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贝克汉姆:我的立场-第6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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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40分钟。
我认为，当时的观众中没有人会看出我们已经从失球中恢复过来，而在球场上踢球的我看来，球队里缺少一个能把比分扳平的人。随后，罗纳尔迪尼奥由于嘲笑丹尼·米尔斯而被罚下，所有在场的英格兰球迷都开始认为这是我们反击的最好机会：11对10，我们取得了人数上的优势。其他一些人则不站在我们这边。巴西队如果没有人被罚下，是丝毫不会改变自己打法的，他们还是不断地压上，寻找机会攻入第三个球。而现在罗纳尔迪尼奥被罚下了，我们看到了希望，或许他们会再犯一个像卢西奥上半时的那个错误，只要我们像上半时那样打，还是有机会的。但是，巴西队改变了打法，被罚下一个人之后，他们开始防守，旨在保住胜果。我们没有多余的体力压上去打了，但是在最后的半个小时里他们的防线很靠后，我们只有全线压上。就在这个时候，巴西队向全世界证明了他们是真正的倒球大师，只要他们需要，他们可以把球在自己半场不停地倒来倒去。我们惟一的机会是泰迪在对方禁区前被放倒，但是主裁判不认为这是个犯规，所以没有给我们任意球。在那个时候，任意球是我们破门的惟一办法了。
后来我也看到了他们怎么大胜德国队的，对被这样一支整个世界杯赛上最出色的球队淘汰的想法不能给我带来任何安慰。我觉得我们在世界杯冠军离我们最近的时候失去了它，其他英格兰队的球员也是这么想的。虽然我对巴西队充满敬意，但是一想到我们几乎是将胜利拱手相让，我就非常难过。我们所有人都很低落，都被摧毁了。大卫·西曼在赛后站在中圈附近，尽管他身边还有很多队友，但他看起来就像世界上最孤独的人。我走过去用手臂挽着他的肩膀，冲着他的：耳朵说：“别难过了，大卫。你已经很出色了，如果没有你，我们是不可能走这么远的。那个球太奇怪了，你已经没有办法—了。忘了它吧，别让人们看见你这样。”
大卫什么也没有说。我记得当年我在圣埃蒂安的更衣室里孤独地呆着，托尼·亚当斯对我说的那些话正是我所需要的。而现在，我虽然不能钻进西曼的大脑里，但是我知道他希望他的队友来安慰他几句。我就是那个队友。
“来吧，大卫。我们出去走一圈，出去看看英格兰球迷！”
这些球迷是伟大的球迷。我们知道他们对比赛的结果很失望，但是他们仍然站在他们的椅子上，等待我们出来，并且在我们出来的时候给予我们最热烈的掌声。他们没有向我们诉苦，也没有过激的言语，他们一直在我们背后支持着我们，直到比赛的最后一刻。
整个决赛阶段他们一直如此，他们是当时在日本的最伟大的球迷。
也许巴西的球迷也被这种精神感染了，他们向我们投以和给巴西队一样热烈的掌声。他们在庆祝巴西队进入下一轮，但是他们没有忘记对英格兰队表示尊敬，我钦佩他们的这种行为。
当我们回到更衣室里坐下的时候，大家都十分安静，只有思绪在不断起伏。他们所想的不仅仅是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而是10个月的高水平的比赛就在输给巴西队之后终结了，我们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生命好像在慢慢枯竭。这时埃利克松打破了沉静：“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不仅仅是因为你们在这3 个礼拜里的表现，更重要的首先是你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英格兰队带到了决赛阶段。今天每个人都很失望，我们本希望能在世界杯上走得更远一些的，而且我也相信我们有能力走得更远一些，但是这就是足球，这就是比赛。当属于你自己的时刻来临时，一切都会变成现实。你们已经很棒了，你们应该知道这一点。”
