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卡内基自传-第7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岷捅硇值苊侨ザ锲趾投砗ザ淼暮永锘Ｎ蚁不痘驮谡飧龆欤壹叶悦娴哪翘鹾佣车媒峤崾凳担黾谩５蔽抑芰砩匣氐郊业氖焙颍侍獗悴恕Ｎ椅矢改福懿荒茉诖稳赵缙穑米湃ソ烫米隼癜葜暗墓Ψ蚧换岫６砸话愕乃崭窭几改咐此担挥惺裁次侍獗日飧纤嗟牧恕Ｎ衣杪柙谡飧鑫侍馍系奶群苊魅罚衔热蝗绱耍Ω萌梦野嗑镁突嗑谩８盖滓踩衔铱梢匀セ馕蘅珊穹牵Ｍ夷芗笆被乩矗酶ソ烫谩Ｎ夜兰圃诮裉斓拿拦�1000个家庭中有999个会作出这样的决定，也许在英格兰的家庭中也是如此，但在苏格兰却不可能。今天人们会认为安息日的所有意义都是为了男人，和那些有意向公众开放美术馆和博物馆的人。他们认为这一天安息日就是为人们的休息娱乐而安排的，而不是去教堂做祈祷，为绝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罪过忏悔。他们的想法并不比我父母在四十年前进步多少，父母超越了那个年代的传统理念，在安息日去散散步，或者读些非宗教的书，这在当时是不被认可的。
电报公司（图）（1）
我当信差已经大约有一年的时间了，这时候，楼下办公室的经理约翰？。P？格拉斯上校，因为要出去与公众接触，他开始不时地找我在他不在的时候帮他照顾一下办公室。格拉斯先生是一个高度受欢迎的人，并且也有政治上的雄心壮志，他不在的时间变得越来越长，并且日益频繁，因此我很快地熟悉了他这方面的工作。我接受公众的函件，并且监督那些从工操作间送出来的信件是否恰当地分派给信差们，以便及时传递。对我来说，这是一项令人厌烦的工作。在那个时候，因为我无需作分内之事，这遭到了其他信差的嫉恨，因此在其他信差中我不甚受欢迎。我还被指责为吝啬、小气。我从不乱花因送远程信件而赚得的额外的那一角钱，但是他们不知道原因。我必须尽可能地节省下每一便士，因为我家里需要。我的父母明辨事理，对我的行为，他们从来不加以阻碍和拒绝。家里有三个劳力——父亲、母亲和我自己，每人每周能赚多少钱，我一清二楚，我也知道所有的开销。我们把个人赚得的钱都放在一起，商议给家里添置一些缺少的家具和衣物，每添一件小东西都能使我们快乐不已。从来没有一个家庭能像我们这样团结。一天天地，母亲每节余下一个半美元的银币，她都把它仔细地收藏到一个长筒袜里，直到攒够了200个。在那时，我便用汇票将20元英镑寄给慷慨借钱给我们的汉德森夫人。那天我们欢呼雀跃，以示庆祝，卡内基家终于不再债务缠身了。噢，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一天啊。金钱上的债务市场还清了，但人情债，对帮助我们的人的感激，却是无法还清的。汉德森夫人至今依然健在，在我会丹佛姆林的时候，我去她家拜访，犹如造访一座圣殿。无论世事如何变迁，她是永远不会被我忘怀的。（当我读到这些写于几年前的字行时，我哽咽了：“走了，和其他人一起走了。”安息吧，亲爱的、母亲的高贵的朋友。）我的信差生涯中，有一件事一下子把我带进了七重天外。这件事发生在一个周六的晚上，格拉斯上校给孩子支付当月的薪水。我们在柜台前站成一排，格拉斯先生按顺序发工资给每一个人。我在队伍中打头，当格拉斯先生拿出第一份11美元25美分，我伸手去拿，然而让我奇怪的是，他绕过我，付给了下一个男孩。我想他肯定是弄错了，因为直到现在我都是头一个领工资的。可是接下来，他只按顺序给其他人工资。我的心沉了下来，似乎受到的羞辱。难道是我做错了什么？或者有什么没有做？我将被告知，这里已经没有我的工作了，我将让我的家庭蒙羞。那是我最无法忍受的痛楚了。当其他每个人都领到钱离开之后，格拉斯先生把我带到柜台后面，并对我说，我应该比其他孩子得到更多，他决定每个月付我13美元50美分。我的脑袋一阵发晕，我怀疑我是不是听错了。他把钱点给我，我不知道我是否向他道了谢。我想好像没有。我拿着钱一下子跳出门去，蹦跳着一直到家，几乎没有停过。我清楚地记得，我跑着，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跳着从桥的这一头到桥的另一头，跨过了阿尔勒格尼河——是在马车道上，因为人行道太窄了。这时在星期六的晚上。我把11美元25美分交给了妈妈——家里的财务主管，而对装在我口袋中的剩下的2美元25美分不着一词——它们在当时对我来说，其价值超过了我现在所赚得百万巨款。
