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往直前-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赛道的国际滑雪中心。在采访中,普京特别感谢了中国,而且提到中国和俄罗斯是好朋友,是战略伙伴。
过了安检,我才发现,采访队伍已经壮大到20人左右。俄罗斯新闻局在未经我们同意的情况下,又加了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参加专访(因为之前说好是CCTV独家专访的)。他们一来就是十几个人,双机、录音、灯光,样样齐全。相比之下,我们这凑起来的队伍显得有点寒酸。虽然新闻局的人向我们保证,他们只问一个问题。但我还是觉得很费解,就问一个问题,用得着这么大的阵容吗?
采访安排在克里姆林宫内的桃木厅,那是间不大的会议室,中间放着一张白色大圆桌,桌子的一边单放着一把椅子,另一边并排放着三把椅子。新华社莫斯科分社的记者、我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一位女记者依次就座后,摄像们开始疯狂地抢占有利“机”位,整场“战役”持续了足有一个小时。
从下午5点开始,等待变得越来越焦灼。其间,还来了一位俄罗斯女化妆师,说是总统的化妆师,要给我们三个记者化妆,大家都愉快地接受了。从新华社那位50多岁的首席记者紧张的面部表情可以判断,这可能是老人家这辈子头一回化妆。
按照双方事先的商定,我们和新华社联合采访,最初只允许提三个问题,经过再三努力,俄方终于在当天同意再加一个问题。加上俄罗斯电视台的一个问题,一共是五个问题。这对于一期电视专访而言,基本上属于“贫困线”以下。
进入克里姆林宫前,我们的编导不知多少次提醒过我:拿出你的看家本事,一定要多问。我心里直犯嘀咕:哪有这么容易,以我此前和叶利钦打交道的经验,“老毛子”的信用经常刷低下限,说问三个问题,也许到头来只让问一个就没了。
在普京出现之前的漫长等待中,我不时看看笔记本上十几个精心策划的问题,眼底心中一片茫然。晚上8点20分,在迟到了近三个小时之后,普京终于出现了。和电视上看到的一样,一脸严肃,一双“狼”眼,深不可测。他走进来的姿势,也跟电视上看到的一样,斜着肩膀,一摇一晃。
普京的身材并不高大,但语言铿锵。几十年来他一直默默无闻,是俄罗斯的政治变革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据说,普京在中学时代是个非常普通的学生,在他成为俄罗斯总理后,圣彼得堡(前列宁格勒)一所中学50周年校庆前,有人致电校长办公室,询问普京总理是否出席校庆。半信半疑的校方在翻阅了陈年档案后,才发现俄罗斯最当红的政治家,竟然是本校1970届毕业生。
上世纪九十年代,普京曾经先后在叶利钦办公室和俄罗斯国家安全局任职。1999年8月,普京出任俄罗斯总理。4个月后,时事、机遇和天赋,让这位普通工人的儿子,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元首。
在就任总统之前,在对莫斯科大学学生的一次演讲中,普京说,他有一个梦想,希望有一天,俄罗斯人能够说,我为生在俄罗斯而感到自豪。这可以说是俄罗斯人的共同梦想,要将这个梦想变成现实,俄罗斯需要强有力的领袖。从精力充沛、敢作敢为的普京总统身上,人们看到了希望,不仅是拥有称职领袖的希望,而且是重振俄罗斯大国雄风的希望。
的确,普京上台后的几年里,全世界无不以敬畏的眼光注视着他。他不顾西方的压力,坚持武力打击车臣叛乱;他建议重新沿用苏联时代的国歌,作为俄罗斯正式国歌的旋律;他公开承担库尔斯克号潜艇事故的责任,得到民众的谅解。另外,在科索沃、阿富汗等问题上,普京也有不俗的表现。所有这些,都使普京在人们心目中有了极佳的形象,甚至成了许多俄罗斯女性的梦中情人,那首《嫁人就嫁普京这样的人》的歌曲,一度红遍了俄罗斯。
那次采访,我首先问的是规定题目:普京总统此次访华的意义。轮到第二个问题时,我主动伸手示意新华社的首席记者提问。这两个问题,普京看上去一点也没被调动,完全不兴奋。
我意识到,如果照此下去,普京最多再回答两三个问题就会走人了。按照事先约定,第三个问题我应该问他,有关中俄经贸的前景,但经验告诉我,必须马上改变谈话方式,于是临时决定,用拍马屁式的问题,“挑逗”他一下。
我问道:“您在竞选时,曾发誓要让俄罗斯人过上应有的生活,您也表示国内发展的目标要高于国外的目标,俄罗斯当前最要紧的问题是什么?您是否认为有必要改善包括华人在内的外国人在俄的投资环境?”
