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贝克汉姆:我的立场-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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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家人的爱中长大。没有父母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像每一个儿子一样，如果父母没有把他们的品德传给我，我就不会成长为今天的自己。我想，婚姻和为人父母是每个人生命中的两件大事，它们能带来最大的快乐和责任感。从父母那里，从他们为我营造的童年那里，从琳恩和乔安妮那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因此，父母的决裂是我一生中最难面对的事情。说实话，我至今仍在努力去勇敢面对。
我不该谈论父母婚姻的破裂。但是，不讲到父母的离异给我的感受，我也就不能继续我的故事。我的职业生涯中也曾遇到麻烦，而我认为自己还可以应付。现在，我的生活就是责任，我的反应应该是迎接挑战。有些事情需要妥善控制，往积极的方面想。但是，面对父母的离婚，我却没办法做到积极。我身陷其中，但我还是无法控制事情的发展。这令我感到恐惧，是我平生第一次对周围的世界有这样的感觉。事情过去几年之后，我还是避免谈及它。和父母交谈成了最困难的事情。
任何有过做父母经历的人都能体会到我的感受，那也是他们内心里一直斗争着的事。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父母互相恩爱那感觉就像是看到早晨初升的太阳，一直萦绕在你心头。你无法想像他们有一天会分开，即使当你离开家开创自己的天地之后也不会想到。
然而最难处理的事情就是你可能在心里一直责怪自己：他们的分离是我造成的。我还记得在儿时以及成为前途光明的足球运动员后，父母为我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他们当时也许应该把对我的关怀分一些给对方吧。我当时却没有想到。难道不是么？现在回想起来，已经太晚了，任何举措都无法挽回他们的分离。
无论你的年纪有多大，只要离婚了，孩子总会觉得那是他们的错，或者认为他们是事情的根源。我一直认为夫妻之间的事情永远是他们自己之间的，和其他任何人无关。即使是他们子女也无法改变后果。事实上爸爸确实对我说过，我有了独立的家庭之后和他们在—起的时间少了许多。这也是他们问题的一部分原因。我也开始不断地诘问自己：我和老爸外出谈心是否能够改变什么？我是否应该在他们那里成为联系的纽带？这一切好像我不能自己。当然我是不可能花更多的时间来陪他们的，每星期我大多数时间都在曼彻斯特度过，仅有的—天或两天休息我还要和维多利亚以及小家伙们聚在一起。即使我有更多的时间来陪他们，那就一定能改变什么吗？
仔细想想，我觉得不会的。
即使在爸妈离婚以后，我们还是很为难，对琳恩和乔安妮来说也是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不必浪费口舌，你必须面对一个问题：你站在哪一边？对我和我的姐妹来说，那不是我们心中所想的东西，他们是我们共同的父母，“哪一边”对我来说毫无意义。但我知道，那对父母来说意味着安全感，他们正挣扎在自责的痛苦中，不想在失去丈夫或妻子的同时再失去自己的孩子们。我和妈妈见面的机会较多，因为她帮助我照看孩子们，我知道爸爸觉得那并不仅仅意味着这些。我想解决“站在哪一边”问题的惟一方法就是爸妈重新找到彼此交流的感觉，找到—种新的关系重拾彼此的信任。我真希望这能发生。
当他们之间已经确定无法挽回时，我依然想帮他们，虽然我发现和他们就当时的情况进行交谈已经很困难了。我确实知道我是不可能阻止他们分开的，但是我确实想尽我的所能使他们在分开后彼此能容忍些。我把我们的房子买下来了，那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我想这是帮助他们的一种方式。这样爸爸在那里可以重新开始。我需要知道妈妈有安定的感觉，而且我知道外公外婆也在为母亲而担心。于是我在伦敦为妈妈重新买了一套房子，那儿和索布里奇沃斯的房子很近，这样她就可以和乔安妮住在一起了。我以前一直幻想着能在那里买一套大房子让他们住在一起。我的父母已经结婚近30年了，我始终不能相信他们就这样分开了。对于我们一我、琳恩、乔安妮以及他们，我都希望大家在那个地方至少可以和睦相处。我们也可以有一个地方坐在一起聊聊以前的美好时光。