电报公司（图）（2）
汤姆是一个九岁的小男孩，他和我一起睡在阁楼上，等到上了床，我把这个秘密悄悄地告诉了我亲爱的弟弟。即便年幼，他还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们一起商量未来。那是第一次我想他描述将来，我们可以一起搏浪商海，我想，“卡内基兄弟公司”将会是一个伟大的公司。父亲和母亲将会有自己的马车。那时，我们似乎拥有了一切被认为是财富的东西，而这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值得奋斗追求的。有个苏格兰的老太太，她的女儿嫁给了伦敦的一个商人，她的女婿请她去伦敦住在他们附近，并向她保证说，她将“坐在自己的马车里”。她回答说：“我坐进马车又有什么好呢？我的在斯拉斯堡的亲人再也见不到我了。”在我们的计划中，不仅在匹兹堡可以见到父亲和母亲，而且他们还可以探望丹佛姆林，他们的老家。 星期天早晨，全家在吃早饭的时候，我拿出了那额外的2美元25美分。这大大出乎他们的意料，甚至一开始他们还不能马上明白其含义，但很快他们就知道了。父亲的眼神充满着骄傲和疼爱，母亲眼睛被泪水湿润，闪闪发亮，这些都说明了他们当时的感受。这是他们的孩子的第一次成功，明确证明了他是值得被提拔的。后来所获得成功和各种各样的赞誉，从来都没有像这一次那样令我激动，我甚至想象不出还会有这样的一件事。这里是人间天堂，我整个的世界都被带进了满是喜悦的泪水之中。因为每天早上都要打扫操作室，在操作员到来之前，孩子们便可以在电报机上练习练习。这又是一个新的机会，我很快就学会了用键钮来和其他接收站的孩子们交谈，他们和我有着相同的目的。当一个人学会了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肯定会迫不及待地找机会去使用他所习得的东西。有天早上，我听见呼叫匹兹堡的信号特别强烈，据我的猜测，这看起来好像是有人迫切希望联系。我大着胆子做了应答，让纸带走了起来。原来是费城要立刻给匹兹堡发一个“死亡通知”。我可以接受吗？我回复说，如果他们慢点发的话，我可以尝试一下。我成功地接受了这条信息，然后带着它跑了出去。我焦急地等待着布鲁克斯先生的到来，告诉他我都大着胆子做了些什么。幸运的是，他并没有责怪我的鲁莽，而是对我的行为大加赞赏。他提醒我要小心，不要出错，然后便让我走了。不久以后，当操作员需要离开议会的时候，我经常被叫去照看一下仪器。就这样，我学会了发电报的技能。这次我受益于一个非常懒惰的操作员，他特别喜欢让我去干他的活儿。那时，操作员要做的是从移动的纸带上获得信息，并且把它念给抄写员。但是，有传闻说西部有个人根据声音，通过耳朵就可以获得信息。在此驱动下，我开始练习这种新方法。公司的一个操作员，麦克琳先生成了这方面的专家，掌握了这种办法，他的成功也给了我鼓励。很轻松地我就学会了这门新语言，容易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一天，当操作员不在时，我请求收一条信息，那个老抄写员对我的冒昧非常不满，拒绝为一个传递员抄写。我于是停掉了纸带，拿起笔和纸，开始用耳朵来接收信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当时的惊讶之态。他命令我把纸和笔还给他，从那以后，科特内？休斯和我之间再也没有什么问题了。他成了我忠诚的朋友和抄写员。这件事结束之后不久，约瑟夫？泰勒，离匹兹堡三十英里的格林斯堡的操作员要请两个礼拜的假，要布鲁克先生派一个人去顶他一下。布鲁克先生把我叫去并问我是否能够胜任此项工作，我立刻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好吧，”他说，“那我们把你送到那试一试。”我是搭坐邮政马车去的，一路上也非常令人愉快。大卫？布鲁斯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苏格兰籍律师，我碰巧与他和他的妹妹同行。这是我第一次出行，也是我第一次欣赏这个国家的风光。我还第一次在酒吧就餐，在格林斯堡的旅馆。我觉得那里的饭菜特别好吃。
