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与儒家-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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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后期，在东北崛起的又一个少数民族满族，它打败明军与农民起义军，建立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清朝与元朝的情况有所不同。满族在建州旧地（即今东北地区）已有相当程度的汉化，入关之后朝廷施设均依明朝旧制。顺治帝死后，辅政大臣短时间里恢复了满族制度，康熙亲政后又朝着汉化方向前进。康熙多才多艺，有高深的天文历算知识，对儒学尤为醉心，他多次到曲阜祭奠孔子，给衍圣公以特殊荣宠。他表彰程朱理学，亲纂《性理精义》，并命人编辑《朱子全书》、《性理大全》等书，宣传三纲五常是“亿万世一定之规”，要求人们身体力行，见诸实事。他还用科举考试，博学鸿词，修明史，编类书等种种手段笼络儒生，造成强大的振兴儒学的浪潮，在这种环境中的满族，从皇室到百姓，不仅以汉语为通用语言，而且也把三纲五常当作自己的行为规范。这样满洲贵族便在学习汉族文化、儒家伦理的过程中提高了自己，从而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
地处边疆的少数民族学习儒家伦理并卓见成效的，南诏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南诏是公元七、八世纪时西南地区由彝、白、纳西、拉祜等族的先人所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是唐帝国的“不侵不叛之臣”，最盛时囊括今云南全部，和贵州、四川的一部分。第五代王阁罗凤，钦慕并且努力学习以儒学为代表的汉族文化。他在战争中俘虏的唐县令郑回因深通儒学，得到他的敬重，不但做了王子王孙的教师，而且做了南诏的清平官（丞相）。在郑回的影响下，南诏王异牟寻、寻梦凑等对儒家学说皆有深入的理解，且用以治国安民。异牟寻说，他的国家“人知礼乐，本唐风化”（《韦皋书》，《全唐书》九九七卷）。郑回说南诏“修文习武，官设百司，列尊序卑，位分九等，辟三教，宾四门。阴阳序而日月不愆，赏罚明而奸邪屏迹，通三才而制礼，用六府以经邦，信及豚鱼，恩沾草木。”（《南诏德化碑》，《全唐文》卷九九七）俨然是儒家的理想国。尽管有夸大的一面，但实施儒教的努力是不可否认的。南诏君臣能说出儒学味十足的话来，如“忠孝”，“至忠不可以无主，至孝不可以无家”（同上）等等。上面提到的南诏德化碑，历经千年风雨剥蚀，至今犹挺立在大理太和村——原南诏王都。它不仅是西南少数民族学习儒家思想的见证，也是汉族与少数民族友好的见证。碑是南诏王阁罗凤为打败唐相杨国忠派遣的征讨大军而立的。碑文表明，南诏与唐虽然因一时的矛盾，打了大仗，但是由于思想文化的一致，终究还是要友好相处的。果然，在这次大战20多年后，阁罗凤之孙异牟寻在南诏都城迎接唐朝使节，并受封为南诏王。
有一些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在与汉族共同生活和交往过程中学习了包括儒学在内的汉族文化，他们不仅像汉族一样务农经商，而且一样地参与政治活动。以回族为例，他们元明时期从中亚来到中国，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他们之中有三宝太监郑和这样的帝王亲信与航海家，也有一批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成为政府官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回族中还出了王岱舆、刘智这样一些精通儒家思想的理论家。他们用汉语解释《古兰经》，将儒家仁义道德与本民族的伦理思想相互融通，将理学太极、天理、心性等观念与伊斯兰思想结合起来，创造出儒家文化圈中独特的伊斯兰哲学思想。
第六节 中西文化的碰撞与现代新儒家
鸦片战争后，中国从封建社会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列强船坚炮利，一次又一次打败清政府，逼它签订各种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不但大清皇帝和他的列祖列宗不管用了，孔孟之道、程朱理学也失灵了。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建设独立富强的新国家，先进的中国人以不屈不挠的毅力，向西方学习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宣传西方思想，批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观念，以便教育和唤起民众，改造旧中国。
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公元1814—1864年），向西方学习基督教思想，宣传上帝是世界主宰，人人是上帝子女，清政府压迫人民根本违反上帝旨意。他认为孔子完全是为妖魔——帝王将相说话的，“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太平天日》）。并且编造神话，说上帝对孔丘十分恼火，在天廷审训、鞭挞孔丘。太平天国用行政手段对付儒家思想，如烧儒书，删儒书，拆孔庙。但行政手段解决不了思想问题，传统的宗法等级观念，在天国领袖的头脑中不但没有清除，反而滋长泛滥，这是小农意识的局限性，也是导致起义失败的原因。
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代表人物康有为（公元1858—1927年），学习了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进化论思想，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经济上鼓励国家和私人开办实业。他批评儒家传统观念，宣传改革思想，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法，这一切都在尊孔的旗帜下进行。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用公羊学方法考证出孔子的微言大义全为改革政治制度而发，不过孔子是托古改制，即假托尧舜禹汤等圣王的言行提出改制的主张。康有为自己托古改制，偏说孔子托古改制，自己有民主和进化论思想，偏说孔子有这种思想，让这样的孔子站出来反对传统儒学。这种做法，正像他在戊戌变法（公元1898年）时期拥戴光绪皇帝反对满汉地主阶级顽固派一样，用心良苦，但注定要失败。
