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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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2月5日，李济与地质学家袁复礼同赴山西，沿汾河流域到晋南作考古调查。在此之前，袁氏曾跟随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安特生调查发掘过闻名于世的仰韶文化遗址，积累了不少经验。此次李、袁二人到达晋南，发现了几处新石器时代彩陶遗址，取得了一些标本。在初步确定了几个可供发掘地点后，于3月底返回清华园。10月，经李济协调，清华国学研究院和美国弗利尔艺术馆共同组织，后者支出大部分经费，由李济、袁复礼主持，赴山西夏县西阴村进行田野考古发掘。按照双方拟定的合同规定，发掘出土的古物永久留在中国，撰写的研究论文以中英两种文字分别在中美两国刊物上发表。……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正式的近代科学考古发掘尝试，也是李济在清华任教几年间所做成的唯一一次田野考古发掘，后来他虽然又外出过几次，皆因军阀混战而停止。对于此次发掘的意义和评价，许多年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和著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张光直说道：“这第一个中外考古合作计划所采取的立场是明确的：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而且是国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与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作任何的让步。这种眼光远大的爱国精神是李济先生一生从事学问从事事业的特色。”张氏所言大体不差，在当时的中国能做到这看似简单、实则不易的一点，的确是要有一番魄力和识见的。
对李济与弗利尔艺术馆达成的这项合作发掘事宜，梁启超极感兴趣，主动给予大力关怀与支持。他凭借自己的声名与庞大的人脉背景，曾两度写信给山西省土皇帝阎锡山，请其对这一新兴科学事业给予官方支持。为此，李济后来曾深情地回忆道：“梁启超教授是非常热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动地把我推荐给山西省模范省长阎锡山。”因为有了“阎老西”的撑腰和关照，使得当地官吏与土匪地痞等黑白人物，皆不敢对李济一行破坏和捣乱，田野考古发掘非常顺利。
当此之时，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正在大洋彼岸美国哈佛大学就读，主攻考古人类学专业。这一专业的选择来自于梁启超的精心策划与安排。具有博大学术眼光和强烈民族主义情感的梁任公，眼望世界范围的考古学迅猛发展，而号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种名义来华的外国学者，如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Black）、美籍犹太人魏敦瑞（J。F。Weidenreich）、法国人德日进（PierreTeilharddeChardin）、日本人鸟居龙藏和水野清一等等。对这一现状暗怀不满、外加不服气的梁启超，很希望有中国人自己出面做这一工作。1926年秋，他在万国考古学会会长、瑞典皇太子前来中国访问的一次演讲中，曾对这门学问的前景满怀信心地指出：“以中国地方这样大，历史这样久，蕴藏的古物这样丰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学上，占极高的位置。”正是有了这样一种眼光和魄力，决心以学术薪火传家的“饮冰室主人”，在儿子思成、思永于清华学校毕业后，让长子思成与未婚妻林徽因一道，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建筑（按：林到校后改学舞台设计等艺术专业），次子思永入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考古专业。这一安排，皆是为了让当时不受中国学术界重视的冷僻专业，能够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成长、壮大，“为中华民族在这一专业学问领域争一世界性名誉”。对于这一安排，梁启超在致子女的信中曾自豪地说道：“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条路，将来互得联络观摩之益，真是最好没有了。”事实证明，他的这一目的达到了，梁思成与梁思永学成归国后，分别成为自己专业学科中领一代风骚的宗师。只是天不假年，梁启超没能亲眼看见这一天的到来。
1926年12月10日，梁启超在写给梁思永的家信中，多次提到李济的田野考古发掘，“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此前，梁思永在哈佛学习期间，曾参加了印第安人遗址的发掘，他写信给父亲梁启超，表示想回国实习并搜集一些中国田野考古资料。梁启超极其高兴地向远在异国的儿子提供有关统计资料，并为其回国实习机会和条件作了精心安排。从信中可以看出，梁思永一旦回国，可跟随李济到广阔的三晋大地一试身手。
1927年1月梁启超致梁思永家信之首页影印件李济和袁复礼在山西工作了两个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结束。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共采集70多箱出土器物，分装九大车，于次年元月初，历经几个昼夜风餐露宿与旅途艰险磨难，总算将全部器物安全无损地押运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的成功发掘，揭开了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序幕，标志着近代田野考古技术在远东这块古老大地上生根发芽。作为人类学家的李济，也由这次发掘而成功转到考古学领域的探索与实践中，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考古学发展史上开一代先河的宗师地位。
1927年1月10日，清华国学研究院欢迎李济、袁复礼二人山西考古发掘所取得重要成果的茶话会，在众人期待中召开。清华大学教务长兼国学研究院事务主任梅贻琦、国学院全体导师和学生皆出席了会议。梁启超听取了李、袁二人所作的长篇发掘报告并观摩了出土遗物，特别是看到新石器时代的半个经人工切割的蚕茧，欣喜异常。回到寓所，梁启超以极大的兴致连夜给远在大洋彼岸的梁思永写了一封长达2000余字的长信。信中充满激情地说道：“他（按：李济）把那七十六箱成绩平平安安运到本校，陆续打开，陈列在我们新设的考古室了。今天晚上他和袁复礼（是他同学地质学的）在研究院茶话会里头作长篇的报告演说，虽以我们门外汉听了，也深感兴味。他们演说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之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
世间已无梁启超（3）
