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卡内基自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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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含泪水站着，望着窗外，直到丹佛姆林在视野中消失。最后消失的建筑是那座伟大而神圣的古老的大教堂。在我离开的前十四年中，我每天都要回想起那天早上的情景。“什么时候我还能再见到你呢？”这十四年中，只有很少的日子，我不曾在想象中看见大教堂的高塔上，那有魔力的大字——“罗伯特？布鲁斯国王”。我所有童年的回忆，我对这片乐土的所有认识，像草一样，围绕这古老的修道院和它的晚钟丛生着。钟声每晚八点悠扬地鸣响，而对我，这是一种信号，我必须赶在它停止之前上床。在我的《美国的四驾马车在大不列颠》一书中，我曾经在写大教堂时提到这口钟，现在，我也要从中引用一段：马车驶下廊道，我和沃尔斯教士长站在前排座位上，我听见大教堂的第一声钟响，是为了我母亲和我而鸣。我跪了下来，泪水不知不觉地夺眶而出，我转过身去告诉教士长，我没法坚持，必须放弃。有一阵，我感觉就要昏厥，幸亏我看见不远处没有人群。我有时间控制自己，我咬着嘴唇，直到流血。我低声对自己说：“没关系，保持冷静，你必须坚持住。”再没有一种声音如此深地进入我的灵魂，不时闪现，用他那悦耳、优美、动人的力量将我征服。伴着晚钟，我曾被抱上小床，进入孩提时那无邪的梦乡。每天晚上，当钟声敲响时，父亲或母亲慈爱地俯身面对我，告诉我钟声在说什么。通过他们的翻译，钟声的语言变得那么美好。这是从天堂和圣父那里传来的声音，在我入睡前，这声音会慈祥地告诉我，白天做了哪些错事。钟声平和，我知道敲响它的神灵看到了我所做的一切，但是并不生气，永远也不会生气——永远，只会感到遗憾——非常非常遗憾。今天，当我听到钟声，它仍然并不只是一种声音而已，它依然有它的含义，而现在它听上去就像在欢迎背井离乡的母亲和孩子归来，再一次托庇于它珍贵的关爱之下。修道院晚钟在敲响时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荣耀，这并不是世界赋予自己力量设计的奖赏，而我们更少有能力。我的弟弟汤姆应该也在那里，这就是那时产生的想法。当我们要离开这里，取一个新的国度之前，他也开始知道这钟声的巧妙了。
丹佛姆林和美国（图）（3）
卢梭希望能伴着优美的音乐死去，如果我能选择，我希望在我步入黑暗时，大教堂的钟声能在我耳边敲响，告诉我人生的竞赛已经结束，向召唤那个白头发小男孩一样召唤我入睡——最后一次。我收到了很多读者的来信，在信里他们谈到我书中的这段文字。他们为之感动，甚至有人说他们在阅读的时候热泪盈眶。这种感情来自我的内心，也许，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能够引起其他人心灵共鸣的原因吧。我们先成一艘小艇，然后在福思湾登上了爱丁堡号蒸汽船。当我将要被抱上轮船时，我冲向劳德姨父，紧紧地搂着他的脖子，哭喊着：“我不能离开你！我不能离开你！”一个和善的水手将我们分开，把我抱上了甲板。当我重返丹佛姆林，这个亲爱的老人来看我，告诉我这是他所见过的最感伤的分别情景。我们乘坐800吨的“威尼卡塞特号”帆船从道格拉斯出发。在七周的航行中，我和水手们变得熟络，我知道了缆绳的各种名称，并且能够指导乘客们如何应对水手长的指示。因为船上的水手不够，乘客们的帮助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一到周日，水手们就邀请我共享他们的美味——葡萄干布丁。我是依依不舍地离开这艘船的。抵达纽约时，我感到晕头转向。曾经有人带我去爱丁堡见过女王，但那是我在移民之前最远的一次旅行，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游览格拉斯哥。纽约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大工业区，那里如蜂房般地密密麻麻住满了人，它的热闹刺激让我眼花缭乱。我们在纽约停留期间，最令我震惊的是，在我走过城堡公园的草地保龄球场时，我的胳膊被人一把抓住，原来是“威斯卡塞特”号上的水手罗伯特？