这个问题有两个背景:第一,普京特喜欢对人说要让俄罗斯人过上好日子,有人重复这句话他会更高兴;第二,近来,全世界都在抱怨俄罗斯投资环境恶劣,就在一个多月前,住在一家饭店的50多个中国商人,被俄罗斯警察洗劫一空,曾引发了两国之间关于投资环境的一场“恶战”。
普京显然被这枚“糖衣炮弹”击中了,语速明显加快,一直放在桌子底下的手,也拿了上来。形势如此之好,没得说,继续“挑逗”。等他话音刚落,我又问他,别人说你一脸严肃,是“黑匣子”,而且很铁腕,你同意吗?总统先生又是一通手舞足蹈,激情澎湃。
眼看时机成熟,我决定让他好好美一下。“总统先生,听说您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彼得大帝的画像。俄罗斯历史上有不少时代令人印象深刻,也影响广泛,比如,彼得大帝时代、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时代,当然还有苏联时代,您个人更加喜欢哪个时代?”
翻译一边翻着,我一边注意普京的表情变化,那一脸的灿烂啊,得意啊。要知道,普京最崇拜的人就是彼得大帝,也最喜欢人们把他看作是当今拯救俄罗斯的彼得大帝。
这下局面彻底打开了。之后,除了我实在不忍心,也让俄罗斯电视台那个女记者问了一个问题外,一直是我和普京的天下。没办法,聊得投机,聊得愉快。什么中国饭菜啊、欧洲理念啊、中国地位啊,一个接一个,一口气问了十几个问题。
一晃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一旁的总统府新闻局长站起来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无数次想宣布结束,可又不敢打断普京的话茬。最后没辙,凑到翻译耳边,嘀咕一番。翻译在我的本子上写了两个字:结束。
想结束?我还意犹未尽呢。再说,只要普京高兴,他手下的人也没辙,我立刻使出了采访杀手锏:“总统先生,您的访华备受中国民众关注,我们中央电视台对这次采访也高度重视,我们千里迢迢从北京坐十几个小时飞机,今天又苦等了您三个小时,是否能够允许我们再问两个问题?”
普京的答复让全场人开怀大笑,当然除了那位一脸苦相的局长。他幽默大方地说:“你们想问多少就问多少吧,不过,要是全体中国人每人再问一个,那我可受不了。”
我也不含糊,又问了两个问题,一个是问他夫人听到他当总统为何哭了一天,另一个就是让他寄语中国民众,说两句好听的话。随后,我邀请普京总统在朱镕基总理为《焦点访谈》“破戒”题词的那个本子上,帮我们签名,然后全体及分别合影。特别让我们央视驻俄罗斯记者站的两位同事,和他单独来了一张合影。据说,有了和普京的合影,就可以在俄罗斯大地上畅行无阻,起码可以避免被警察无端敲诈。
四十分钟的采访大功告成,我们心里别提有多舒坦了。从叶利钦那里所受的种种恶气,顿时一扫而光。采访普京初战告捷,使我扭转了对俄罗斯“老毛子”的坏印象。初访普京,让我看到了这位铁腕人物幽默大方的一面。
对普京另外一次令我印象深刻的采访,是在2004年《高端访问》栏目创立之初。那次的采访远远没有这么顺利,简直可以说是“险象环生”。
当时,央视新闻频道刚创办一年,需要一些新形态的、稍微有深度的栏目。新闻中心主任李挺找到我,建议我把不定期做的采访外国领导人这种节目,以固定播出的形式,专门成立一个栏目。李挺主任说:“我把名字都给你想好了,就叫《高端访问》。”那时候,“高端”两个字挺时髦的,就像现在的“屌丝”“逆袭”一样。
我们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办这个栏目。每周固定播出,而且不能够重复,一年下来,52个星期,我得采访52个重量级人物,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不敢说个个都得是总统,但我们也铁了心,将采访对象锁定于国际的高端人物,既包括国家元首,也包括新闻事件中的关键人物,还可以是杰出的科学家、文化人、企业家等等。
虽然范围很宽泛,但是每年要找来52个人物,难度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我当时常常开玩笑说,只有在每个星期天播出的当晚,我才能稍微放松一下。等到星期一早上一睁眼,坏了,又欠中央电视台一期《高端访问》!
