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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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求真理的人们，不仅工程师或医师。中国民族的禀赋，备有这一智慧。适当的发展，即可对现代科学工作作若干贡献。你们这一代是负有大使命的。我很高兴，有这一机缘帮助你走向学术的路径。”这封切中时弊的书信，凸现出李济的心胸与思想情怀，令张光直念念不忘，从而在现代科学的道路上愈加奋力前进，终成一代世界级考古人类学巨擘。
就在写这封信的第二年，由于董作宾离职赴港，李济出任史语所所长并继续兼任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主任。

第一代考古学家乘鹤远去（1）

第一代考古学家乘鹤远去
董作宾去世，标志着台湾史语所考古组一根坚实的宏伟支柱轰然倒塌，而与董氏在学术上相匹敌的人物，只有李济与石璋如等几位早期殷墟发掘者，整个史语所进入了风雨迷蒙的苍凉岁月，李、石等人在人生的暮年，仍勉力苦苦支撑，其间虽有许多国外大学邀请李济前往任职，但均遭拒绝。为此，一直对业师这一做法不太理解的张光直，直到晚年才有所顿悟：“李济一生之所以一再拒绝美国一些大学提供职位的邀请，没有移民过去，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感到自己必须留在国内看到安阳研究的全过程。到了李济先生逝世前，殷墟发掘出来的大部分资料均已公诸于世。为此我们不能不感谢李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尽守他领导殷墟发掘的职责。”张光直所言，应当说与他这位业师的所思所想较为契合。当李济进入80岁高龄的生命后期，他用英文写成了一部全方位总结安阳殷墟发掘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划时代著作……《安阳》，并在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先后出版。李氏之所以要以这样的形式处理他最为看重的一部压卷之作，或许如鲁迅在他的名篇《藤野先生》中所说：“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更切近一点的说法，则是为了这研究中国历史遗存的新的学术成果，能在世界范围更广泛地传播并发扬光大吧。
遥想当年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李济携家带口自南京而长沙，由长沙而桂林、越南、昆明直到四川南溪李庄，一路颠沛流离，历尽艰难困苦。好容易盼到抗战复员回京，内战又起。在山摇地动的1948年底，李济携妻与唯一的儿子……正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书的李光谟，随一批国之重宝登上“中鼎号”军舰，渡过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抵达基隆再转赴台北。按照李济当时的计划，儿子向同济校方请假一年，赴台后暂进入台大读书，如果解放军不过长江，还可继续回到上海继续完成学业。当一家人到达台湾后，正赶上台大放假，年纪尚轻的李光谟在台北人生地不熟，无所事事，甚感寂寞。当时李济一家与劳榦、凌纯声等史语所人员及家眷挤在台大医学院宿舍里，像逃难一样，更令李光谟感到不爽。在这种境况中，李光谟开始给同济大学的同学写信，询问战况并保持联系，几位同学力劝李光谟一年假满后要返回上海，否则耽误了时间不好插班云云。其时蒋介石已经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陈毅大军尚未迫近长江沿岸，国共正在和谈，社会舆论有“国共两党将划江而治”的言传。在这短暂的和平氛围中，李光谟决定回到上海同济与同学们聚会，看看情形如何再决定行止。1949年2月，在台湾共住了55天的李光谟买票坐船回到上海。此时形势的发展已出乎预料，受几位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的同学鼓动，李光谟的思想发生了巨变，决定不回台湾，留在同济完成学业。李济夫妇得知此情，焦急万分，时解放军已经陈师苏北，饮马长江，即将发动渡江战役。李济夫妇遥望大陆，发出一封又一封快信和电报，十万火急地催儿子速回台湾，但儿子仍无动于衷。延至4月23日，陈毅大军渡过长江，攻打南京。在国民政府“首都”失守的最后一刻，李济托国民党要人为儿子抢到了一张千金难求的飞机票，令其速飞台北。此时思想已受到“革命洗礼”的李光谟，以决绝的态度给父母写了一封“很革命”的信，表示要留在大陆迎接解放，誓不赴台。李济夫妇得此信函，捶胸顿足，流涕不止，伤心欲绝，但已无济于事。自此，李光谟与父母天各一方，竟成永诀。
此后的岁月，李济夫妇在台北，李光谟于同济毕业后分配到北京，虽父（母）子情深，但海峡阻隔，信息断绝，只有依依思念之情牵动着三颗跳动的心，遥遥祝福。在李济已进入垂垂老矣的暮年，他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曾谈到“和我有着同样观点和感情的老朋友们一个个地逝去，无疑削弱了我对周围事物的亲密感”。尽管对周围事物的亲密感不断削弱，但对抗战时期的事物却留有鲜明的印记，并深情地怀念着留在大陆的朋友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当然更思念自己的儿子李光谟，以及在昆明与李庄相继病亡的鹤徵、凤徵两个爱女。只是，所有的思念只能成为一个时代的遗憾和忧伤供自己慢慢品尝。1979年8月1日，李济因心脏病猝发在台北温州街寓所逝世，是日恰是他亲手创建的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成立30周年。

