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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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朱家骅突遭横祸一事，庙堂与坊间滋生了许多说法，但似乎没有一件能摆到桌面上的铁证。有人说，在1948至1949年国民党大势已去的重要历史转折关头，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阀联合阎锡山趁机拥兵自重，逼蒋介石下野。蒋于万般无奈中只得屈从，由李宗仁代理国民政府总统之职。蒋回到老家浙江奉化溪口暂时隐居。李、白等军阀集团拉阎锡山、朱家骅、王世杰、张治中、吴铁城等各色官僚合作，并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姿态，逼蒋出洋流亡，永远在中国这块地盘上消失。蒋于1949年3月3日接到张治中亲自上门敦促其出国的信息，甚感悲愤，勃然大怒曰：“他们（按：李宗仁、白崇禧）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4日，吴铁城再次派李惟果前往溪口，转达李宗仁集团要他们希望其尽快出洋之意，蒋更为盛怒，除了大骂李宗仁“不仁”之外，还差一点将李惟果抓起来“斩立决”。蒋介石背运至此，李、白逼宫至此，世道无常，由此可见。再后来，随着国民党军队弃守南京，李宗仁统率一干人马流窜到广州重新组建内阁，并由追随其骥尾的阎锡山、朱家骅出任行政院正副院长，以此掣肘蒋的权力。蒋把这一做法看作是对自己的叛逆，遂怀恨在心，伺机发难。1950年3月1日，蒋介石一脚踢开李宗仁，在台北正式复“总统”职。“登基”仪式完毕，老奸巨滑的阎锡山深感大事不妙，便主动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行政院长”的请求，这一请求很快得到准许。
阎辞职后，由陈诚继任“行政院长”，自此，陈氏成为在台湾仅次于蒋氏的二号实权人物。未几，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岌岌可危的国民党当局稳住了阵脚。在这种急转直下的新形势下，一直忍而不发的蒋介石开始对撤退大陆前的“叛逆”者进行肃清。当王世杰的“总统府秘书长”被以“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的罪名整肃掉之后，一路排名查号便把视线转向了朱家骅。在各方权贵阴谋与阳谋的合力夹击、施压下，朱家骅终于心有不甘但又无可奈何地宣布辞去中研院院长之职，只剩了一个“总统府资政”的空冠。
朱家骅辞职后，国民党当局指令由李济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长职。未几，中研院按照惯例召开评议会推选新任院长。众评议员提出了三个人选，即胡适、李济、李书华，由“总统”圈点，结果蒋最后圈点了胡适。据石璋如说：“做过驻美大使、北大校长的胡适先生，抗战中帮了中国不少忙，政治上坚决反共，四十几年大陆清算胡先生，台湾眼见大陆批胡，于是就捧胡，使台湾与胡先生合拍。若非大陆清算胡先生，以他的自由派立场，总统也不太放心的。当局既然有心安排胡先生出任中研院院长，自然就要虚位以待，朱先生必须辞职。”
从石氏的回忆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早就想收拾朱家骅了，只是没有一个适当的借口而迟迟未能得手，蒋氏决意要拿自己的稿费给胡适盖房一事，即是一个倒朱扶胡的信号。这个信号就当时的朱家骅而言，或许蒙在鼓里，或许已有警觉。但不管哪种情形，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显得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是朱在什么时间下台的问题。当蒋介石等得不耐烦的时候，便抓住中研院人员“偷懒”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向朱开火。朱不堪重击，轰然倒地，胡适适逢其时地接掌了院长一职。而大陆的“反胡批胡”运动，又促使台湾方面大力“捧胡”。如此这般，胡适于纷乱的政治潮流中顺利坐上了台湾学术界第一把交椅，这个结果是胡适本人始料不及的。
胡适的流亡生活（1）
身死演讲台
