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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

孔子与儒家-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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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路曾与孔子讨论什么是强的问题。孔子认为,真正的强是君子的道义之强,而不是强者的武力之强。道义归根结底在中庸,所以君子的强,强在中庸。他说:“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礼记·中庸》)矫,形容强的样子。和而不流是坚持原则,不与错误意见合流,这是与和而不同相辅相成的一条原则。孔子认为,坚定不移地坚持非此非彼的中正与亦此亦彼的中和,亦即中庸,是君子的天职,是使道义立于不败之地的保证。

不过中庸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会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所以人们在行动的时候必须善于找到当时的中。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礼记·中庸》)时中是在行动的节骨眼上由各种条件所形成的中庸。死搬教条,比照旧例,往往会造成过或不及,同或流;要把握当时的中庸必须把仁、礼的一般原则与当时条结合起来。所以真正的中庸一定是时中。孔子在自己的从政和教学过程中,总是依时中的要求办事。譬如他对“闻斯行诸?”(“听到一个道理,马上就去做吗?”)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因人而异的。他给子路的答复是,你有父兄,办事要先听听他们的意见,怎么可以闻斯行诸?给冉有的答复则是“闻斯行之”。为什么要这样呢?子路常冒失,要压压他的冒失劲,冉有常退缩,要把他的劲头鼓起来。他把原则和不同教育对象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之后,使之恰到好处,这就是时中。

中庸是不是折衷主义?折衷主义是中庸的歪曲,中庸本身不是折衷主义。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中庸是讲原则的,而折衷主义是不讲原则的。中庸的中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孔子说:“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记·仲尼燕居》)中是礼决定的,同时也是仁决定的。因此中庸的原则是仁与礼。折衷主义则是无原则,随风倒的,它什么也不坚持,一切都迁就。孔子最鄙视的就是搞折衷义的乡愿。乡愿似乎也懂得仁义礼乐,但在行动上决不坚持,反而与一切不正义不道德的东西同流合污。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所以中庸不但不是折衷主义,而且正是反对折衷主义的。以中庸为折衷主义,乃是一种历史的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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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论语·尧曰》:“允执其中”,皇侃琉曰“中正之道也。”《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皇侃疏曰:“中,中和也。”

②《说文》:“庸,用也。”《尔雅释诂》:“庸,常也。”

③《中庸》:“君子中庸”。郑玄注:“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

第五节 君子

我们在本章的第一节中谈到孔子对于古代文化的敬畏与热爱,在他看来,只有华夏的古代文化才能使我们成为文明的华夏人。这就是说,人只有用人性的东西,具体地说就是仁义礼乐去进行教化,方才成为人。用《周易》的话来说,这便是“人文化成”。在孔子心目中,用仁义礼乐化成的高标准的人就是君子。所以君子是孔子仁礼中庸等等人文原则的具体体现,他对弟子的一条重要教诲便是:“女(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雍也》)孔子的理想人格包含许多层次,最高的当然是生而知之的圣人,他们是华夏文明的创造者,因而是无须教化而自然成就的;在学而知之的人当中,就是仁人和君子,他们是一般人经过努力可以达到的。

孔子认为君子是经过儒家文化的教育熏陶,并且在道德修养上下过体认工夫的人,是一个既有高度文化修养,又有美好道德品质的全面发展的人。他强调君子在文化与品质两个方面均衡发展,以为“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君子不仅能坐而论道,而且因为具有实际的知识与技能可以起而行动。后来,宋明理学家们特别强调心性修养而忽视了知识技能,违背了孔子原意,也造成了巨大恶果。那些平时只会谈心性的人,没有任何实际的本领,危难之际只有以死来报效国家。

