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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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政治等等方式，逐渐认识了一些法国人。邓好像不是这祥。
无论置身何处，邓的性格在十六岁和二十一岁之间应该已经形成了。但难以令人置信的是，他如此年轻就变得那么坚强、自信。除非他曾在那对于一个倒霉透顶的中国青年缺少同情，甚至不给予支持的陌生世界里，靠他自己的智慧度过了艰难的学校生活，否则他就不会在如此年轻时就具备了这样坚定与自信的个性。从两张照片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性格变化：第一张是他和邓绍圣在一家照相馆拍的，可能是他们在巴耶中学的时候。照片上的这个男孩身着压皱了的西装，姿态拘谨，面无表情（见照片1）⑨；第二张，即贴在雷诺广档案卡上的那张、展现的是一位面带坚毅的神情，目光炯炯，嘴角微微上翘的年轻人⑩。他依然身着西装，但风度翩翩。二三十年以后，人们仍然可以辨认出，他就是邓小平。
注释：
第三章 军阀和布尔什维克
19261927年邓小平在法国的五年期间，中国的政治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军阀割据的领地数量继续增加，几乎扩展到除西藏、新疆等边远地区以外的整个国家，大小军阀的数量急剧发展至数以百计。各个军阀的外貌与个性差异很大，但却有两个共同的特点，即他们均统率着一支完全效忠自己的军队并有着自己的地盘。较大的军阀分成三个同盟或派系，他们通过阴谋手段，有时通过武力以获得更多的地盘或支配北洋政府。北洋政府实际上并未管辖任何土地，但它却拥有着即使是最大的军阀也不具有的资格：按照1912年共和国临时宪法规定的政治合法性、外国政府的承认以及由这两项属性所产生的功能：有权向国内和国外借债。因此对军阀来说，如果能支配总统和总理就是最大的政治资本。
与此同时，一场新的革命运动正在悄然兴起，其背景是出于对1911－1912年革命失败和由此产生的后果的愤怒：袁世凯称帝、军阀割据、国家分裂。另一个原因就是民众对外国列强继续在中国享受各种特权的愤慨。当时世界列强继续瓜分中国，使中国连番受到羞辱，甚至演变成在凡尔赛会议上将过去德国在山东半岛的所有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第三个原因是新一代知识分子认为，为了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和获得掌握国家命运的权利，中国必须经历一次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此外没有更多的选择。新的革命运动的思想体系和目标比过去的更大激进、它的正式的思想体系仍由孙中山1905年首次提出的三民主义构成，即民族、民权、民生，但又对其作了较明确的反帝和集体主义的解释。革命运动的一致目标是消灭军阀，建立强大的共和政府，取消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享有的各种特权。
新的革命运动在其成分和组织形式上与过去也有所不同。以前的革命运动包括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和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新运动则包括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在上海一所女子学校废弃的房（此处有误，中共〃一大〃召开会址当时为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李汉俊的住宅。－译注）屋内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成立的，参加会议的有六个来自各地的马克思主义小组的代表。中共在1922年和1923年，人数非常少，只有几百人，但已开始称自己为〃具有战斗性和纪律性的无产阶级政党〃①，并且设有在临时中央领导下正规的列宁主义者的组织机构和支部。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组织及其领导的运动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因此它要向其提交报告，并接受来自该组织的指示。参与这一运动的另一个更大的政党国民党，也向莫斯科方面倾斜，并向苏联请教有关政治和组织问题。在1923年秋天，具有丰富国外工作经验的布尔什维克党员米海尔·鲍罗廷抵达广州，按照列宁主义路线为国民党修改了纲领并对该党进行了改组。因此，从1924年起，这场运动便由国民党和共产党两个政党组成，每个党都有其下属或联合组织。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对共产党员来说，这既有利也有弊。利是可允许共产党去影响国民党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并改造该党；弊是她也使国民党知道了谁是共产党以及他们在做什么。这种作法是当时国共两党都能接受的。