我把自己锁在自己的世界里，我相信更衣室里每一个队员都是这样。埃利克松的话已经没有什么好补充的了，他的话好像总是很有效。于是我们从座位上站起来，开始洗澡换衣服。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拖着自己的身体从体育场里走出来，走到大巴上，我们的车很快将巴西队的大巴远远地甩在了后面。罗纳尔迪尼奥坐在巴西队大巴的后座，正在拍击—套桑巴鼓，他显得十分兴奋。他当然应该高兴，正是他的入球帮助巴西队闯进半决赛。那—瞬间，我脑海里不停地说着“如果，如果”，头几乎要爆了。我用手机给维多利亚打了个电话，她在电话里说：“大卫，我对于所发生的一切表示遗憾，但是你要知道，我们永远爱你。我清楚你现在情绪很低落。我们在这里等你，我和布鲁克林非常欢迎你回来。”
维多利亚是对的，她知道我多么希望能率领英格兰队进入决赛，其实她也是希望如此，但是现在一切都成了泡影，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别人风光。我的妻子已经有7 个月的身孕了，她很想念我。我的儿子布鲁克林也很想念我，我其实也同样地想念他们。我情愿继续呆在日本，但是急切想回家的心情——直不停地触动着我，直到我回到了酒店，我对维多利亚说再见，并告诉她第二天我们就可以见面了。
回到酒店之后，日本球迷还在门外欢迎我们归来。他们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我们英格兰自己的球迷—样。进入酒店，我们看到了所有的亲人和朋友，他们在楼梯两侧站着迎接我们。当我们走上楼梯时，他们对我们报以掌声。我的父母·电在那里，“千万不能在这里哭。”我对自己说。
我走过去拥抱了我的父母，还和其他几个人打了声招呼。我什么也说不出口，我又能说些什么呢？我径直穿过接待台，走向自己的房间。房间里十分安静，毫无生气，惟一的响声只是空调传来的低鸣。我关着门，在床上瘫了一下午，我觉得自己就像—个老头子一样，只能感受到失落、受伤和疲倦。我对自己和对英格兰队都有很高的期望，我们准备得也很不错，事情进行得也很顺利，然而我们也许错失了这辈子当中最好的机会，我们当中的人或许再也没有如此良机了。我不是仅仅追问自己为什么会发生这—切，因为为什么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事实。即使是现在，比赛已经结束几个小时了，我还是不太能接受这个现实。酒店里压抑的空气不停地压迫我的耳膜，我浑身就像空了一样。在我们回到英格兰之后，这里还会举行半决赛和决赛，我们将和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样，在电视机前观看剩下的比赛。但是事情的性质已经变了，对于每个英格兰队员来说，世界杯已经结束了，英格兰被淘汰了。
第十二章 泡泡快乐小家
“遇到一位像您这样的伟人，真是莫大的荣幸。”
我仅仅等待了27年而已。2002年9 月1 日，早上9 点半刚过，我们的第二个儿子、布鲁克林的小弟弟——罗密欧出生了。我还记得，当初自己同两个姐妹一起长大的时候，是多么希望有个小弟弟。对此，有人比我知之更多，你可以去问问，为何我总是渴望家里再有个男孩子来和我做伴，这不仅是因为我需要有个小家伙在后花园和我一起射门。但我并非不爱琳恩和乔安妮。布鲁克林出生后，我们开始讨论要生更多的孩子。维多利亚和我都希望下一个是女儿。当维多利亚再次怀孕后，布鲁克林也满怀期望。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发现罗密欧是个男孩子的时候，我为布鲁克林感到高兴，也为我——那个曾经的小男孩感到高兴。说实话，这种强烈的兴奋与欣喜，令我自己都颇为惊讶。
维多利亚的姐姐路易丝和我们来往密切，她有个女儿叫莉贝蒂，和布鲁克林自幼一起玩耍，他们两个的年龄只差几个月。也许这就是为何在发现我们有了第2 个孩子的时候，布鲁克林总认为会是个小妹妹的原因。在给孩子起名字这件事上，我和维多利亚都是早有计划，已经为孩子准备好了“巴黎”和“罗密欧”这两个名字。
“想不想对小‘巴黎’说点什么？”
布鲁克林就会把头贴在维多利亚的肚子上。他和我们一样兴奋。我们认为这种期待会—直持续到孩子降生。
总有一些奇怪的事情与我们的生活如影相随，其中更为怪异的便是我们的私生活——或者说是一种被歪曲的版本一被曝光了。因此，事情有时就变得扑朔迷离起来。—天下午，布鲁克林和维多利亚—起外出购物。他们进了一家药房，售货小姐就问他到：“你妈妈的新宝宝好不好？”
布鲁克林—定很喜欢这位女士，因为他很高兴地告诉她说，他就要有个小妹妹了，名字叫“巴黎”。24小时后，报纸就煞有介事地刊登了这件事：3 岁的布鲁克林，已经代表贝克汉姆家正式发表—了这—消息。我们并非有意愚弄他人，那时候，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孩子是男是女。