巴里曼，他按规定穿着制服，蓝色夹克配以白色裤子。我认为他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男人。他将我带到一个饮料摊上，要了一杯汽水给我，我就像喝着神酒一样，觉得无比受用。在那个时候，我所能想象到的，从那装饰精巧的铜制器皿流出来充满泡沫的仙酿，满是美好的华丽色彩，任何我所见过的东西都无法与之匹敌。好几次我路过那个地方，看见那个站在汽水摊旁的老妇人，我都会挂念那位亲爱的水手，不知他现在怎样了。我曾经努力和他联系，看它是否正安享晚年，也许我能尽些微薄之力，让他在垂暮之年多谢乐趣。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当我认为完美的汤姆？鲍林长期那首动听的老歌，我在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充满男性魅力”的我亲爱的老朋友巴里曼。只可惜，在此前他已步入西天极乐。然而，他在那次航行中给我的照顾和友爱，使得一个孩子成为他忠实的朋友和仰慕者。在纽约，我们只认识斯隆夫妇——著名的斯隆三兄弟（约翰、威利、亨利）的父母，斯隆夫人（尤菲米娅？道格拉斯）是我母亲儿时在丹佛姆林的朋友。斯隆先生曾和我父亲一起当作织布工。我们去拜访他们，并且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当威利于1900年从我手里买下了纽约我家宅子对面的一块地，送给两个已婚的女儿，这样使得我们的第三代成为好伙伴，就像我们的母亲一样，这真是无上的乐事。纽约的移民代理人劝说我的父亲通过伊利运河，经布法罗和伊利湖到克利夫兰，再由运河到毕佛——这段路程持续了三个星期。而如今坐火车只需十小时便已足够。但那时还没有火车通往匹兹堡，或者任何一个西部的城市。伊利铁路正在建设中，一路上，我们看到成群的人在上面劳动。年轻永远都不会犯错，当我回首当年乘坐在运河上的船上的三个星期，只有单纯的快乐。所有不愉快的事情都早已在我的记忆中淡去，只是除了在布法罗的那个晚上，我们被迫停在趸船上，等候那条要带我们经俄亥俄去匹兹堡的汽船。这正是我们第一次领教了蚊子的凶猛。母亲上被盯得如此严重，以致在第二天早上已难以视物。我们的样子都很可怕，我已经记不起那晚的蚊灾使我睡得不香。我一向都睡得着，从不知道什么“恐怖的夜晚，地狱里的孩子”。我们在匹兹堡的朋友以致在焦虑地等待着我们的消息，他们热情的富有爱心的欢迎使得我们忘记了所有的艰难。我们跟他们一起在阿尔勒格尼住了下来。霍根姨父的一个兄弟在贝利卡街尾开了一间织布店，有两层楼，楼上两个房间，我们就在那里安家住了下来（不需要交房租，因为它的主人是我的艾特肯姨妈），姨父的兄弟很快就不敢织布的活了，我的父亲便接替他，开始织台布。他不只是织台布，到后来，他像商人一样走街串巷去推销，因为找不到批发商大批量订货。没办法他只好挨家挨户地自己去推销，收入十分微薄。像往常一样，母亲又挺身而出，没什么可以阻止她的。在她还小的时候，他就从他的父亲那里学会了怎样给鞋子镶边，以此赚些零花钱。如今，她的这一技艺可以为家庭的收入服务了。菲普斯先生，是我的朋友和合作者亨利？菲普斯先生的父亲，他跟我外公一样，也是一个鞋厂主，并且他还是我们在阿勒根尼时的邻居。母亲就从他的手里接活，另外她还要做家务——当然，我们家是没有仆人的——母亲，她是个伟大的妇女，她每个星期能挣到4美元。她常常工作到深夜。白天或晚上若有空闲，暂时没什么家务的话，她便让弟弟坐在她的腿上，帮她把线穿进针眼里，再把线打上蜡。如同曾经对我一样，她会给他背诵苏格兰诗歌中的精华部分，她似乎已经把这些深深地记在了心里。有时他也会给他讲故事，每一个都寓意深刻。这就是诚实正直的穷孩子比富家子最有优势的地方。护士、厨师、女家庭教师、老师、圣徒，母亲聚这一切于一身。而父亲是榜样、向导、顾问和朋友！我和弟弟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与我们的这种遗产相比，百万富翁或者贵族的孩子所继承的东西又何足道哉？我的妈妈总是很忙碌，然而，不管活计多么繁重，都不会妨碍他在邻居们碰到困难时给予建议和帮助，邻居们很快就认识到了她的和善且充满智慧。很多人告诉我母亲为他们做了什么。在以后的日子里，不过我们住到哪里，事情都是如此。带着难题，穷人或者富人来找妈妈询问好的建议。不管她走到哪，她都能在邻居中显出她的卓尔不凡。