梁启超在信中谈到出土器物有铜器、石器、骨器以及复杂的陶器花纹问题时说：“此外，他们最得意的是得着半个蚕茧，证明在石器时代已经会制丝。其中陶器花纹问题最复杂，这几年来（民国九年以后）瑞典人安迪（特）生在甘肃、奉天发掘的这类花纹的陶器，力倡中国文化西来之说，自经这回的发掘，他们想翻这个案。”他提到李济曾说：“以考古学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是不错。”梁启超再次建议儿子回国后“跟着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又说，即使因时局动荡而无法外出做田野发掘，在室内跟着李济整理那76箱器物，也“断不至白费这一年光阴”。淋漓酣畅的笔墨，挥洒着对儿子的殷切期望之情。按梁启超的打算，梁思永在国内丰富一些古文物方面的知识，多参观几个新成立的博物馆，然后再去欧美深造几年，一定会受益更多。
梁思永接受了父亲的建议，于1927年六七月间回国并来到清华园。令人扼腕的是，当他在梁启超的带领下，于国学研究院一一拜见各位名师巨匠时，“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早已跳到颐和园昆明湖自沉了。
王国维奇特、诡异、神秘地离去，在给世界留下一串谜团的同时，也昭示了一个不祥的预兆，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支柱轰然断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马上就要坍塌……这便是学界中号称泰山北斗，被陈寅恪誉为“清华学院多英杰，其间新会称耆哲”的梁启超。（按：梁为广东新会人，故以“新会”称之。）盛极一时的清华国学研究院也已渐显颓态，大有风雨飘摇之势。
早在1926年初，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他不顾朋友们的反对，毅然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并于3月16日做了肾脏切除手术。极其不幸的是，手术中却被“美帝国主义派出的医生”、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与其助手，误切掉了那个健全的“好肾”（右肾），虚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残留的一只“坏肾”（左肾）来维持。
此时西医在中国立足未稳，大受质疑，而手术主要主持者乃是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协和医学校校长兼医院院长刘瑞恒。刘的副手则是纯种的美国人，声名赫赫的外科医生。为了维护西医社会声誉，以便使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对于这一“以人命为儿戏”的事故，作为亲身的受害者，在“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疏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的情形下，梁启超不但没有状告院方，相反在他的学生陈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丢腰子”（徐志摩语）通过媒介向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兴师问罪之时，他仍把西医看作科学的代表，认为维护西医的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文明的进步事业。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诉法庭，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并艰难地支撑着病体亲自著文为协和医院开脱。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中，梁启超对做了错事的协和医院“带半辩护性质”。文章的最后极为诚恳地讲道：“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1927年那个溽热的夏季，刚从美国归来，跟随梁启超在水木清华古月堂漫步的梁思永，当时尚未意识到，其父的人生之旅已是日薄西山，即将走到尽头。
正应了古人“祸不单行”的话，由于时局变幻纷乱，军阀之间刀兵不息，战祸连绵，使得李济精心筹划，准备与梁思永一道去山西和西北地区的两次田野考古发掘皆成泡影。心怀焦虑与惆怅的梁思永，只好以清华国学研究院梁启超助教的名分暂时留了下来，但大多数时间是憋在室内整理、研究李济于西阴村发掘的陶器。
1928年8月，梁思永带着未完成的研究报告和一颗痛苦之心，再度赴美深造。当他刚踏出国门，死神就开始叩击梁府大门那个怪兽状的铜环，梁任公的生命之火已是油干薪尽，回天无术，父子俩这一别竟成永诀。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与世长辞，享年56岁。噩耗传出，学界政坛天下同悲，清华师生抚棺恸哭。
泰山崩塌，梁柱摧折，一代大师就此远去。
梁思永东北之行（1）
梁思永东北之行
就在梁启超去世前的1928年10月14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所址设在广州东山柏园。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之职，应蔡元培之聘出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从此开始大显身手，四处网罗人才，并意气风发地喊出了“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等等响亮口号。口号喊过，傅斯年把目光投向了清华国学研究院。
这个时候，王国维已跳湖自尽，梁启超的生命之灯即将熄灭，赵元任正张罗着出国讲学，李济的心思仍放在田野发掘和器物整理研究上，陈寅恪独木难撑，清华国学研究院已成大厦将倾之势。傅斯年趁此机会，凭着自己非凡的学界背景和人脉关系，迅速向陈寅恪、赵元任“二大”伸出了橄榄枝，对方很快做出回应，表示愿意接受傅氏聘请，分别出任史语所下设的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待搞定“二大”之后，像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之初，胡适没敢忽视王国维、梁启超这两座文化昆仑存在一样，心中窃喜的傅斯年，同样没敢忽视另一位讲师衔导师李济的存在。尽管傅、李二人同庚，都是盛极一时的“海龟”，但李济毕竟是“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世界上最伟大的帝国……美利坚合众国的哈佛大学博士，且归国后开创了田野考古发掘的先河，声誉日隆，为中外学界所瞩目。鉴于这种现实，傅斯年以极大的热情与真诚邀请李济入伙史语所出任考古组主任。
李济经过与傅斯年交谈，对傅的热情与抱负很是赞赏。从事新式的专职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一直是李济的梦想与追求，现在有这样一个能实现梦想的地方，当然是件令人愉快的事。于是，李济决定辞去清华和弗利尔艺术馆的职位，加盟史语所并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