拒绝一切反人性、压制人性的创作，虽然自由是相对的，虽然自由主义在中国很容易让人误认为“政治立场”不坚定；但我还是要说，我溪子清这辈子绝对不会写出一些违背良心违背自我违背人性的献媚于世俗或权贵的东西。我只为真实写作，即使写出的东西让一些人受不了，我也不会退缩。
其实回望曾经走过的路，就会发现我写男女性关系的文字是早晚的事。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再到大学，从大学再到社会，每一个地方，都曾留下我思索男女关系的空间。无可讳避的是，从小到大，我确实在“性”上犯下过不可饶恕的罪过，我这一生都生活在情感与性意识矛盾、困惑、迷茫的纠缠与斗争中。我不是天才，不可能把一切都想得那些透，同时我不是傻子，又不可能不去思考或认识性。或许正如哲学中所说得那样，过程比结局更重要。但愿如此吧！早在多年前，美国就有学者认为“婚姻并不是人类最理想的结合模式”。追寻人类最终的幸福，寻找人类完美的结合，是每一个地球人的责任。对于批判我的评论家或读者，我想真诚地说一句心里话：我可以接受你们对我学术、思想上的批评，但绝不接受你们对我人格的批判。我可能不是一个学术严谨的学者，可能不是一个充满热血的作家，不过我也绝对不是一个流氓文人，更不是一个道德败坏的恶劣之徒。即使多年之后有人写我的传记，提起我童年或少年时的不堪岁月与龌龊之事，我还是理直气壮、无愧于心地说，“我不是禽兽” ！
第二章 童年性事
人既不是天使，又不是禽兽；但不幸在：在于想表现为天使的人却表现为禽兽。法国著名哲学家帕斯卡尔为我们道出了人之心灵的真实图画。
同时，有位西方哲人早在百年之前就告诉过我们：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也就是说：人，一半是灵性，一半还是兽性，因为谁也无法否认人是由猿进化而来的；既然是猿进化而来，又怎能逃脱得了兽的嫌疑？
就像港片《逃学威龙》里张卫健想强奸他女班主任时说的话一样：我怎么能这么做呢？这不就成了禽兽的行为了吗？可转念一想，人本来就是禽兽嘛！观众看到这哄堂大笑的同时，我却有说不出的悲伤与难受。正因为我知道人确实具有兽性的一面，所以尽管我看不起孔孟思想，却从来不做反传统的事。或许孔老爷子也正是深知这一点，万般无奈之下才施出束缚后人思想与礼教的东西来。要想战胜兽性，唯有提高人的品质，而品质的提高，少不了道德的约束。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统治者都重道德而轻法治的原因。
我无意在这里说教，我只想表述的是，即使我曾经做出过像其他一些无耻之徒所做的下流行为来，那也是情有可原的，也并不能证明我是禽兽！哪怕我们的行为一模一样，但至少有一样绝对是不同的，那就是动机与目的，也就是思想。他们所干的事十有八九与思想扯不上关系，而我所做过的恶劣行径，十有八九却是与思想有关的。当然，我无意标榜自己是什么高尚的人，尽管有许多女同学都说我是一个好人，可我往往哈哈一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酸楚来。我痛恨自己的地方就在于：表面看起来是一个满脸善意、风度翩翩的谦谦君子，而背地却是一个想女人想得发疯的大色狼；我总恨自己为什么不甘脆一点：要么做一个十足的好人，要么做一个十足的恶棍算了，何必做人整天伪装得那么累呢？但没办法，这就是中国人，尤其中国文人，表面文章是少不了要做的。
想想自己都算三十而立之人了，为人处事还停留在少年时代的思维方式上。以前在写作上一直想成为普希金、徐志摩那样的诗坛大家，而今又想成为卢梭、弗洛伊德那样的思想大师。我总在设想，既然卢梭以一部《忏悔录》就可以史册留名，那么我溪子清以一部“忏悔录”是不是照样可以扬名四海？我不知道，因为在当前的社会环境里，“是龙也得盘着，是虎也得卧着”；更何况，写这么一本与传统观念相违背的书，不挨批已算是幸运了，更别指望受到读者欢迎了！不过，想来想去，我还是坚持要把这本书写出来。我觉得中国人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