匹兹堡和我的工作（图）（1）
现在最大问题是，我能找到什么活儿干。虽然我刚过十三岁，但我十分渴望能找到一份工作，以帮助我们家在新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我所希望的前景开始成为一个可怕的噩梦。这个时期，我一直在想，我们要努力工作，省吃俭用，每年挣下300美元——每月25美元，来维持生活所需，而不需要依靠别人。那时所有的生活必需品还是非常便宜的。霍格姨父的那个兄弟经常问我父母有意让我干点什么，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我所见过的最为可悲的一幕，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幕。怀着世界上最善良的本意，向母亲说，我善于学习，是个聪明的孩子。如果让我提着篮子装上写小玩意儿，到码头周围去叫卖，他相信我一定能赚不少钱。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一个被激怒了的女人是什么样子。母亲当时正做着针线活，她猛地站起来，伸开双手，在他面前挥舞着。“什么？让我儿子去做小贩，混迹于码头上那些粗野的人中间吗？那我干脆把它扔到阿尔勒格尼河算了，你走！”她吼着，指着门口。霍根先生走了。她站在那里，像一个悲剧中的女王，然后她禁不住伤心地掉下了眼泪，啜泣起来。但她并没哭多久，然后把她的两个孩子揽入怀里，告诉我们说，不要介意他的失态。在世界上，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如果我们只做正确的事，我们会成为受人尊敬的有用的男子汉。海伦？玛格丽特在写给奥斯巴尔迪斯通的回信中，威胁说要将她的战俘“碎尸万段，有如格子呢上的图案”。但是导致母亲发火的原因是不同的，并不是因为做小贩是简单的劳动，她总是教育我们说懒惰是可耻的。而是因为，在她眼里，做小贩有点无业游民的性质，不怎么光彩。是的，母亲宁愿一手搂着一个孩子，与他们一起死去，而不要让他们在这么小的年纪就与低俗为伍。 当我回顾早年的奋斗，可以这样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家庭可以更令人自豪的了。那种对荣誉、独立、自尊的热烈期望遍及家中的每一个角落。沃尔特？司各特说伯恩斯在全人类中最独具慧眼，我要说，我的母亲也同样如此，正像伯恩斯说的：“她的眼睛即使看着空洞的空间，依然透着对荣誉热烈渴望。” 那英雄的伟岸的灵魂远离了一切的低俗、自私、欺诈、多变、下流和空谈。我的父亲也是自然的贵族之一，为一切所钟爱的圣徒。有这样的父母，我和汤姆没法不在成长中培养起高尚的品格。 在这件事情之后不久，父亲发现他有必要放弃他的手摇纺纱机，而进入布莱克斯多克先生的棉纺厂。布莱克斯多克先生是住在阿尔勒格尼的一个苏格兰老人。他还在工厂里为我谋到了一个绕线工的岗位，于是，我就在那里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每个礼拜可以有一美元二十美分的收入。这是一段艰苦的生活，冬天里，父亲和我摸黑起床，匆匆吃完早饭，要在天亮之前赶到工厂。而且，中间只有一小段午饭的时间，黄昏之后还得继续干活。我感到压力重大，从工作中也得不到什么乐趣。但是乌云总是镶着一道银边，因为这让我感觉到我为我的世界——我们的家庭做了些贡献。迄今，我已经赚了亿万的钱，但这些钱所带给我的快乐，都远不及我工作第一个礼拜所赚到的一美元二十美分。我已经是一个对家庭有用的人，是能赚到面包的人了，不再是父母的负担了。我又经常听到父亲用甜美的声音唱着“小船一排排”，我还经常想着要实现歌词最后几行所描述的内容：“当阿莱卡、乔克还有吉奈特，早早地从床上爬起，驾着船排捕雀鳝，我们也关心丽琴。”我将要辞去我的小手艺了。在这里，我必须说明的是阿莱卡、乔克还有吉奈特是首先接受教育的。苏格兰是世界上第一个要求父母对他们的孩子进行教育的国家，不管他们的地位高贵或者卑微；苏格兰也是最先建立教区公共学校的国家。不久，约翰？海先生，阿尔勒格尼的一个苏格兰线轴制造商，需要一个男孩。他来问我是否愿意去他那儿干。我答应了，在他那里，我每个星期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