孙中山和过去一样，作为一个新的革命运动无可争议的领导者，如果没有认识到必须拥有自己的军队的话，那这场运动就不可能产生政治变革。旧的革命运动失败的原因在于它过分依赖反复无常的军人，除了动用军事力量打击军阀以外，无论如何都没有办法打败军阀。在鲍罗廷的鼓励下，孙中山转而请求苏联给予帮助。1924年10月，瓦西里·布留赫尔将军抵达广州，担任孙中山的军事顾问。他在中国化名加伦，跟随他同来的还有其他一些苏联军官。同月，首批苏联武器装备用快艇从黑海的敖得萨港运达广州。
在加伦一行到达前的五个月，一所军事院校已在广州南部珠江上的黄埔开办。似乎是命中注走的，孙中山任命了蒋介石为该校的校长。蒋介石是一个坚决支持孙反对袁世凯并受过日本军校训练的军官。为了加强军事纪律和礼仪细节，蒋以极大的热情开始工作，到该年年底共培训了两期军官，每期五百人。在这个阶段，中国革命运动内部分裂成几派：马克思主义革命者致力于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左派主张社会改革，但不赞成革命；中间派是爱国者；右派是社会保守者。对这几派，当时蒋没有表现出政治倾向。他与加伦一起友好工作，并在1925年准备送他的儿子蒋经国去莫斯科学习。
1925年是风云变幻的一年。是年3月，孙中山赴北京参加军阀召集的一个所谓的〃国家重建会议〃。当时北京控制在军阀手中。在那里孙死于肝癌，享年五十九岁。从2月到5月，蒋介石赢得了战胜以广州附近为基地的军阀的一系列胜利。到这一时期末，即在上一章提及的上海五卅事件，加速了国家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队伍的壮大。进入1925年时，共产党只有一干多人，到该年底已拥有大约一万名党员，她的青年团也有大约一方多名团员。而在6月，国民党领导人在广州建立了一个临时政府并宣布成立国民革命军。8月，极力主张同共产党和苏联合作的廖仲恺先生在广州被暗杀。这给革命运动制造了严重紧张的局势，也对未来发展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同时也把蒋介石卷入了政治。蒋介石任命一个委员会来调查这起谋杀案。这个委员会没有发现是什么组织或个人对廖下了毒手，但却发现国民竞右派正在密谋，企图除掉所有赞成听从苏联意见的和支持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资深的国民党元老，这导致了广州的政治天平强烈地倾向于左派。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左派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支配了会议程序，控制了新的中央执委会。已知的或受到怀疑的右翼阴谋家被驱逐出广州，或进入北方的军阀地盘，或用带有诗意的说法是到莫斯科〃受教育〃去了，蒋对此事未表示公开反对，在整个1925－1926年冬天，他仍与鲍罗廷和加伦密切合作。
邓小平在莫斯科度过了十一个月。开始他就读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这所大学是1921年创办的，目的是培养来自苏联境内外的亚洲工人，让他们了解革命理论和方法。它存在了几乎二十年，为乌兹别克、哈萨克、蒙古和朝鲜培养了一支稳定的力量。这支力量操纵着苏联和蒙古的党和政府的机构，推动了各地革命的发展。在20年代，数百名中国共产党员包括曾在党内升至很高职位的刘少奇和任弼时，都曾在该校学习过。在苏维埃政权的完全控制下，它只对共产党员开放，所以很少引起国际注意，也未引起苏维埃政治的紧张。
几周之后，邓小平转到中山大学。这所大学是苏联共产党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于1925年秋季创办的②，后来却成为中国内部争论的一个焦点，以及斯大林和托洛斯基之间不断的权力斗争的一个场所。五年后，斯大林认为这所大学带来的麻烦多于它存在的价值，于是决定把它关闭。
按理说，这所大学由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同管理，一名国民党高级人员还担任过该校的董事。它的经费来源至今仍是个谜，一种传说是苏联党仿效法国政府1920年的做法，支取了庚子赔款基金；另一种传说是，国民党劝说一些中国富商，定期汇款到该校。不管钱来自何方，反正这所大学经费充足，所有的学生都发津贴，而且吃、住、穿均是免费的。