戊戌维新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严复（公元1854—1921年）与康有为不同，直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和政治观点。他早年留学英国，对中西两方面的情况都非常了解。在甲午战争（公元1894年）时期，迫于民族灾难，他发表了《原强》、《辟韩》等一系列名篇，后来又编译了《天演论》，一面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痛加针砭，一面通过中西思想、文化、制度的对比，介绍西方新观念，批判中国旧观念。他指出西方之强，根本原因在思想、制度，而声光化电，船坚炮利仅仅是现象而已。西方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在学术上讲究科学，这都是中国的圣贤所不知道，甚至深深恐惧的。他认为，达尔文进化论的基本原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社会领域也是适用的，中国人如果不能学习西方，抛弃旧的观念、制度以图自强，就将作为劣等民族被淘汰，横遭亡国灭种的惨祸。这时的严复是反传统的，但是经历了戊戌维新失败、义和团运动，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感到西学不但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甚至在西方也造成贫富对立、争夺抢掠，直到引发世界大战，于是他的思想又回到旧传统，认为只有孔孟之道才能给世界带来福音。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公元1866—1925年）综合了西方多种流派的思想，提出民生史观，用人类求生存的本性说明历史的逐步演进，论证由君权时代向民权时代的过渡，由民族压迫向民族平等的过渡是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以及发展经济但又避免贫富不均的民生主义的合理性，于是提出他的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思想。孙中山高度赞扬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代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认为三民主义所体现的正是这种精神。他对保皇派的保皇尊孔读经的滥调予以坚决的批判，但认为中国固有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仍有它的生命力，应该恢复并发扬光大。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文化运动，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许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参加了这场斗争，对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进行猛烈批判。陈独秀认为儒家思想“无一不与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号召青年坚决废止与“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李大钊认为由统治者独尊的儒教是历代专制政治之灵魂，必须撞击之打倒之。鲁迅指出，儒家仁义道德之类的说教背后，隐藏的是“吃人”二字。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认为忠孝观念完全是为维护专制宗法制度而设的，危害极大，因此“儒教不革命，儒学不能转轮，吾国遂无新思想、新学校，何以造新国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已，吁！”这一切在知识界乃至民众中，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孔家店坍台了，儒教的统治崩溃了。然而“五四”运动运动也有其缺陷，对传统文化分析不够，否定过多，不少人有全盘西化的倾向。
中国共产党人从西方学到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他们继续发扬“五四”运动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对儒家思想提出了批判继承的科学口号，毛泽东早在1927年就指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高度赞扬农民打倒它们的革命行动。他主张“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但是对中国古代优秀文化，则采取分析态度，“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他说：“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在论述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和道德修养时，对儒家伦理的一些原则和方法加以改造吸收，在继承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推进新文化的发展方面做了可贵的尝试。
我们看到，清末以来中国在政治、外交、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遇到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这是对民族的考验，也是对传统文化的考验。儒家学说是怎样回应这一系列挑战的呢？首先站出来的是旧儒学的政治保守主义，这一派的代表认为孔孟之道，纲常名教，祖宗之法都是不能变的，不变则中国太平，变则天下大乱，所以这些是所谓根本，无论什么时候都要照讲照办。西方的政治学说，道德观念如自由、平等、博爱以及民主制度等等，都是无君无父，非圣无法的邪说邪教，断断不可在中国实行。如果说西学还有什么可取之处，那就是机器、枪炮，可以用这些东西为中国的旧政权、旧制度、旧礼教、旧观念服务。这便是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极端的保守派如慈禧之流，是连洋人的机器也不要的。不那么极端的保守派亦即洋务派，如曾国藩、张之洞等，主张中体西用，引进洋人的技术设备，造枪炮船舰，武装军队。结果如何呢？事实证明，不管有没有西学的“用”，他们千方百计所要保卫的“体”都是必然垮台的。中国的旧政权旧制度等等，确已灰飞烟灭，永远地成为历史陈迹了。
“五四”运动之后，一些信仰儒学的知识分子怀着深刻的忧患意识和复兴民族文化的决心，重新思考在西方文化大潮的冲击下，中国向何处去，儒家向何处去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的本位文化，中国儒家的心性理论，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所，是中国文化区别于西方，优越于西方的特质。不过由于它的某些缺点，没有发展出近现代的科学和民主，导致中国在政治与科学技术上的落后。但是这并不是说，儒家思想天生不能与科学民主联系在一起，其实经过一定的转换，完全可以从儒家学说中发展出科学与民主。他们认为儒家思想经历了先秦两汉，宋明理学两个发展阶段之后，现在是它的第三期发展，任务不仅是为中国开出科学与民主，而且要用传统价值观帮助西方人，为世界指示一条新路。这就是当代新儒家的基本立场与总体面貌。
这个学派在本世纪20年代开始形成，当时重要代表人物有梁漱溟、熊十力等。梁漱溟（公元1893—1988年）在“五四”前后研究了中国、印度、西方的思想，立足于传统文化进行一番反思，对热衷西学而冷落中学的倾向深致不满。他认为西方文化长于科学技术，重视功利，是文艺复兴后人类文化的第一步发展；中国文化长于伦理道德，重视精神价值，将是人类文化的第二步发展；印度文化长于宗教玄思和体验，将是人类文化的第三步发展。他主张“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他要承受的只是科技，而要根本改过的则是它的“态度”即价值观念，代之以中国的“态度”。对中国文化，他主张“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也就是批判地坚持传统价值观——“王道仁义”。他还认为印度文化不适于当前的中国，不能用。但梁氏本人一生倾心于佛教，兼综儒佛，以佛之清净真心完成儒者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