孔子认为,君子必备的基本技能,包括礼、乐、射、御、书、数,也就是,懂得礼节仪式,会歌舞与演奏乐器,能射箭,驾车,写字,运算。君子必备的基本知识,是《诗》、《书》、《礼》、《乐》、《易》、《春秋》等书本知识;此外,天文、地理、政治、军事、历史、博物、民俗等各方面的知识君子也应该掌握。孔子博学,经常给人解答一些博物学或文化史方面的稀奇古怪的问题,就连公开场合不愿谈论的军旅之事也懂,并且教过弟子冉求(即冉有,字子有)。但他不是为博而博,他广泛求知是为了把自己培养成为名副其实的君子。

孔子还认为,对于要做一个君子的人,广泛求知固然重要,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严格遵守道德规范,培养卓越的道德品质。君子所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不仅仅是仁、义、礼、乐几条大原则,还包括一系列具体的道德规范。

首先,君子对于仁义原则应有深刻的理解,视之为生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毫不动摇地坚持仁义。孔子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君子离开了仁便不是君子,所以他不会有吃一顿饭的工夫违背仁德的,在紧迫的情况下,在流离失所的情况下也会照样按照仁的要求办事。孔子还认为义对于君子也是非常重要的,“君子义以为质”(《卫灵公》),“君子义以为上”(《阳货》)。义是君子作人的根本,第一原则。义就是合宜,就是符合道德原则,不合原则的事坚决不做。孔子如何对待利和欲?和后世儒家中的有些人不同,他不持一概反对的态度,但是强调义是第一位的,求利要符合义。他认为,君子应该“欲而不贪”(《尧曰》),应该“见利思义”(《宪件问》),“见得思义”(《季氏》)。他说过,如果富是符合于义的,即使是给人家执鞭驾车,他也愿意做。这个重义轻利的原则,是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过去曾经哺育了千千万万仁人志士,今天在商品经济大潮中,其现实意义更是显而易见的。

孔子重视宗法,重视维持家族中的秩序与和睦,所以着力提倡这样两条道德律:子对父的孝与弟对兄的悌。他认为孝悌不仅使家族和睦,而且可以使人们之间的一般关系更趋亲密,因为爱人是从爱双亲爱兄弟开始的,有了孝悌这个根本,才能生出爱人的情感。君子孝悌就能教育民众,使他们懂得仁的道理。孔子特别强调孝悌不仅仅是一个仪式,重要的是有真情实感。如孝不仅仅是按礼的要求去养老送终,而且更要有敬重的情感。人们养父母,也养牛马,如果对于父母不能敬重,那和养牛马又有什么区别!亲子关系是人类生存繁衍的恒久事实,规定一定的道德原则来维系它,对于家庭与社会都有重要意义。如果不管古代的具体仪节,孝悌在今天也没有过时。

但是,孔子的时代距离今天毕竟非常遥远,在他的孝悌观念中有不少早已过时的东西,如认为父母对子女的慈与子女对父母的孝,关系虽是相互的,但不是平等的;孔子主张,父母有过失,子女可以提出意见,如果父母不听,做子女的仍然要恭敬顺从,劳而不怨。他最欣赏的孝行即是父亲死后,子女仍然按他生前的章程办事。“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子张》)在那个时代,宗法家族的利益高于一切,如果法律与家族利益发生冲突,就要服从家族利益。孔子认为如果父亲偷了别人的羊,做儿子的不可以出来揭发,隐匿不报是正直,揭发反而是不正直。孟子根据这一思路,认为舜的父亲犯了法,舜偷偷将他带到海边隐藏起来,这是孝。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完全不同,它是由法制来维护的,与法制抵触的孝悌是宗法时代的陈旧观念,应当抛弃。

孔子主张君子应该讲究忠恕。孔子给弟子曾参等讲学,说他自己的道是“一以贯之”的。同学都没有弄懂,下课之后问曾参一贯是什么意思,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忠与恕是作为道德观念的仁的内涵。忠是尽己为人,指的是爱人就要对人竭心尽力,诚实负责。孔子的忠是普遍适用的,一般地说,人对他人应该忠,与后来君主专制制度下,专门要求臣对君的忠不一样。他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这个忠也只是尽己的意思,而且是以君的礼为条件的,君使臣不以礼,那么臣对君也就不一定忠。鲁公与季孙氏不以礼待孔子,他便不再做他们的臣,跑到国外谋求发展。

