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往直前-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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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当时我们俩相对一笑，共同果断地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从那之后的二十年里，我们做到了当时那个承诺。二十年里，我们有过较劲，有过相互比拼，甚至像2004年那次，因为各自栏目选题争执不下而红过脸，但那些都是新闻和主持业务意义上的较劲。
到今天为止，不论是香港回归报道，还是伊拉克战争；不论是我采访了几百个国家元首政府首脑，还是他在各种场合针砭时弊，纵论天下；更不论是他多么“红得发紫”，意气风发，而我又怎样处处碰壁，消沉低落，我们都会真心为对方的出色喝彩，为对方的失落而不平，为对方的痛苦而悲伤，为对方的思考而共鸣。
在我和白岩松心目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所谓的“一哥”，更不存在争风吃醋，相互“挖坑”，你死我活。我们之间有的，只是两个中国新闻人，对新闻和人生共同的探索、追求与不甘，以及战友般的惺惺相惜。正是因为如此，当2003年我抗命重返巴格达的时候，才会第一时间想到让他去替我为领导求情，允许我们继续在伊拉克报道。若干年后，当他在送给我的书上写下“老哥，为你平反！”那几个字时，我明白，这些年来，白岩松了解我内心的委屈、挣扎与不甘。
当然，这些年，白岩松的心中，也时常涌动着对理想的上下求索，和对现实的无奈与愤懑。相比之下，最近这些年白岩松在央视内外，依然保持着比较高的“出镜率”和知名度。他不仅主持着两档固定播出的栏目《新闻1＋1》和《新闻周刊》，而且央视的各个大型直播和重大新闻报道，也都有他的身影；而在社会上，他被看作是意见领袖式的人物。一度，网上还在盛传所谓的“白岩松语录”（他自己辟谣说，那个语录有一大半都不是他说的）。
但我知道，这并不是他所追求的。他并不在意自己每周主持多少期节目，出多少镜头，也不会得意于垄断央视所有的屏幕（那在现在也是不可能的）。他的心中，新闻的价值和社会效应，是第一位的追求。为此，他会顶住压力，毫不留情地在节目中质疑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甚至大骂某教授为“脑残”。因为，他认为，那是他作为一个新闻人，一名央视主持人的责任。
在他看来，在当今中国这样一个“大时代”，我们的新闻，我们的电视，应该跟得上这个时代的步伐，而不是被这个时代牵着走。就像他自己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这些人更希望坐在历史上演的前排。
白岩松比我小五岁，在我眼中，他就是个小兄弟。大概五年前，我的头发就开始花白了。刚开始是一根两根的白发，后来就如雨后春笋，一片一片，满头的“杂毛”。为了上电视，当然也为了那点可怜的虚荣心，我只好咬牙染发。
几年前，看见他写文章感叹自己白发上头。当时我还不以为然，认为这个小兄弟肯定是看见几根白头发就多愁善感，少年不知愁滋味。前不久，在一次聚会上，我无意中发现他的头发的确已经大片花白了。
我不禁感慨地说：“兄弟，你也白了？！”白岩松答道：“是啊，早白了。刚开始我还拔呢，后来就拔不过来了。算了，就它吧。”
2．崔永元辞职
小崔辞职了。
这也许是2013年中国一条不大不小的新闻。
“仨哥们儿”。崔永元、白岩松和我性格各异，却又是感情十分深厚的“小伙伴儿”。。
崔永元真的从央视辞职了。这件事我是从网上得知并后来确认的。但我并没有感到意外。
几个月前，就是在参加了《东方时空》20周年那场小范围聚会之后，晚上回到家中，我给崔永元发了个短信。我问他怎么没来参加《东方时空》的聚会，大家都很想念他，找个机会我们一起坐一坐，大致就是这样的意思。