电报公司（图）（3）
这是在1852年。格林斯堡附近正在为宾夕法尼亚铁路挖沟筑堤，早上，我常常散步到那里去看工作的进展，从没梦想过我会很快进入那家大公司，为此而工作。这是我在电报公司第一次担纲如此重要的职务，所以我一点也不敢擅离职守。一天晚上，夜已很深了，屋外雷电交加，我坐在办公室里，但不愿切断联系。我太过冒失，坐得离按键太近，一道闪电把我从凳子上打了下来，这差点毁了我的事业。从此，只要有暴风雨，我坐在办公室里就会格外的小心。我成功地完成了在格林斯堡的这个小任务，博得了上级的满意，因此在其他孩子看来，我是顶着光环回到匹兹堡的。很快我就被提拔了，公司需要一个新的操作员，布鲁克先生詹姆士D？里德 发电报（他当时是公司在那条线上的总经理，是苏格兰人的另一个典范，后来他成了我的好朋友），布鲁克先生亲自向他推荐我来担任助理操作员一职。很快就收到了从路易斯维尔的答复，说既然布鲁克先生认为我值得信任，里德先生非常愿意提升“安迪”。 结果是我成了一名操作员，每月拿25美元的巨额薪水，在我看来，这确实是一笔不小的财富了。我能从信差升到操作员，要归功于里德先生和布鲁克斯先生的栽培。那年我十七岁，完成了我的学徒经历。我已经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不再是一个每天赚一美元的小孩了。 对一个年轻人来说，电报公司的操作室是一个非常棒的学校。在那里，他必须用纸和笔，用作品和创作来做好工作。在那里，我对英国和欧洲的一点点知识帮了我的大忙，毫无疑问，知识永远都是有用的，有时候通过这种方式起作用，而有时候则是其他的不同的方式。那时候，外国新闻是同过从莱斯角的线路接收的，接收那连续不断的“蒸汽机新闻”是最为荣耀的事情之一，我对他的热爱胜过任何其他的工作，很快，这项工作就心照不宣地分配给了我。那时候，电报线路的状况很差，如果遇上了雷雨天气，很多内容就只能靠猜测。我有很强的猜测内容的能力，我最大的乐趣就是自己把丢失的一两个单词补上，而不打断发报人，以此作为消遣。在收听外国新闻时，这并不是危险的行为，即便操作员大胆做了什么不适当的改动，那也没什么，他并不会因此卷入麻烦之中。我对国际事务的知识了解得越来越广泛，尤其是对英国的知识，如果有开头的一两个字母，我的猜测一般不会错。匹兹堡的报纸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要拍一个记者到电报公司来抄写新闻。不久后，所有的报纸共同委派一个人，这个人建议说，接收到的新闻应该被制成多个版本。后来我们之间达成这样的安排：我把所有的新闻报道都复印五份，而他将每个礼拜另外付我一美元。这是我第一次为媒体工作，当然，只有不多的一些收入。但这使我每个月的薪水变成了30美元，而且当时的每一块钱都很值钱。家里的积蓄渐渐增加，似乎成为百万富翁的将来已经拂晓初开。 另外一个对我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是和我五位可信赖的朋友一起加入了“韦伯斯特文学会”。我们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圈子，彼此关系密切。这对我们五个来说，都是一个进步。在此之前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型的辩论俱乐部。在菲普斯的父亲家聚会，而他手下的几个熟练的制鞋工人白天就在那干活。汤姆？米勒最近声称，我曾有一次对“司法机关是否应该由人民选举产生？”这个问题，滔滔不绝地说了一个半小时。对此，我们还是姑且假设他犯了一个错误吧。“韦伯斯特”是当时城中最著名的俱乐部，它把我们吸收为会员，我们为此颇感自豪。因为我们只在皮匠的房间里作过准备。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会比参加这样的俱乐部更加有益于青年人的。我日后的辩论就从我在此所读的书本中受益匪浅，它使我的思路更加清晰、稳定。后来我能在众多观众面前保持冷静，毫无疑问应该归功于我在“韦伯斯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