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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拣30件；出骨20件，拣10件，等等。如此这般，取舍的数量一望而知，编号和数目统计也变得容易多了。
殷墟王陵区M1400大墓东墓道及墓底积水情形
到了城子崖发掘后期，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将几个已经掘进一米多深的探坑，变成了一个个灌满浑水的陷阱。按以往的办法，要等待坑中的水全部自然干涸后才能继续发掘，而这要耽搁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面对此景，梁思永与发掘人员心急如焚，眼看天气越来越寒冷，日本人步步进逼，敌占区已扩大到离殷墟不远的冀东，而殷墟的发掘还在紧张地进行，况且，有限的一点经费也不允许在此多加耽搁。经过商量，梁思永决定采纳吴金鼎的建议，打破常规，借用老乡的水桶将水排干，以便尽快发掘。当水桶等工具借来后，梁思永第一个卷起裤腿跳入水坑，与大家一起把雨水一桶桶提出坑外，然后赤脚趟着冰冷的泥浆，弯腰弓背用手一点点向外发掘。至10月31日，发掘工作暂告一个段落，除去星期日休息，实际工作20天。最高用工人数每天48名，共开挖探坑45个，总面积15208平方米，发掘遗物共装60箱，由龙山运至济南山东古籍委员会保藏。
1932年3月，第二次发掘的物品全部整理完毕，发掘的结果证明，殷墟与城子崖两地的黑陶文化基本相同，这一文化范式，证明了梁思永天才式推断的正确。……正是由于这次意义非凡的田野考古发掘，以鲜明亮丽的事实证据，打破了瑞典学者安特生将仰韶与龙山两种文化混在一起，并轻率地得出“粗陶器要比着色陶器早”的错误结论，进而推动了殷墟发掘中“地层学”这一先进考古技术方法的运用，使当时与后世学者认识到必须将殷墟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的重要原则，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树起了一座里程碑式的坐标。③
城子崖遗址发掘结束后，梁思永又率队返回安阳。在以后的几次发掘中，于殷墟西部的同乐寨发现了纯粹的黑陶文化遗址。这个发现使梁思永更加坚信后冈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小屯）文化三叠层，按存在先后时间划分的科学依据。这一发现，“证明殷商文化就建筑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梁思永对后冈三叠层的划分，成功地构筑了中国古文明发展史的基本框架，使中国考古学与古史研究产生了划时代的飞跃。自此，干涸的历史长河重新翻起沧浪之水，并沿着时间的脉络由久远的过去向未来一路流淌荡漾开来。梁思永也因这一划时代的伟大发现，奠定了其在近代中国考古学史上一代大师的地位……这一光辉成就，正应了其父梁启超当年的愿望，只是梁任公早已身赴黄泉，无法与之举杯同庆了。
1932年春，在李济主持的第六次殷墟发掘中，发现了商王朝宫殿基址，这一发现无疑较单纯的发现甲骨与甲骨文具有更大的科学考古价值和意义。
殷墟发掘的光芒（3）
从1932年秋到1934年春，由董作宾、郭宝钧、李光宇、刘燿、石璋如、李景聃、尹焕章为主力队员的考古学者，在殷墟进行了第七、八、九次连续性发掘，并把目光由小屯转移到后冈和洹河北岸的侯家庄南地、南台等处，发现了梦寐以求的王陵区，而商代王陵之所在，此前从未见诸记载。
1935年，梁思永（右）在安阳殷墟西北冈大墓发掘工地，接待前来参观的傅斯年（右）与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中）1934年秋与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殷墟发掘，对已发现的王陵迹象紧追不舍，继续扩大战果。此时，史语所考古组主力几乎全部调到“这一推进历史知识最前线的发掘行列”中来，发掘专业人员达到了整个殷墟发掘的鼎盛时期，除总指挥梁思永外，另有石璋如、刘燿、祁延霈、胡福林（厚宣）、尹焕章、李光宇、王湘、李景聃、高去寻（晓梅）、潘悫等考古组“十大金刚”（又号称“十兄弟”），另有临时工作人员与实习生马元材、夏鼐（作铭）、王建勋、董培宪、李春岩、孙文青，外加史语所元老级人物傅斯年、李济、董作宾。当然，傅、李、董三人是作为视察的高级人员由南京来到安阳，穿梭于考古发掘现场，协助梁思永处理各种棘手问题与事务的。