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往直前-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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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寿终正寝的一天。当然，这里说的大多是专题性和文艺性的节目。作为新闻节目而言，世界的变化日新月异，每天都不一样，大不了就是换一个名称，大不了今天叫“子夜”，明天叫“午夜”，后天叫“深夜”，换汤不换药，重在新闻本身。但是最近这十年，电视台的新闻节目似乎进入了一个怪圈。一个栏目办上一段时间，就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停掉。有时候是因为大环境改变了，就随之发生了变化；有时候又因为收视率不好，被要求改版、整顿直至停播；也有的时候是潮流变了，口味变了（不一定是观众口味变了），所以被调整。
《世界》栏目的诞生，是因为《东方时空》被认为已经落伍，需要破旧立新。前《东方时空》的制片人之一时间，调头成立了一个东方时空工作室，改版了《东方时空》，并应运而生了一些子栏目，《世界》就是其中一个。我当时担任了《世界》栏目的制片人工作，《世界》是一档周播的专题节目，主要总结一周来世界范围内一些重大有意思的事，有点像现在康辉主持的《世界周刊》。
干了两年，东方时空工作室因故被撤销了，《东方时空》又被改版了，《世界》也就没法存在了。于是，我们又重打鼓另开张，开办了《国际观察》，一度也办得非常好，很火，收视率比现在四套的《今日关注》还要好。我们那时用了很多新手法，越洋采访，双视窗，包括现在的三视窗，主持人在中间，两边是嘉宾，同时连线两路甚至三路的记者。《国际观察》是当时央视新闻节目第一个以直播形式播出的新闻专栏，那时我们经常报道的是一些突发事件，反应迅速，反响也很好。后来我们又开办了《高端访问》，也是很受欢迎。
《高端访问》被撤销之后，虽然我还在主持《环球视线》，但渐渐地，我听到一种声音：“水均益去哪儿了？”甚至有人怀疑我是不是被央视“封杀”了，或者辞职不干了。
其实，我还在央视，还在主持台上，只不过，仅仅隔三岔五晚上十点半在新闻频道露一脸。我倒没有想混日子，遇到重大新闻、突发事件还会热血沸腾、摩拳擦掌，就像2013年年初的伊拉克战争十周年报道一样。但就像白岩松写陈虻那样，这些年，我的热情和沸腾“变现的越来越少，郁积的越来越多”。我也时常反省自己，是不是老了，当年的激情不在了，贪图安逸了？对于一个到了知天命年纪的人来说，这可能是难免的。但内心里，我一直保留着二十年前怀有的那个愿望——干新闻一直干到老！这一点从来都没有变。
这些年电视台内部动荡不断，我理解这是成熟过程中必然伴有的阵痛。但我个人感觉，这些阵痛未免显得过于频繁。很多突如其来的变化，今天东一榔头，明天西一棒子，让我们作为基层的一分子无所适从。今天是“国际大台”，明天又要“新闻立台”；一阵子要锐意创新，追求前卫，一阵子要严守底线狠抓导向，再一阵子又来了末尾淘汰，惟“收视率”至上。
我不认为收视率一定是万恶之源，但它充其量只能作为一个参考。这些年来，收视率就有点像中国各地的GDP指标，让央视的很多栏目畸形发展，也让很多制片人和编辑记者背负着沉重的负担。因为如果收视率不达标，过不了多久，栏目就要整改，整改了还不达标，就要被取消。这也造成了一些优秀栏目的下马，其中就包括崔永元的栏目。
在我看来，收视率本身没有问题，因为毕竟它是一个硬指标，达到指标，自然表明这个栏目的状态不错。任何一个单位都要奖勤罚劣，也要鼓励先进，无可厚非。但是，收视率的考评，一定要有科学的方法和衡量标准，而不是简单地“一刀切”。
现在的央视频道繁多，我都数不清楚有多少个，反正几十个频道是有的，加上公共的、收费的和有线的，各个频道的栏目就更不计其数了。我估计央视内部人都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个栏目。这些栏目千差万别，有各自的播出时段，有不同的观众群体，节目形态的本身，形形色色各不相同。如果仅靠一个千篇一律的尺度，是没有办法科学、合理和公平地衡量一个栏目的。
