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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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日久的傅斯年总算又有“开骂”的对象了吧。
胡适带着“朋友”式的微笑匆忙走了。噩耗传出，台岛震动，学界同悲。蒋介石闻讯，当晚亲笔泼墨挥毫，写下了“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挽联，以示哀悼。第二天，宋美龄专程赴胡宅看望了处在悲恸中的胡适夫人江冬秀，劝其节哀，保重身体。2月27日，蒋介石派专人送来亲笔手书的挽额“智德兼隆”四个大字。3月1日，蒋介石亲自前来吊唁。6月27日，蒋介石又以“国民政府”的名义颁布褒扬令，有“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沈潜道义，浚瀹新知。学识宏通，令闻卓著。首倡国语教育，对于普及教育，发扬民智，收次甚宏”等语。
出殡之日，台湾各界有30万人为“我的朋友胡适之”执绋。国民党要人、学界名流、生前友好、同事前往送行者不计其数，整个送葬路上人山人海，车马难行，形成无涯之海洋。其规模之大，盛况之隆，前所未有，可谓备极哀荣。胡氏的小脚太太江冬秀面对如此壮观浩瀚、涌动不息的人潮，甚为感动，也甚觉荣幸，于悲恸中对她的长子胡祖望用正宗的安徽腔说道：“祖望，做人做到你爸爸这样，不容易哟！”
就在胡适临死前的四个月，这位与胡适同庚并于14岁订婚，以打麻将为唯一专业特长的小脚太太江冬秀，才携带一张笨重而破烂的旧床自美国赶到台湾陪伴身体病弱的丈夫生活。胡适临终前两天曾嘱咐秘书王志维替自己物色一所房子，并说：“我太太打麻将的朋友多。我在南港住的是公家宿舍，傅孟真先生给中央研究院留下来的好传统之一，就是不准在宿舍打牌。我也不应该不遵守傅先生留下的规矩。”王志维听罢，很是感动，第二天便开始想法联系。但房子没有找到，胡氏却驾鹤西去。王志维在帮助胡家清点遗物时，发现除了书籍、文稿、信件等等，胡适生前留下的全部财产只有135美元。
胡适入葬“中研院”专门为其兴建的墓园，他的学生、原北大图书馆馆长、台湾大学文学院教授毛子水为其撰写了墓志铭，铭曰：
这是胡适先生的墓，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至身死的人，现在在这里安息了！
郭沫若与董作宾的恩怨（1）
郭沫若与董作宾的恩怨
董作宾在安阳殷墟发掘工地上（董玉京提供）
以研究殷墟出土乌龟壳和甲骨文字为职志的董作宾，于1948年底携家随史语所迁台后，除继续从事甲骨文研究和兼任台大考古人类学系教授外，在朱家骅和傅斯年支持鼓动下，创办了学术性刊物《大陆杂志》，并担任发行人。傅斯年临死前急着写文章拿稿费，让其妻俞大买棉花做一条御寒的棉裤之事，就是为这份杂志。只是当傅氏的文章发表，董作宾眼含热泪捧着稿费到傅宅奉送时，傅斯年已撒手人寰，遂成憾事。
作为史语所所长兼台大校长的傅斯年，仅与妻子组成了一个小家庭（按：儿子仁轨仍在美国学习），生活境况尚且如此，而有10个孩子的董作宾，赴台之后，一家的生活遭际就可想而知了。
傅斯年逝世后，由董作宾接掌史语所所长一职。这个时候，董作宾万万没有想到，他会突然遭到自己的朋友……郭沫若一顿劈头盖脸的臭骂，自己由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甲骨文专家，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无知无畏的“妄人”。
自1950年起，新中国出于政治需要，开始号令留在大陆的各色人等，不论是工农兵学商，还是与国民党有过瓜葛的旧官员与自由知识分子，都要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理论教育和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发展史观。这个新式理论，具体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等五大社会发展阶段。在坚信这个模式的同时，还必须要坚信“资本主义一天天烂下去，社会主义一天天好起来”这一不可置疑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发展规律。信或不信，成为检验社会内部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的“分水岭和试金石”。……在这样一种政治风云鼓荡下，新成立不久的中国科学院，特别是下属研究人文历史科学的考古研究所，自然要站在时代大潮的前列，为之推波助澜，并使之一浪高过一浪，直至“无限风光在险峰”。