当时并没有指望他能回复，因为，崔永元是个大忙人，一般情况下，他不太回复短信，这是朋友们的共识。不想，没几分钟，他回复了我，告诉我他在外地，还问我聚会怎么样？于是，借着点酒劲，也受到之前在聚会上大家普遍的伤感情绪感染，我发了一通牢骚。也许是听出来我的情绪不好，不一会儿，我的手机响了，崔永元直接拨通了我的电话。
“水，别伤心了。我不干了，这回真辞职了。”他在电话里对我说。临了，特别叮嘱我：“这事儿目前绝密啊。”
放下电话，我心潮澎湃，也感慨万千。我依依不舍地又给他追发了一条短信：哥们儿，我支持你。别忘了，你干好了给我也找个下家。
崔永元回答说：不成问题。
几个月后，网上开始出现了他要辞职的传闻。这期间有一天，崔永元给我打电话，说他正在搞一项针对孩子们的捐助活动，问我还有没有以前写过的《前沿故事》一书，可以给孩子捐一点出来。我顺便就问他关于辞职传闻的事。我说，你上次说辞职那事网上在传呢，你真要辞吗？他回答道：“我都和罗台（央视副台长罗明）谈好了，辞了。”我一时想不出什么合适的话，就说：“那好吧，你哥们儿多保重吧。”
其实，崔永元要辞职，这话他已经说过好几次了。甚至在我们的概念里，都有点“狼来了”的意思。但这次“狼”真的来了。虽然有点意料之外，但的确是在情理之中。这当然要从《实话实说》和他的抑郁症说起。《实话实说》是崔永元的里程碑，是他事业的巅峰。《实话实说》成就了他，也在他内心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甚至“诱发了”他的抑郁症。
二十年前，在《东方时空》带动起的电视新闻改革浪潮中，我们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人，其实就好像处在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个时候，我们是亢奋的，投入的，甚至是疯狂的。我们会为了一期节目“24小时等你”，吃方便面，睡办公桌，没日没夜。为了让节目好看，我们会挖空心思设计、策划、推敲每一个细节。通宵达旦开会、看片，在那个年代是家常便饭。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收获了成功，赢得了赞誉。但是，慢慢的，我们中的不少人也为那样的激情和疯狂付出了代价。崔永元就是其中之一。
崔永元是个完美主义者。《实话实说》创办后，崔永元既是主持人，又是栏目的主创人员之一。为了让每一期节目好看，有创意，他和团队吃住在办公室，每日里茶不思饭不想绞尽脑汁寻求突破。渐渐地，崔永元失眠了。祸不单行，恰恰在那个时候，《实话实说》栏目遇到了发展与安全的问题。
发展的问题主要是小崔后来猛批的“万恶的收视率”。经过了初期的闪亮登场与成功，加上央视在收视率统计方法上的不尽科学，《实话实说》收视率开始下滑，栏目组内外压力骤增，崔永元更是焦虑不已。而所谓“安全”问题，主要是栏目的选题屡次因为“导向不正确”，遭到上级领导的点名、批评，甚至“枪毙”。双重压力下，终于，崔永元病了。而且，这一病使他永远地离开了《实话实说》，而《实话实说》栏目也因为他的离开，在经过了一段惨淡之后，寿终正寝。
据时任新闻中心主任的李挺回忆，有一天，新闻评论部副主任陈虻带着《实话实说》栏目的主编海啸来找他，告诉了一个令他大吃一惊的消息：小崔病了。李挺主任说，他当时对抑郁症一无所知，完全不了解这种病的严重性和可怕。当听了陈虻和海啸的描述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来，陈虻他们又来找他，说小崔自己提出要休息一段，并推荐了一位女主持和晶来替班。李挺主任说，当时他就意识到，崔永元恐怕不会再回到《实话实说》了。
李挺主任的判断是对的。在那之后，崔永元消沉了，他似乎对电视，对他倾注了心血的栏目失去了兴趣。很久，人们看不到他出现在电视上。直到一段时间之后，他突然提出，想再搞一个栏目，是关于电影题材的。
作为新闻中心的主任，李挺说，他当时并不看好这样一个跟新闻不沾边的栏目，只是觉得，只要崔永元有兴趣还干电视，哪怕就是为了给他治病，也值得考虑。于是，在离开《实话实说》栏目一段时间后，人们在电视上又看到了崔永元和他的新栏目《电影传奇》。
几年后，我和崔永元就抑郁症有过一次专题讨论。那一次，是他在帮我。