据我所知，央视的收视率依据，是一个叫作索福瑞的法国公司所做的调查，样本采集以及收视分析，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不科学性。首先，我们的样本最早也就千把个，后来扩展到了几千个。我不是搞统计学的，但我粗浅地调研一下，发现国外的盖洛普这样的调查机构，他们的样本不会这么少。作为堂堂的中央电视台，面对上亿观众，样本只有区区的四五千个，而且地区、城乡分布不尽合理，所反映数据的科学性和可靠性就存疑。其次，索福瑞的模板据说至少是50年前的模板，就是所谓的“一家一屏”，而今天中国人收看电视的方式早已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仅是一家多屏，更是多屏幕多渠道，手机网络连电梯间都可以收看电视，50年前的模板，如何来反映这种变化和多样性呢？
《高端访问》是一档周播大型国际人物访谈栏目，它为中国电视观众深入了解国际风云人物提供了一个窗口，也为国际风云人物走进中国的千家万户提供了一个平台。《高端访问》不是“政治高端访问”，以敏锐的新闻触角，全面捕捉世界风云人物，为国际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打开一扇窗、搭建一座平台，才是节目的目标。“新闻＋新知”是《高端访问》的真正诉求。
“水均益上哪儿去了？”水均益还在央视。这些年，我随着节目的起伏在起伏，随着电视台的变化在变化，有时会感到彷徨、迷惘，甚至无奈。观众觉得我们风风光光在台前，其实我们为了每一期节目都伤透脑筋，甚至于像小崔那样，经常有抑郁、失眠的情况发生。作为央视的一员，要在这当中拼出一片天地，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要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难。所以现在想一想，我今天还有栏目在播出，有栏目去主持，还能在中央电视台的大舞台上扮演一个角色，已经算是运气上佳了。
8．夜总会风波
那件事，我将其归为“心中的痛”，在一段时间里，它对我而言的确是一种痛苦，是我人生遇到的一个大坎儿。倒不是说这件事本身有什么过不去的，而是它引发了我对自身和所谓名利的反思。在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由于不愿理会炒作和担心更大负面影响的顾虑，而选择了沉默。后来，媒体采访我也好，一些场合偶尔提及也好，我都不愿多说，不想回应。但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将它原原本本地还原一下，也算不上什么澄清，就是给自己内心一个交代吧。
那是2004年5月，我从伊拉克回来刚一年，经历了最大的赞美和最汹涌的诋毁，内心有许多遗憾、委屈和不甘。回来之后，当我把锁在办公室抽屉里的“遗书”撕掉后，有了一种捡回一条命，重获新生的感觉。我忽然觉得，应该活得更洒脱一些，超越一些。于是，我对自己的约束也多多少少有些放松，在某些场合有意无意地“放纵”自己。
比如说，跟朋友聚会的时候，我会选择多喝两杯，有时候甚至喝得酩酊大醉。我算是个想得开的人，但也会有纠结的时候。生活里各种烦心事，工作上压力山大，我也会突然有那么一刻，像是钻进了牛角尖，所以也想找朋友聊天，借酒消愁，排解内心的五味杂陈。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态。
5月，春暖花开之际，我准备出差去杭州参加一个世界园林的高端会议，约访联合国人居署的官员和几位世界级的园林设计大师。临行前一晚，我参加了一个朋友聚会，吃饭时喝了点酒。因为第二天早上要赶飞机，所以我想就近住在办公室。
正在吃饭的时候，一个甘肃老乡联系我，说老家来了朋友要见见我。我说，我明天要出差，现在还在聚会，没有时间。这位老乡是画国画的，在北京的艺术圈里小有名气。他说，这两个老家的朋友大老远赶来，也没什么事，就是特别崇拜我，想见见我，稍微晚一点也行。我也不好再拒绝，就答应说，晚一点，等朋友聚会结束之后，我们找个离中央电视台近一点的地方，坐下来聊聊。