于是，在1950年明媚的春天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层开始组织新老员工每天开会集体学习社会发展史。据当时参加的年轻研究人员石兴邦说：“大家讨论得很热烈，郭宝钧也参加讨论，写了一篇介绍殷墟人殉惨状的文章。这是说明殷代阶级压迫残酷性的好材料，在报上发表，引起学界的震惊和重视。可是他在文末写了两句很不合时宜的话：'事实至于遗存，推断敬俟卓识'。意思是说，我只是报导事实，至于它的历史含义，还请高明的人来论断吧。这篇报导郭沫若先生看到后，如获至宝，因为是说明奴隶社会最有说服力的材料，却对文末的两句结语作了严厉的批评，说他是抱着金饭碗讨饭吃。郭宝老对此批评很不满意。其后，在思想改造的会议上，不无抱怨地说了几次。从他的言谈之间，可以体会到，他对殉人的历史含义，不一定看作是奴隶社会的证迹，对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种种论述和新事物，在他思想上还没有准备，这与他过去在中研院史语所的整个学术气氛和环境以及受到的影响是相联系的。”
早在1945年，郭沫若于重庆出版他的史学大作《十批判书》时（按：即“文革”时期毛泽东警告郭“劝君少骂秦始皇，十批不是好文章”之《十批》），曾在后记中写道：“在科学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我才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又说：“我比较胆大，对于新史学阵营里的多数朋友每每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我坚持着殷、周是奴隶社会，重新提出了更多的证据和说明。”……这个时候的郭沫若尚能对不同意见有所容忍并设法重新提出更多的证据和说明，以完善自己的学说。
郭沫若与董作宾的恩怨（2）
到了1950年却又是另一番景象了。郭氏在《十批判书》改版后记中，于这年的2月17日，专门写了一篇《蜥蜴的残梦》，公开向董作宾等人发难：“前中央研究院在安阳小屯及侯家庄曾发掘到殷代宫殿遗址及殷王陵墓，均以大量的活人埋藏于地以供地下的保卫。以墓而言，一墓的殉葬者多至三四百人。这是前史所未有的。《史记·秦本纪》载秦武公殉葬者六十六人，秦穆公殉葬者一百七十七人，比起来已大有逊色。二十多年前在中东所发掘的古代巴比伦的乌尔王墓，仅仅五十九人殉葬而震动了全世界的，更是小巫见大巫了。这样大规模的用人遗迹，自然是奴隶制的铁证。这些资料都不曾发表，遗物已全部搬往台湾，一时无由考见……应该感谢郭宝钧先生，他所提供的这项材料是非常重要的。关于殷代的社会制度，好些朋友一直到现在都还采取着很慎重的态度，不敢断定为奴隶社会。有了这项资料，我认为是毫无可怀疑的余地了。以前搞田野考古的人大抵缺乏社会发展史的知识，有的人更根本不相信社会发展史的阶级划分，故他们对于这些史料不加重视，或则兢兢于古器物尺度轻重的校量，或则根据后来的历法推谱所谓'殷历'，真可以说是捧着金饭碗讨饭了。”
郭沫若文中所说的古器物校量，喻指以李济和他的弟子吴金鼎等人所做的工作，因为这一派考古学家对出土陶器曾做过浸水、脱水等多种方法的测量与试验；所谓殷历的推谱自然是指董作宾。董在李庄时，根据殷墟甲骨文透露的信息，经过苦心研究，撰成的皇皇大著《殷历谱》已广为学界所知并大受推崇。著名史家陈寅恪曾高度评价道：“抗战八年，学术界著作当以尊著为第一部书，决无疑义也。”其他学者如傅斯年、李济等皆大为称赞，傅斯年说道：“今彦堂之书，无类书之习，绝教条之科，尽可见之卜辞而安排之，若合符然，其工夫有若门德勒也夫之始为原子周期表，而其事尤繁矣。”继《殷历谱》在李庄石印出版，董作宾与史语所研究人员屈万里又编成《殷墟文字甲篇》。1947年，董作宾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讲学，期间写就一篇《自序》，内中曾针对郭氏于抗战胜利前后的历史观点提出了不同见解，明确反对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其中一段说道：“殷代不是创造文字的时代，我们就不能根据甲骨文字来研究殷代的社会背景。……我们不能据字形说'民'是刺瞎眼睛，'臣'是俯首听命，民与臣是奴隶，殷代的臣民也就是奴隶，因而断定殷代是奴隶社会”云云。