2005年，我哥哥突然患上了抑郁症，遍求名医之后，我找到了崔永元。之前，我曾经很顾虑，怕小崔不愿谈这个话题。没想到，他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我。于是，有一天的下午，我俩坐在新闻评论部一个临时办公地点的餐厅里，进行了一次长谈。
从他那里，我知道了抑郁症是一种越来越常发的疾病，它有遗传的因素，也有环境等外因的促发。我还知道了，抑郁症患者内心真实的活动，以及他们最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帮助。小崔告诉我，他发病的时候，对别人的态度是高度敏感的，几乎是软硬不吃。他说：那时候要是有人跟我说，小崔，你的节目真不错，我肚子里会想，哼，你是眼红我吧。反过来，要是有人跟我说，小崔，最近节目收视率一般啊。我心里会说，你懂个屁，你还不如我呢。有时候，白天有人无意对他讲了一句话，他会琢磨一天，到晚上越想越觉得有问题，半夜拿起电话向那人问个究竟。
看着他在那里像个专业的心理理疗师一样，帮我一点一点地讲解，我无法想象他是怎么熬过那段日子的，更无法想象他心中的痛苦。那个下午，我感受到了他的脆弱、敏感，当然更主要的是，他的善良。因为，到最后他也不忘耐心地出主意，教我如何开导我的哥哥。他说：“你就跟你哥说，没事，有我呢，我一定会站在你身边。你要给他希望。”
正是有了小崔的这番现身说法，我对症下药，找到了帮助我哥的方法，并使他在半年多后，成功地从抑郁病症中走了出来。后来，当我告诉崔永元我哥哥的情况好转时，他还不忘提醒我，抑郁病是会复发的，一定要注意。
我和崔永元不属于那种无话不谈的铁哥们。但我的理解，我们是那种心有灵犀，同呼吸共命运的战友关系。二十年来，我们各自忙于自己的栏目和事业。虽然偶尔会有短暂的交流，但都谈不上深入。他是一个敏感的人，典型的追求完美。他基本上不抽烟不喝酒，有点洁身自好。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如果崔永元跟我和白岩松一样，遇到什么不爽，找几个朋友，喝顿大酒，抒发一下心中的郁闷，也许就不会睡不着觉，得抑郁症了。
《电影传奇》之后，崔永元又做了几档栏目，包括《小崔说事》和最近的《谢天谢地你来啦》，但对于一个理想主义者来说，这些似乎都不能令他满意。给我的感觉，他一直处在一种纠结之中。这纠结有他对自己巅峰时期的耿耿于怀，更有对世态炎凉的不满，以及我们所处现实的无奈。于是，在五十岁的时候，崔永元做了一个勇敢的选择——离开他为之奋斗了20年的央视。
坊间对他的辞职有种种说法，有的说他为了挣大钱，有的说他想从事教育，更有知情者爆料说，《谢天谢地你来啦》栏目在中央电视台连个名分都没有，经费不足，每次请嘉宾不给人家钱，害得小崔每每亲自出马，利用自己的名气欠那些嘉宾的人情。终于，小崔忍无可忍，愤而离去。
这种说法也许并非空穴来风。前不久，当我听说央视一个频道每期节目花150万，请凤凰卫视的一位知名主持人和他的团队“友情客串”时，我还真有点相信了。但仔细一想，崔永元还不至于这么斤斤计较。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问过他的真实想法。但我猜想，他一定是不愿再这样混下去了。他看到了现实，他知道自己还有梦想与追求。他希望趁自己还不算太老的时候再拼一把，就像二十年前他在《东方时空》那样拼一把。
当然，这些都只是我的猜想。
3．大姐敬一丹
敬大姐是我们内部对敬一丹的尊称，和年龄、辈分无关。因为，在我们看来，敬大姐就像一位关心、照顾我们的大姐姐。更重要的是，敬大姐在做人做事，对待名利方面是我们的榜样。
当我和白岩松、崔永元一起跳槽加盟《东方时空》，进入中央电视台的时候，敬大姐早已是央视著名的节目主持人了。那时候，她主持的《经济半小时》和《一丹话题》深入人心，而敬大姐的知名度，是我们这些“野路子”半路出家的小年轻们可望而不可即的。所以，当1994年《焦点访谈》开播，我们听说敬一丹要加盟的时候，真的是既意外又压力巨大。
你想，对我们这些当时还对电视处在懵懂状态，凭着一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