在生孩子这件事上，丈夫们相对轻松，是不是？准爸爸只要尽力帮点忙，然后等待孩子降生就是了。但是在这一天到来之前，维多利亚要怀胎10月。我喜欢她怀孕时的模样，我喜欢知道她把我们的孩子视若珍宝，我喜欢和她一起分享快乐、分担忧愁。但是，做母亲的难处，男人也许永远也无法体会到。我已经两次亲眼看到，维多利亚的情绪、身体、荷尔蒙，一切的一切，在怀孕期间起伏不定。
罗密欧和十电的哥哥一样，出生在伦敦的波特兰医院。一回生，二回熟，这次我知道如何偷偷溜进医院而不被发现。我们在转弯处就停下车来，然后我就躲在车子的后部，直到走完最后几百码，到了医院的后门时，我再出来。但是孩子都各有不同之处，我不能保证一切按部就班地和上次—样。当医生告诉维多利亚，第二天早上需要做剖腹产的时候，我们着实惊慌了几分钟。这也就意味着我要从曼彻斯特连夜驱车赶去。而那一天，显而易见，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
一旦你曾看到过一个孩子降临这世界，那么当另一个孩子到来的时候，你在心理上应该是有准备的。但是对我而言全非如此。当罗密欧被捧到手术室的灯光下，那种兴奋、幸福、骄傲的感觉汹涌而来，将我淹没，就像3 年前布鲁克林出生时一样，初为人父的一幕幕在重演。我挚爱维多利亚，挚爱我们这个刚刚诞生的孩子。这个新生命，已经占据了我的心。
当美妙的那一刻还未到来，我在手术室陪伴维多利亚的时候，我妈妈来照顾布鲁克林。哥哥第一次看到这个小弟弟，是在罗密欧出生半小时之后，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兄弟俩在一起。这种感觉真的无与伦比：布鲁克林俯下身子，看着那个裹在襁褓里的小不点儿。他对罗密欧是如此温柔，如此充满爱意。他伸出手，以最最轻柔的姿势，抚摸弟弟的额头。我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全无必要叮嘱布鲁克林要小心些。他虽然只有3 岁，但是已经知道罗密欧是多么可爱珍贵。他们在默默交流。我也一直想有个小弟弟，如果有，一定会像此时我的大儿子对他的小弟弟那般爱护。两个孩子在一起的几分钟里，相互抚摩，自成一个小小的世界；而此时，他们的父亲，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与骄傲。
我喜欢同两个孩子在一起的感觉，即使在我离家的时候。这种感觉不仅仅存在于心里。儿子们出生后，我就将他们的名字纹在后背上，上面还有一个天使，永远守护着他们。我父亲的身上就有3 个文身，因此，在我年幼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想法。在父辈看来，这带点少年叛逆的表现。我知道父亲小的时候自作主张穿耳洞带饰物。同样，14岁的时候，我在钦福德的一家珠宝店里穿了耳洞。爸爸顿时歇斯底里：“为什么要这样做？别人发现你带着耳环去踢球会怎么说？”
小时候，我就会不时提及自己也要文身。我一直没能抽时间来做这件事情，我想我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间。我没去文身是因为我喜欢别具一格、与众不同的图案。我没把它仅仅当作一种时尚、新潮的表现。把名字纹在身上这个想法是后来才有的，是在布鲁克林出生后不久。有一次我和梅尔以及她那时的丈夫吉米·古尔萨谈话，然后这个文身图案就应运而生。后来我就到这个荷兰人那里去文身。我终于知道自己究竟想通过文身来表现什么。我所要表达的就是对亲人，我的妻儿，我想与之共度一生的人的爱。你看到我，就看到了我的文身，看到了维多利亚和儿子们在我心中的地位：他们是我的一部分。
提起我们的家庭和周遭的生活，我们有时把它笑称为“泡泡贝克汉姆一家”。维多利亚、我、布鲁克林和罗密欧，在家里，在商店，在度假时，是相互关爱的一家人，像其他家庭一样。作为父母，我和维多利亚均从事备受注目的行业，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并不寻常。我要在观众如潮的体育馆里踢欧洲冠军联赛，全世界还有数百万人在看电视转播；维多利亚在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