1958年4月8日，胡适回到台湾，10日上午9时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一职，这是自1940年他作为候选人在重庆落选18年之后的正式当选。只是当年极力抬捧他的傅斯年已去世，无法与之同庆了。就职典礼上，蒋介石亲自出席并致词，以示敬重。只是在开幕之后，蒋对胡适1958年，胡适在台北机场怀抱专程前来迎接他的小孙子胡柏棠，身旁是李济
平时鼓吹的那一套自由主义理论学说不感兴趣，认为是小孩子玩闹的把戏，无法担当治国安邦的重任，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对国家社会稳定不利。在致词中，蒋介石对胡适提倡的“五四价值”、“自由主义”等等说辞，于褒中暗含了讥讽、挖苦之意，搞得入会者惶恐不安，胡氏更是大为恼怒。当此之时，胡适尽管在美国生活极不舒心，而九年后又重返台湾从国民党手中谋得一个响当当的铁饭碗，但他并不以此就对蒋氏俯首听命，自轻自贱，而是毫不客气地对蒋介石的言词当场予以驳斥，以维护自己作为一个学者的人格。台下的众学者同样以自重自尊的态度随声附和，为台上的胡适打气壮胆。据亲历者石璋如说：“胡院长一发言就说'总统你错了'，台下立即鼓掌，没有几个人敢说这句话的。”
遥想当年，胡适在一篇题为《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宣称：“从前禅宗和尚曾说，'菩提达摩东来，只要寻一个不受人惑的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马克思列宁史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汉。我自己决不想牵着谁的鼻子走。我只希望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们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这一点，胡适本人确是做到了。当然，也有人，如胡在美国的学生、史家唐德刚说胡适不知不觉地，被他的老师杜威这个糟老头子牵着鼻子走了一辈子。此说或可讨论，至少胡在蒋介石集团里是基本做到了“不受人惑”。
1959年，作为新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学界领袖的胡适，公开反对蒋介石连任“总统”，同时反对为连任而冒天下之大不韪、置“党章国法”于不顾强行“修宪”。对此，蒋介石大不痛快，其子蒋经国更是异常恼怒，甚至有“收拾”胡的打算，只是忌讳胡本人的国际影响而迟迟未动手。
胡适在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同时，于繁杂的公务中，仍没有忘记书生本色，在南港利用公务间隙，对研究了大半生的神会和尚穷究细研。1960年2月9日，胡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演讲他的新作《禅宗史的假历史与真历史》。20日，出席“国民大会”第三次会议。3月10日夜，所著《神会和尚语录的第三个敦煌写本：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刘澄集》终于脱稿。正是这部耗损了胡适大量心血的著作，使其在脱稿的当夜即心脏病复发，延至19日，病情加重，不得不入住台大医学院就诊，直至4月5日才小痊出院。
1961年1月28日，“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举行第五次全体委员会，时台海危机已趋平缓，台岛内的科技经济在美国的大力援助、扶持下，已摆脱了战后的阴影开始复苏，国民党对台湾的统治地位更加稳固。正是这诸多的缘由，胡适在致开幕词时兴致勃勃，充满乐观与信心地说道：“这是一个起点，一个有希望的起点。在这样艰难的情形之下，我们能够有一亿一千万台币用在'长期发展科学与技术的研究'的开山工作上面，我们至少可以说科学已开始得到'重视'，开始得到'资助'了。我们当然不可感到满足，我们至少应该感觉我们的责任之大。我们应该感觉古人说的'任重而道远'五个字的意义。”又说：“两年的工作，只做了一点探路的工作，开路的工作。从今天起，我们可以平心静气想想这条'远路'的蓝图了。”这是胡适晚年精神最好，内心充满希望与梦想，体力也呈回光返照状最为充沛的时期。自此便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