栏目刚创办的时候,我们是全方位出动,四处公关,网罗各种各样的采访对象。基于当时央视的条件,我们大多数时候是在守株待兔,等着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或是重要人物来华,锁定这个人物在华期间的行踪,无论在哪个城市,我们都跟着去;如果实在没办法,我们也可以出国去采访,当然这就很费事。
2004年9月,突然出现了罕见的采访“撞车”,我们在一个月内,密集地约到了三位重要人物的采访:法国总统希拉克要访问中国,答应在访华之前,在巴黎的爱丽舍宫接受我们的采访,时间是9月底;俄罗斯总统普京,答应在克里姆林宫接受我们的采访,时间是10月9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确定于10月10日下午2点钟,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接受我们的采访。
9月底去巴黎专访希拉克倒好办,但10月9日和10月10日,我要从莫斯科瞬何“穿越”回北京,这是非常冒险的举动。但我们当时对选题很饥渴,绝不放过任何一个采访对象,便想办法设计行程,准备一网捞起这三条大鱼。
我在巴黎爱丽舍宫与希拉克合影。希拉克一直强烈反对美国的伊拉克战争主张,但他也承认法美关系虽然曾陷于低潮,但美国和法国依然是盟友。希拉克在接受我采访时说,中国和法国一向倡导建立多极化世界,面对全球反恐斗争进入新阶段,中国和法国的共识是:捍卫多极化,强化联合国作用,加强各文明之间的沟通与融洽是反恐的保障,推动和深化国际合作是反恐的关键。
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单程飞行将近10个小时,当时俄方和我们约定,专访定在当地时间的当天上午12点左右。但以我多年采访政要的经验,晚一到两个小时都是常事。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哪怕晚3个小时,我们也来得及赶上国航晚上8点半从莫斯科回北京的航班。莫斯科和北京有大概5个小时时差,也就是说,我们起飞的时间,大概是北京时间次日凌晨1点,我们飞回北京时,大概就是北京时间中午11点。这样,正好能赶上下午2点对安南的采访。
这趟行程不容许有半点闪失。因为采访这些政府首脑,一旦确定时间,想要改动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些人都日理万机,日程排得满满当当,以每小时甚至每分钟来计算,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的采访,稍有不慎便会酿成“外交事故”。
我们预先做了各种设想,比如说,万一回北京的飞机晚点怎么办?从首都机场出来还有一大堆手续要办,一大堆行李要取,而且风尘仆仆的我也需要化化妆,还要架好机器,布好灯光,如果时间来不及怎么办?
我们准备了几套方案。只要飞机不晚点,一到首都机场,我就拿着护照办手续,一个人先出机场。栏目组的车会在机场门口等我,直奔钓鱼台国宾馆,在车上化妆师给我简单洗洗脸,化化妆,整理得像样一点。台里会重新组织一个专访的报道组,早早去钓鱼台架设机器和灯光,然后我们直接会合。若飞机晚点了,晚得彻底没希望了,就请主持人董倩临时来替我做这个专访。
总之,宁可出尽百宝,不可放过一个采访对象。
2.险象环生的高端访问
2004年的那次采访有些特别,因为普京是个很有创意的人,经常会一拍脑门,想出一个新主意。除了我们和新华社联合采访外,他还提出一个要求,邀请一个中国的中学生作为小记者,一起采访。当时中国很多学校都有校报社,有小记者,可能普京上网看到了,觉得挺新鲜,想见识一下。被选中的小记者是个小女孩,北京的中学生,可爱又聪明。
采访当天,我们很早就出发了。使馆支援了我们一辆面包车,还让一位政务参赞陪我们三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