第一代考古学家乘鹤远去（2）

“人生有限，文章千秋；薪尽火传，生生不息。”这是台大教授为李济撰写的一幅挽联，也是对其一生学术精神与人格魅力的生动写照。李济的精神思想伴着他的著作而注入后来者的血液，并成为一种新的精神力量，激励后学继续在科学的蜿蜒小径上继续前行。正如张光直所言：“对于任何一个愿意研究中国考古学即愿意研究中国古代器物的人而言，李济的考古学著作都是必读的，直到可以预见的未来仍将是这样。”“很可能有人会批评他没能显示出理论上的全能本领，指责他在晚年没能够甚或不愿意更多重视瓦尔特·泰勒的'结合法'。但是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的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随着他的过世，一个巨人消失了。”
石璋如在野外考察时情形（陈存恭提供）就在李济去世25年后，台湾岛内传出了有关石璋如病逝的消息。据《联合报》2004年3月19日报道：
被誉为“考古人瑞”的第一代中国考古学者和中国考古学泰斗、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石璋如，3月18日上午10时52分因心脏衰竭，在台湾国泰医院病逝，享寿104岁。
石璋如不但是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和中国考古学泰斗，也是台湾当代考古工作的奠基者，他的逝世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第一代划上了一个彻底的句号。
石璋如一生展现了一个学者的“韧性”，他在70岁以前发表的著作都是单篇的研究，但在70岁以后却开始发表著作，愈老愈努力，愈有成就。据说，石璋如在生命晚期仍对大陆充满眷恋，对学术充满雄心，他在病中的梦话常是安阳、小屯等地名，或是与考古伙伴在田野工作的情形。在后辈学人的眼中，石璋如是一位“一生唯一念”的学者。
躺在病榻上的石璋如，在梦中经常梦见安阳、小屯的同时，于清醒时分也经常忆起他在大陆走过的山山水水，特别是抗战八年万里流徙越过的高山大川。从他留下的回忆文章和自述传记可以看到，尽管后半生托命孤岛，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四季如春、花鲜果美的春城昆明，还有那敌机轰炸的凄惨情景；更没有忘记居住六年之久的四川李庄板栗坳，以及留下了他的生命印记和温情的山间民居；没有忘记扬子江尽头那滔滔江水和滚滚波浪给他带来的澎湃激情……当然还有那融入他血液中的山野田畴与乡土人情。就在去世的前三天，石璋如托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存恭，把最新出版的《石璋如先生访问录》拿到医院病床前，用颤抖的手亲笔签名，叮嘱该著的访问者之一陈存恭，务必把这部有大量篇幅记载抗战时期史语所与自己在长沙、昆明、李庄居住与活动内容的回忆录，寄往四川省宜宾市李庄镇人民政府，以示对这块土地与人民的感激、怀念、拜谢之情……这是石璋如在临终前所留下的最后笔迹，也是与祖国大陆最后一次交往的一曲绝响。
注释
①胡适说的所谓“围剿”一事，是指1961年11月6日，胡适的英文演讲《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探讨了科学在中国生根，应该如何改革的问题。这篇讲演稿由徐元高译成中文发表后，曾受到台湾学者徐复观、叶青等人的“围剿”。同时还有一位叫廖维藩的“立法委员”，竟在“立法院”对胡适讲演中的观点提出了质询。李济在讲话中旧事重提，并表示胡的讲演“其中一些小地方，与我自己的看法，也不完全一样”。又说：“我感到科学思想在中国生根不成，是最大的问题。经过五十年提倡，今天我们的成绩如何？一切科学设备是向外国买来的，学生最后必须出洋去，我们有什么中文的科学大著作？还比不上日本。我真不敢乐观，科学不能在这里生根，就总觉得它是舶来品。”李济此言，引得胡适不快，他想到自己的观点遭到社会上无聊之徒的“围剿”已令人气愤，想不到连自己人也不赞成，遂有些恼火，后面的发言就是冲这件旧事而来。
②关于胡适的死因，台大医院魏火曜医师的诊断是：“先生久患心肌阻塞症，因兴奋过度，心肌阻塞导致心室震颤。心脏失去了输送血液的功能，心跳越来越弱，终告不治。”
③关于李济的这些主张，据考证最初始于安阳殷墟发掘。李济到职伊始，就跟董作宾商定，向全体工作人员作了严格规定：一切出土物全属国家财产，考古人员决不购买、收藏古物。这条约定在盗掘古物成风，收藏古物成癖，且大有越演越烈之势的特定社会环境下，对保护文物、加强考古人员的自律，以及防止倒卖文物等等，起到了极其重要的遏制作用。对这条规定，李济除本人身体力行，终生不渝外，还通过他的弟子和年轻的同仁延续下来，成为海峡两岸考古界、文物博物馆界乃至民俗学界一条不成文的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