恕是推己及人,爱人就要将心比心,以己为譬,从积极方面说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自己想立、达,那就让别人也得到立与达。从消极方面说即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自己所不愿意接受的,就不能强加给别人。当然不论忠恕都不能离开宗法等级社会中每个人的名分。如何尽己,如何推己,都要依照名分来定。孔子认为你要求儿子如何对待自己,你就这样对待父亲;你要求父亲如何对待自己,你就这样对待儿子。你讨厌上级如何对待自己,就不要这样去对待下级;你讨厌下级如何对待自己,就不要这样对待上级。抽象地说,这些原则在今天也是可以实用的,但是在当时,这里面都具有等级的意义。

君子应该有智有勇,它们也与仁一样是君子必备的道德品质。孔子说:“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说这是孔子自谦,其实他是具有这种品质的(《宪问》)。智指道德认识与实践方面的智慧与才能。君子有了这种智慧,方可不惑于不仁不义的歧途。君子对于道德的本质,实践的条件等有正确的认识,使自己的行动总是符合仁、礼、中庸。该说该做的就去说去做,不该说做的就不说不做。情况再复杂,他依靠智慧,也能找到最恰当的行为方式,从而达到时中。所谓勇就是执行道德律令的勇敢精神,它产生于对儒家伦理的坚定信仰。有了这种勇气,就能不顾个人的得失荣辱,不怕任何艰难险阻,见义勇为,知过必改,将道德律令贯彻下去。孔子说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都是勇。相反,见义不为,有过不改都是无勇。孔子强调“勇而无礼则乱”(《泰伯》),“有勇而无义为乱”(《阳货》),所以,勇不是不合礼义的鲁莽蛮干。为了在礼义的指导下发挥勇气,孔子认为必须学习,去掉盲目性,增强自觉性。

此外,孔子还要求君子做到“恭”——于己庄重严肃,对人谦虚和顺;“敬”——对于事业严肃认真;“宽”——待人厚道;“信”——诚实无欺;“敏”——灵活勤快;“惠”——给人以关心照顾;“温”——温和;“良”——善良;“俭”——节俭;“让”——谦逊;“知耻”——有羞耻心;“周而不比”——搞团结不搞小圈子;等等。君子所应具有的这些品质当然也就是儒家德目,它们除了与宗法等级制度有关的一些内容外,都是人类从古至今公共的道德准则,是我们可以继续发扬光大的。

第六节 天命鬼神观念

孔子的时代,周天子的权威没落了,周人所尊崇的至上神——天的权势也没落了。先进的人们在考虑施政方针和个人行动的时候,只看现实的需要和可能,而不再顾忌上天的意旨了。孔子就属于这种人,在他看来一个人有没有道德修养,一个国家政治是不是清明等等都是由人决定的,跟天没有关系。他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这是说一个人是否能达到仁的境界,不依赖外部因素,就看他有没有“欲仁”的坚强信念,如果有,一定会成为仁人。孔子又主张“为政在人”(《礼记·中庸》),也就是说不在神。以卫国为例,卫灵公昏庸无道,但卫没有亡国,是不是神佑的结果?孔子认为不是,原因在卫国有几位贤大夫分管几个重要部门,就把卫国政局给支撑下来了。主张有神论的墨子批评道:“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墨子·公孟》)这就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孔子否认天和鬼神对社会生活的支配作用。

但孔子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他从不否认神、鬼的存在。例如天就在他的心里占有崇高的地位,危险时,他要用天来鼓舞自己,宋大夫桓魋要杀他,他说:“上天给了我美德,桓魋能把我怎样!”(《宪问》)在诸侯不支持、众人不理睬的情况下,他说:“老天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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