他们选的地方，在航天桥附近一个酒店的夜总会，可以唱歌也可以喝酒。我这边朋友聚会散得晚，10点多结束后，我就往他们那边赶，到的时候已经差不多11点了。我和一个新华社的朋友，加上三个甘肃老乡，一共五个人，要了点水果，还点了酒。我本来说刚喝过了，就别再喝了吧。他们说，要不再喝点啤酒吧。我也不好再扫兴了。
那天喝的啤酒，都是小瓶的喜力。他们先要了一打，喝完后又要了一打，大家慢慢喝着聊着，谈天说地，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到了快凌晨1点的时候，差不多尽兴了，就说结账走吧。
那天是一位做土特产生意的老乡请客，服务员拿着单子来结账时，他一看单子就说：“你们怎么收费的，怎么这么贵呀？”那服务员说：“我们这儿有最低消费。”他有些不理解：“再怎么最低消费，我们就点了两个果盘，24瓶小啤酒啊。”我凑过去一看，好像是五千八还是六千八，的确是贵得有点离谱了。
那位老乡很为难，也有点生气，虽然外地人来北京，对于挨宰这件事多少有点思想准备，但挨这么狠一刀，心里肯定有点难以接受。我那天其实并没喝多，人还算清醒，就是多少有点小兴奋。刚开始我并没有接这茬，但那位画画的老乡很生气：“你得说清楚，账单拿来看一下。”一笔一笔看过后他说：“不对啊，这啤酒怎么这么贵啊，一瓶快100块了，在哪儿也没有这么贵的价钱。就算你是夜总会，我们只是唱歌喝酒，也没干别的，你收这么贵没道理。”那个服务员小伙子也很为难，只说单子上就是这样。我那老乡就说：“不行，把你们管事的叫来，这事得说一下。”
小伙子出去了，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来了一个经理模样的年轻人，我老乡跟他理论说，这账不对，有点宰人。那小经理就说，我们这儿是五星级酒店。一开始还都在解释，但是说着说着，也就有点不太客气了，因为西北人说话比较直，激动起来也有点骂骂咧咧的。那位小经理觉得有点受到了侮辱，就说：“你不能骂人啊。”我们这老乡气也上来了，说：“什么时候骂你了？我就跟你说这个事。”一不留神，有些国骂色彩的词儿就出来了。
我本来没有参与争论，但那个小经理说了一句：“你们喝得起就喝，跑到五星级饭店那不就这个价嘛。”我一听这话就有点生气，一拍前面的茶几，骂了那小伙子一句：“你什么狗屁经理，客人跟你理论，有你这么跟客人说话的吗？什么叫消费得起，五星级就成了你宰客人的借口了，成了你宰客人的幌子了？你收费这么高，拿到物价局能批吗？说难听点，曝一下光你这受得了吗？这收费标准你得说清楚啊！”那位小经理可能情绪不好，一直是一副很不屑的表情，我看他那样，也愈发觉得生气。
当然，在那种昏暗的灯光下，我所见所感未必准确，但那时的确觉得很没面子，有些火冒三丈，我的老乡千里迢迢跑过来，等了我那么久，请我喝顿酒还得被宰这么一通，我心里很不服气。于是说着说着，就越来越激动，脑子一充血，我就拿起茶几上的一杯酒，一边骂一边直接泼到他脸上了：“你这小屁孩，说你这半天，你还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原话不记得了，大概意思就是这样。
这杯酒一泼出去，那小经理先是愣了，然后转身就出了房间。我当时也没当回事，倒是老乡在旁边劝我说，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反正买单就买单吧，无所谓。但是再找他们结账，半天都没来人，那老乡就自己跑到前台把账结了，我那时还有点不依不饶地说：“你凭什么买这个单，咱不能买这个单。”大伙就劝我算了。
这时候，包间的门突然大开，刚才那位经理和两位民警进来了，那民警应该是附近派出所的，一看说：“呦，水先生怎么在这儿？”我说：“怎么了，这是什么意思？”民警说：“他们打110了，说这儿有纠纷，我们过来看看。”我这才知道，那经理半天不见是报警去了，可能被泼了酒心里不服气。我说：“有什么纠纷啊，应该查查他们的账。”那两位民警坐下来说：“既然接警了，我们就要来处理。”我没好气地说，那就处理呗。于是大家坐下来，他们简单问了下情况，我就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说完之后，民警认为这基本属于消费纠纷，而且我那老乡也怕给我惹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