这件事怎能不使我多联想自己的家庭？我父母的故事使我非常难过，内心空虚。曾经美好的家庭已不复存在。谁还能够告诉你生活上的坑坑洼洼将如何度过？只有在家里和维多利亚以及孩子们在一起才使我感到充实。我的婚姻以及我的家庭是我无比珍贵的财富。他们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没有他们我不知道生活将如何度过。我想看到我的孩子慢慢长大，想看到我和维多利亚彼此伴随慢慢变老。我一生只结过这一次婚，也希望它能名副其实。爸妈的离婚使我更加意识到这一点。在我的成长历程中，我从父母身上学到如何生活，如何决策，如何对待别人。他们还教我，如果你想得到某些东西，你就要努力去争取。我以前认为是他们造就了我的足球生涯，但现在我意识到，我的婚姻也一样。
第十三章 我的忠诚
“你对我有什么不满吗？”
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这样的失望。我原来真的以为我们会赢得2002年在日本的世界杯。我不知道是什么使得自己这么自信。
是因为当了队长吗？是因为我的脚伤及时好了吗？还是因为一些琐碎的小事，比如我在飞机上的座位号刚好是幸运数字7 ？所有这些都被我看成了英格兰队夺冠的好兆头。然而最终我能确定的事情只是：这次失败的出征影响到我进入新赛季的精神状态，包括在家里的精神状态。英格兰队回到英国以后，维多利亚和我一起外出度假一个星期，但是我的情绪依然十分低落。事实上，在度假结束前，维多利亚就已经受够了：“我不知道我还能忍受多久？”她说，“我一天到晚都跟一个既不笑也没有表情的人呆在一起。你难道就不能开口对我说两句吗？”
她其实没有必要告诉我这样对她不公平。过去，我一直尽力地不把工作问题带回家，不论发生什么，我也尽量不因为曼联的事情而影响我跟家人在一起时候的情绪。但是这次不一样。当开始新赛季前的训练时，我的感觉仍然不好，就好像我没有得到很好的休息一样：疲惫，双腿沉重，没有激情。所有的事情都不对劲儿。我的状态一点也不好“现在并不是凌晨4 点51分，不是吗？我也不是在下煤矿或者整天开着大卡车，不是吗？我一直热爱踢足球、热爱训练，然而现在我却有着不该有的感觉：我似乎不愿意回到曼联继续训练，不愿意面对另一个新的赛季。
我的这种压抑感挥之不去，但是我又不得不埋头训练。曼联的队员们很幸运，因为教练很理解我们的心情，知道我们的状态不太好。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一次的赛季前训练不像以往那样艰苦。
2002—2003赛季开始以后，我们直到5 月初还没有在老特拉福德球场赢得一场比赛，可即便如此，我还是没有恢复到比较好的比赛状态。我不得不加强了训练。当你状态不好的时候，也许只有通过更加刻苦的训练才能找回感觉，我打算一搏。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即将发生的最糟的事情却与足球无关。
我和维多利亚一直竭力让生活过得井然有序，不仅仅是为了我们自己，因为我和维多利亚的生活对我们的两个孩子布鲁克林和罗密欧来说太复杂了。有的时候，突然会冒出一些什么事情，让你毫无准备。即使你有所准备，但是一想到这意味着你必须把前门锁上不敢出门，你也不希望这些事情发生。
11月的第一场比赛是在老特拉福德球场上与南安普敦队对垒。
通常，很少有其他的这类比赛会让我记忆深刻。我们没费很大力气便赢得了比赛，这也许主要是因为我们在主场比赛吧。尤其是因为罗伊·基恩受伤，所以由我戴上了队长的袖标，我当时在场上的感觉很好。当比赛以2 比1 结束的时候，我带着一种“又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的心情轻松地走下了足球场。我盼望见到维多利亚，盼望和孩子们呆上一个晚上。然而，我却没想到，一件令我震惊的事情正在等着我。