这所大学拥有一大批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校长卡尔·罗德是位波兰人，1917年曾担当过列宁与德国帝国政府间的调解人。他是一个通晓多国语言的语言学家，并且有大学者的美誉，他生活不修边幅，嘴里总爱叼着烟袋锅。他喜欢演讲，常常一次就能讲两小时以上。尽管他从未到过中国，但他讲的主题却是中国革命运动。他的许多听众一定都对他的推理才能感到惊讶。
不过，罗德深受学生爱戴。二十五岁的副校长米夫，是一个非常喜欢炫耀自己的人，并不受学生欢迎。作为共产国际远东支部的一名成员，他认为苏联境外的共产党的首要职责是保卫苏维埃国家，共产国际的根本职能就是保证这一目标的实施。在这所大学里，米夫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能接受这些观点的年轻的中国人。按照他的选材要求，他要找那些聪明伶俐、热衷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没有任何实际政治经验的学生，他在其他学生身上花费的时间很少，所以学生们自然对他表示反感。1927年，中国统一战线瓦解和斯大林废黜托洛斯基的运动开始后，米夫对多位共产党员学生进行了无情迫害，因为这些学生认为托洛斯基有关中国的政治见解比斯大林的要正确。
米夫成功地组织了一个秘密小组，在中国称为〃回国留学生〃、〃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或不客气地称为〃斯大林的中国小组〃。自1931年至1935年，他们的领导人控制了中国共产党，实施了现在称之为错误的〃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政治和军事战略。1945年，毛泽东在有关党的历史决议中正式否定了这次路线。这个决议是一个尖锐批评的杰作，它坚决要求错误路线的支持者进行自我批评。然而，这个决议并未说这个路线是由莫斯科造成的。或者说正是因为这一路线是来自莫斯科的，因而其追随者才不得不服从这一路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在这段时期真正的反面人物是斯大林，但在1956年赫鲁晓夫谴责斯大林时，毛却成为处处维护斯大林的最重要的共产党人。因此，他对维护斯大林在中国的名誉的程度远远高于米夫的弟子们。
这个秘密小组的最重要的成员是陈绍禹（他革命时的笔名为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和王稼祥。他们都多才多艺。王明能写善辩。关于博古，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个妻子海伦·福斯特·斯诺在1937年是这样（埃德加·斯诺是美国旅行家和作家，1936年夏天他在共产党根据地陕北采访了四个月。之后他写了一本名为《红星照耀下的中国》（《西行漫记》）的著作，这是一部既可作为奇遇记又可作为生动报告的经典之作。他首次向世界报道了中国的共产主义不是一种传闻或民族主义的宣传。毛泽东、周恩来和包括邓小平在内的许多领导人，都向斯诺谈过他们的早期生活。原注）描写的，〃他是一种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以一幅漫画则可将他勾画为单薄、体弱、劳累过度、半病态，并戴着深度眼镜，他厚厚的乱蓬蓬的头发，给人一种似乎头重脚轻的感觉〃③。但他非常勇敢（在30年代初，他冒着遭逮捕和处死刑的危险，在上海干得比几乎所有的共产党领导人的时间都要长）。他很快就承认，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需要有人教他懂得，工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都需要什么，洛甫比王明和博古大五到六岁，对世界的了解相当多。他的父亲是商人兼学者，而他自己只是一名学者。他在加里福尼亚度过了两年，上过一些大学的课程，并在旧金山的中国华侨杂志社工作过，他英语讲得很好。没有笔名的王稼祥则是另一个勇敢的男子汉，在长征前和长征期间，他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胃病的折磨，1933年当邓小平政治上失宠时，他曾以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帮助过他。
据研究邓小平的人介绍，邓并不认识这些从莫斯科回国的学生。这或许不太属实。他一定知道副校长已网罗了一群亲信，至少也听说过他们的名字或见到过他们。王明和博古在另一班，可能是因为他们会讲俄语。以邓坚定的爱国精神和很有主见来看，无论如何他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