董的观点有无道理，此前的三年间，郭沫若一直没有做过回应。到了董作宾流亡台湾，郭氏本人以新中国高官登上政治舞台时，猛地旧事重提，毫不客气地对董作宾开起火来：“虽然承蒙董先生没有直接指出我的名姓，但这指责的是我，那倒毫无问题。但可惜董先生的关门主义关到了家。他虽然也在参加殷墟的发掘，而且在发掘着一个典型的奴隶社会，而他却找不出'奴隶的痕迹'，实在也是值得同情的。”又说：“董作宾却仅仅抓到一两个字，根据自己的敌忾来随便逻辑一下，便想把臣民是奴隶的本质否定了，把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否定了。这根本就不是学者的态度。就是这种非学者的态度，逼得他在今天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这一层，我倒是能够充分理解的。”
接下来，郭沫若以爷爷教训孙子的口吻斥责道：“谁叫你要在它身上去找'奴隶的痕迹'？不逻辑竟到了这样的地步！老实说，做学问的人是不能够这样的，一定要虚心，要把别人的著述先作适量的体会，从全面来了解别人，然后才能进行批判。不懂就不要假充内行。假充内行的结果，只是表示自己的无知。单纯的无知倒还可以救药，只要虚心地多读书，改正一下头脑，知识倒也会积蓄得起来的。假使在无知之中再加上敌忾，敌忾而且很强，巍巍乎俨然一个大权威那样，是的，那才是'很有问题'的！在今天看来，殷、周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就我所已曾接触过的资料看来，的确是铁案难移。”
最后，郭沫若以恐龙与蜥蜴作比喻，谓原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以李济、董作宾为代表的旧的、资产阶级学者们的“时代老早就过去了，这和爬虫时代一去不复返一样”。
郭沫若与董作宾的恩怨（3）
郭氏的战斗檄文虽没有毛泽东后来出版的“雄文四卷”（郭沫若语）威力巨大，但同样在社会特别是学术界引起了强烈震动。天下士林闻风而动，借机赋诗撰歌以迎合其趣味者纷至沓来。其声之远播，其势之喧腾，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学界文人中鲜有其匹。更有好事者如中科院考古所的殷涤非辈，将郭、董二氏相提并论，说道：“郭沫若院长的论述之所以正确，就因为郭院长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下，是在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上进行考古研究的。……而董作宾与此完全相反，他只是'准备殉葬'，所以是腐朽和荒谬的。”紧接着，“殷的殉葬者是奴隶，商、周是奴隶社会”这一“铁案”，在大中小学生教科书中连篇累牍地大规模出现，郭沫若之说遂成为牢不可破的铁板一块，大有撼山易，撼郭氏“铁案”难的威势。
就在学术界为郭氏理论欢呼雀跃之时，也有几个不识时务的硬骨头，或称长着花岗岩脑袋者，如同被压在五行山下的孙悟空，总是缩在山下伸头露头，于挣扎抗争中发出几句异声。与吴金鼎同时出生于山东安丘县景芝镇，且两家只有一河之隔，抗战前就读于清华外语系，时为中科院编译局编译员的赵俪生，受家乡绿林豪杰行侠仗义等英雄业绩熏陶和影响，以“愤青”的姿态动起了肝火。赵俪生晚年出版的回忆录《篱槿堂自叙》，曾提到与郭沫若交往的一段历史，为陶孟和与吴有训打抱不平，前文已经述及。
赵俪生文章又说：
另一场冲突是为了我请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蜥蜴的残梦》，文中不点名地骂了董作宾和郭宝钧，说这样的人只好到台湾去“殉葬”。这一下，我们犯难了，董是去了台湾，骂他“殉葬”关系不大，可郭还在考古所任研究员，这样骂合适吗？我就问能否改一下？郭沫若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嫌不好，给我拿回来，别的报刊会要的！”没有别的办法，“原样照登”就是了。我的气越憋越厉害，当时才三十二三岁，火气盛，就接连写了三封信：辞职！当然，郭沫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