2月25日夜，胡适心脏病复发，入台大医院救治。一个月后自台大医院迁居福州街台大招待所疗养。6月25日病情好转回南港“中央研究院”上班。到了11月16日清晨，心脏病再度发作，复入台大医院抢救，直到第二年1月10日出院，暂住福州街台大招待所疗养。此时胡适的生命已迈入衰朽之坎，即将灯熄香灭。
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五次院士会议，选举新一届院士。胡适几位在海外的学生，或隔代门生如吴健雄、袁家骝、吴大猷、刘大中等皆从美国来到台湾，聚集一堂以示助势。胡虽身体健康不佳，但仍精神亢奋地出席了会议。下午5时，胡适又出席了中研院举办的酒会，入席者达一百余众。胡适满面含笑登台致词，曰：“今天是中央研究院迁台12年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院士会议。令人高兴的是海外4位院士也回国参加这次会议。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是在大陆上选出的，当时被提名的150人，选出了81位。现在一部分是过去了，有的在大陆，只有20多位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在此恢复时，只有19位活着在台湾。今天上午第五次院士会议，经过了三次投票，结果选出七位院士。二位在台湾，五位在海外。在台湾的是梅贻琦、陈槃，在海外的是任之恭、柏实义、程毓淮、李景均、何廉。十几年来，我们在这个孤岛上，可算是离群索居，在知识的困难、物质的困难情形之下，总算做出点东西。”又说：“我今天还可以讲一个故事。我常向人说，我是一个对物理学一窍不通的人，但我却有两个学生是物理学家：一个是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一个是曾与李政道、杨振宁合作证验'对等律之不可靠性'的吴健雄女士。而吴大猷却是饶毓泰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又是吴大猷的学生。排起行来，饶毓泰、吴健雄是第二代，吴大猷是第三代，杨振宁、李政道是第四代了。中午聚餐时，吴健雄还对吴大猷说：'我高一辈，你该叫我师叔呢！'这一件事，我认为生平最得意，也是最值得自豪的。”
胡适的流亡生活（2）
胡适讲到这里，由李济与吴大猷分别讲话，李济对台湾的学术前景表示“不敢乐观”，而吴大猷则表示不必悲观，吴氏说：“我们要把基础栽培起来，绝对没有捷径。像杨振宁、李政道这样的天才，尚需八九年的训练才能成熟。一个国家更得加倍努力的时候，要20年才能有个标准。我觉得李济先生不必悲观。”吴大猷言毕，胡适接着说：“我赞成吴大猷先生的话，李济先生太悲观了。”接着针对吴大猷所讲的“不知哪位先生首先提出'迎头赶上'这句颇有些不自量力和投机意味的话”，胡适道：“我们中央研究院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太空、迎头赶上的话……我去年说了25分钟的话，引起了'围剿'，不要去管他，那是小事体，小事体。我挨了40年的骂，从来不生气，并且欢迎之至，因为这是代表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①
胡适心脏病发作倒地后现场1962年3月2日，胡适丧礼据胡适的助手、当时在酒会现场的胡颂平说：“先生讲到这里，声调有些激动。”又讲了几句言论自由之类的话，“正在大声疾呼的时候，突然把话煞住，也许感到（身体）不适了。急忙接着说：'好了，好了，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大家再喝点酒，再吃点点心吧，谢谢大家。'”立在不远处的胡颂平看了下表，此时正是六点半，客人开始陆续散去，胡适仍站在原处含着笑容和一些人握手告别。当他正要转身和一位客人说话时，忽然面色苍白，晃了一晃便仰身向后倒下，后脑先碰到桌沿，再摔倒在磨石子的地上。站在他附近的凌鸿勋、钱思亮等连忙伸手来扶，但为时已晚，一代博学硕儒溘然长逝。②
当年傅斯年倒于台湾“议会”大厅，胡适又死于同一孤岛的演讲大厅，两位亦师亦友的文化巨人，竟都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倒下，令人不得不想到这是前世结下的因缘与一种心灵的呼应。傅斯年在活着的时候曾不止一次说过：“谁都没有资格骂胡适之，只有我可以骂，只有我才有资格骂。”现在，于九泉之下寂寞日久的傅斯年总算又有“开骂”的对象了吧。
胡适带着“朋友”式的微笑匆忙走了。噩耗传出，台岛震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