我一到更衣室，老头子就让我到办公室里跟他谈一谈。我还没有来得及换衣服，就穿着球衣球裤和球鞋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我猜想着会发生什么事情，却万万没有想到维多利亚在那里等着我。她看起来脸色苍白，十分紧张。我的心也一下子紧张起来。我看着她，等着她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种非常奇怪的感觉，从办公室里紧张的气氛中，我预料到发生了—件可怕的事情，然而却怎么也想不出会是什么样的事情。我看着老头子，他看起来似乎在回避我的目光。正在这时，我突然意识到房间里还站着另外4 个人，其中有—个我有些面熟——曼彻斯特警局的一位警官，他向我介绍了其他3 个人，他们来自S07 ——有组织重大犯罪调查指挥部，他们刚刚从苏格兰警局赶过来。
4 个身穿制服的人站在那里，我也穿着还滴着汗水的球衫站在那里：好像我们大家都在等待即将发生的事情一样。教练让我坐下听他们讲话。但我无法相信他们所说的。我竭力想理解他们所说的话。担那绝对不可能发生，也不应该发生。
我望着维多利亚，从她的眼睛里看得出，她和我有着同样的疑问。我们该怎么办？
从《世界新闻》的报告得知，4 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已经在伦敦被捕。他们属于一个艺术品盗窃团伙。那天晚上还有另外4 个人被捕，他们供认他们的团伙打算第二天早上绑架维多利亚、布鲁克林和罗密欧，索要500 万英镑的赎金。
维多利亚听了这一切以后，竭力表现得坚强。她开玩笑说如果他们绑架了她，就必须还要绑架她的发型师为地理发。现在，她看着我，看我如何接受这—消息。而我变得非常不安。我的胃开始抽搐：对任何人来讲，这都是最可怕的梦魇，当然不是每个人都会碰到这倒霉事儿。—开始，苏格兰警局来的人告诉我们，他们对此事非常认真，及时地逮捕了那些人，现在也安排了人守护着我们在埃尔德里艾奇和索尔布里奇沃斯的房子。
当我们回家的时候，一辆警车停在过道上，几个警察也守庄大门值班。我们走进大门，发现房前的院子里还有一辆警车。我和维多利亚尽量不陷入恐慌，我也不得不说，看到警方如此神速地安排好一切，这多少让我们得到些安慰。那天晚上和第二天早上，我们一直关注着报纸和电视新闻。真相终于水落石出了。也许我们曾经看到或者听到一些意想不到的有关自己的故事和传闻，然而这次给人的感觉太不一样了。报纸上登出了劫匪在我们南面大门的照片，并报道了如果我不付赎金，他们会怎么对待维多利亚——他们会让我家门口的阶梯血流成河。这些报道让我和维多利亚彻夜难眠。
我们恐惧不安，却无处躲藏，只能祈祷这一切赶快消失。对我来说，世界上最珍贵的事情就是家庭的平安。我想，对所有的父亲来说都是这样。因此，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竭尽全力地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已经数不清我们听取了多少专家的意见。有的时候，我们只是觉得越来越迷惘：每个人的意见都不同，而我们觉得有些政客只不过是借着向我们提供帮助的机会，来提高自己的名誉。渐渐地，我们都不知道应该信任谁了。
最后，我们求助的人是维多利亚的爸爸托尼。他曾经在安全部门里作过，当我们买下了在索尔布里奇沃斯的房子以后，他自己为我们安置了报警系统。甚至当苏格兰警局的人想看看能不能加固我们的报警系统的时候，他们都为托尼设计的复杂的报警素统感到惊讶。
现在，我的生活到处都需要安全保障，这是在绑架阴谋被发现以前我们所始料未及的。这种生活并不容易，我们多么想和其他家庭一样，也出去看看马克斯和斯宾斯的组合或者麦当娜的演出什么的；无忧无虑地出去工作和参加各种社交活动。我们现在得前所未有地小心谨慎。在确保儿子们的安全的同时，我们还努力地不让他们觉得生活一下子变得古怪。绑架阴谋被发现一两天后，我告诉布鲁克林，警察出现在我们家里，是特意来让他看看他们的警车的。
你可以想像，一个3 岁的孩子听了这话以后是什么样的反应，他每隔10分钟就出去看一下警车，渴望着到警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