其间，黄文弼等监察人员参加了第十二次发掘工作，而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与徐中舒、滕固、王献唐以及河南大学、清华大学的师生相继前往工地参观。一时间，在几十平方公里的殷墟发掘工地上，大师云集，气势如虹。胸有成竹的梁思永充分表现出一个战略家的宏大气魄，规划周密，指挥若定，每天用工达到550人以上，如果连研究人员和参观的学者计算在内，最多时达到近600人的数字。据参加发掘的石璋如回忆：西北冈的发掘，有5个最多，即参加的工作人员最多；用工人最多；用钱最多；占地最多；收获最多。其中“单就工资一项来说，每人每天工资四角，五天发一次，每人二元，五百人，五天便要发大洋一千元。本次工作一百零二天，除了星期天、下雨天停工，实际的天数约八十五天，要发十七次工资，即一万七千元。这个数字在现在听起来，简直不算回事，可是在当时听起来，真是骇人听闻。一万七千元，那还了得！”
1936年6月13日殷墟第十三次发掘，YH127甲骨坑出土完整的甲骨灰土柱三次大规模的发掘，使湮没地下数千年的古老遗址得以大面积揭露，共发掘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围1200多座小墓和鸟坑、兽坑、车马坑等祭祀坑，所发掘出来的商代大墓规模浩大，雄伟壮观，虽经盗掘，成千上万件丰富精美的铜器、玉器、骨器、石雕等出土文物令人瞠目，举世震惊。
1936年，继郭宝钧主持的第十三次发掘之后，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四次发掘，在寻求甲骨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著名的编号为YH127号商代灰坑中，一次发现带字甲骨17096片，其中有300多块是未破损的整版甲骨，且刻有卜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甲骨出于同一坑中，说明相互之间有某种内在的联系，比之零星出土的传世甲骨残片，其学术价值更高一筹。这一重大发现令学者们欣喜若狂。
1937年春，由石璋如主持的第十五次更大规模的殷墟发掘再度展开。此次发掘从3月16日开始，一直延续至6月。此时，华北地区已是战云密布，局势一日紧似一日，日本人磨刀霍霍，即将喋血中原。面对一触即发的中日大战，为防不测，殷墟发掘不得不于6月19日匆匆结束……这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最后一次发掘，也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央研究院考古人员与殷墟考古工作的诀别。
至此，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主持，从1928年开始的殷墟发掘，共进行了9年15次，出土有字甲骨24918片，另有大量头骨、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器物出土。发掘规模之大，牵涉人员之多，收获之丰，前所未有，世上罕见。这一创世纪的伟大成就，正如张光直所言：“在规模上与重要性上只有周口店的研究可以与之相比，但殷墟在中国历史研究上的重要性是无匹的。”
当发掘人员将出土器物整理装箱，风尘仆仆押运到南京钦天山北极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大厦，喘息未定，额头的汗水尚未抹去，震惊中外的卢
殷墟出土的完整的带字卜甲及其背面（有明显的烧灼痕迹）沟桥七七事变爆发。紧接着，日军进攻上海，威逼南京，华东陷入全面危急。当时担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朱家骅已出任浙江省主席，无法继续兼任该职，只好请傅斯年出面代理。傅氏顾及各方面的情形，毅然挑起了这副担子，以事实上的总干事身份处理中央研究院各项工作。
醉别清溪阁（1）
醉别清溪阁
1937年8月13日，驻上海日军万余人突然向江湾、闸北中国驻军发起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举世瞩目的淞沪抗战拉开了序幕。
上海战事正酣，南京国民政府即根据蒋介石拼中华民族全力与日本决战到底的战略方针，开始设法动用一定的运输力量，把国家珍宝、工业设施、战略物资和科研设备，经长江、陇海铁路与各条公路悄悄运往内地，以保存实力，准备长期抗战。与此同时，根据国民政府命令，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与平津两地北大、清华、南开等三所大学也开始向长沙与南昌一带转移。
此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根据战争形势的演变，在富有远见和责任心的李济指挥下，开始对历次发掘的器物和各种购置器材打包装箱，准备内迁。据史语所《大事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条：“本所随本院西迁，先选装最珍贵中西文图书、杂志及善本书共六十箱，首批运往南昌农学院，其余一千三百三十三箱分批运长沙。但部分殷墟出土的人骨、兽骨及陶片等，限于运输工具，暂留原址。”八月条：“本院组织长沙工作站筹备委员会，本所迁入长沙圣经学院，所长傅斯年仍留南京，派梁思永为筹备会常务委员。”
此次行动，按照石璋如的说法，“因为南京离上海很近，战事吃紧，所以先行装箱”。在具体作业中，首先选择重要的文物装箱，“像骨头就选人骨，其他部分就留下，这也是一种决定”。根据不同的情况，傅斯年与李济、梁思永商定，已捆装完毕的60箱最珍贵中西文图书及善本书等，由李济亲自负责押运到南昌农学院保存，其他800多箱出土器物，陆续运到南京下关码头装船，分批运往长沙，由梁思永总负责，组织雇用船只、运输、安置等事宜。
就在装船过程中，上海战事已到了最为酷烈的阶段，日本飞机开始飞往南京实施轰炸。在炮火硝烟中，一批又一批满载着成箱国宝的轮船悄然离开下关码头，沿长江溯水西行，向长沙进发。史语所大部分人员连同家眷一同随船起程，流亡西南。
在淞沪战场上支撑了三个月之久的国军最终力不能敌，全线败退。11月12日上海沦陷；日军进攻首都南京，12月13日，南京失守。未久，骄狂的日军沿水陆向武汉三镇疾速推进，随国民政府撤往重庆的蒋介石发表“扬子江将有巨战”的讲话。
大战在即，而长沙与武汉只有300公里之遥，一旦武汉失守，长沙势难独撑。面对危局，无论是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刚组建不久的长沙临时大学，还是中央研究院迁往长沙的几个研究所，又一次面临迁徙流亡的历史性抉择。
醉别清溪阁（2）
何处是安身之地？长沙临时大学委员会在迁往重庆还是昆明之间摇摆不定，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此时正在香港，傅斯年已随中研院总办事处迁往重庆。在群龙无首的境况中，中研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的几名常务委员，几番讨论未能达成共识，谁也不知要流落何处更为有益。在进退维谷的绝境中，梁思永以中研院长沙工作站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与史语所代所长李济共同召集所内主要人员开会商量对策。经过一番激烈争论，总算拿出了一个大概的应对策略，这便是许多年后石璋如在回忆录中所说：“为了此地同仁的安全，不能够留在长沙工作，要再搬家。搬家的地点目前虽然还未确定，只有一个先决原则：同仁的家庭没有沦陷的话，就先回家；家庭沦陷的话，可以跟着所走，只是地点未定；若不想跟着所走，也可以自便。决定此一原则之后，就让各组自行商量。”
1936年左右，梁思永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留影史语所考古组（三组）经过协商，决定先把个人手头的工作尽快结束，全部交付李济主任处，再谈个人去留问题。经过几天紧张忙碌，所有资料全部收集起来，按顺序打包装箱，倘日后有其他人接手，可以按照原来的顺序继续工作，不至于茫无端绪。待这项工作结束后，梁思永和李济召集考古组全体人员集会，议决各人的去留问题。商量的结果是：李济是组主任，不能走；董作宾专门研究甲骨，安阳殷墟出土的所有甲骨都需要他负责保管研究（按：当年殷墟发掘时，李济与董作宾有一个君子协定，出土甲骨由董作宾研究，其他出土器物由李济等人研究），因而也不能走；梁思永正研究殷墟遗址西北冈出土的器物，同时又是中央研究院长沙工作站管理委员会常委，即使走，也要等各所的事务告一段落才能走，因而暂时不动。同时，李、董、梁三人属于中央研究院的高级委员，都带有家眷，上有老，下有小，所谓拖家带口，真要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不到万不得已，前行的脚步是不易迈出的。
李、董、梁“三巨头”无法脱身，考古组的“十大金刚”却要各奔东西了。10人中，除尹焕章于殷墟发掘后留在开封外，李景聃、石璋如、刘燿、祁延霈、王湘等5人要走，只有胡福林、李光宇、高去寻、潘悫等4人留下。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