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正传-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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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吃两片消炎片。”①一些登门造访的亲戚、朋友、熟人，看到这种情形，都不免摇头、苦笑、叹息，带一份怜悯同情，纷纷劝他该有个节制，不要这么傻干。有人还忿然代抱不平：“这哪里是在进行什么工作？你作出来又有什么用？你充满热情为国家工作，可国家给了你什么？”

　　这也难怪。沈从文的这份工作没有任何预期。重新校订后上交的那本服饰研究专著，在馆长的办公桌上压了三年以后，于１９７４年退还给沈从文，出版已毫无希望。对亲戚、朋友、熟人的好意劝告，沈从文只是报以微笑。人各有志，一个人的选择就是他的信仰。自己既然选择了这一行，就没有理由自行亵渎。虽说自己一切成就并不预备“藏之名山”，却不能因为没有出路就中途而废。沈从文有了越来越强烈的紧迫感。自己已是７３岁高龄了，揽镜自照，已是满头白发，精力已大不如前。身体随时都可能发生故障，报废只是早晚间事。工作条件再差，只要头脑还得用，就得抢时间把近２０年所学种种分门别类整理出一个头绪，哪怕所走还只是第一步，至少可给后来者一点方便。想起国家目前的处境和面临的前途，沈从文心里起了一丝隐痛，却并不失去对未来的信心。尽管因少数人弄权，肆行无忌，国家前途尚难预料，社会上所出现的情况，是全面破坏与瘫痪。研究工作的不为重视，自己工作条件的恶劣，自是意料中事。但一切阻挡历史前进的东西，决不会长久存在。民族理性的抬头，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是必然的。自己只是一个普通公民，国家权力中枢发生的一切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自己既无从弄明白，也就丝毫谈不上作出什么有益于形势发展之举，只能在自己的工作范围内，尽可能坚持下去。这是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热爱祖国、报效民族的唯一途径。

　　他对王序、王亚蓉说：“旧时当官的感到不如意时，可以表示‘倦勤’，但作为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却不能消极。因为他是国家的主人，不是官。”

　　不知节制的连续工作，使沈从文再次病倒了。血压增到２２０，左眼黄斑出血，写字已不知下笔轻重，虽然由于长期形成的习惯，字迹尚能成行，写完后却看不清是否写得正确，眼前只是一片圈圈点点，跳动不定，一份“老之已至”的感觉涌上沈从文心头。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目下手边还搞了约五六十个大小不一的有关物质文化史的专题，居多是从实物图像出发，再来结合文献，从文图互证的分析来谈问题的。加上服装材料，有百多万字都必须由我自己一一过手重抄重改，才得交卷。原先还以为可争取二三年时间，赶得出来，可为后来接手的青壮年人作垫脚石。若照目下情形看来，完成希望已不甚大，真是糟糕。因为以后大致已不大可能还有人能综合实物十万八万和一堆杂乱文献，来完成这种费力不甚讨好的基本功。若两三月还无好转希望，即不升级恶化，大致近２５年受上面鼓励，又得种种方便机会学来的有关文物的一系列常识，又不免和前一段搞习作情形似异而实同，半途报废。一个人的遭遇如此巧，真是少见。①１９７６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病逝了。

　　一场大雪过后，北京城内外白雪皑皑。天阴沉沉的，沉默无语中似乎深藏着哀痛。沈从文手里拿着一张特别通知，去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

　　在一个极狭小的房间里，停放着周恩来的遗体。望着这位总理的安详遗容，沈从文心里充满一生中少有的悲痛。

　　这并非出自中国知识分子重“知遇之恩”的传统，而是折服于周恩来生前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不谋私利、宽厚待人，居提纲挈领地位，与各方面干部、专家合力同功，为国家、民族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胸襟和人格。如今，国家的这根梁柱摧折了，从大处言，在这国家多事之秋，国家前途又难免多了一重危险；从小处言，总理生前关心到的自己的这份工作，再也无法与他见面了……。沈从文突然感到一阵从来未曾有过的灰心。——这不是逝者生前的希望！对总理的最好纪念，应该是振作精神，争取时间，将待收尾已进行和待进行的工作，一一加速完成，奉献给总理的在天之灵！

　　沈先生向周恩来遗体告别回来，我们满怀悲伤急忙去看望他。一进屋，我们没有听到往日那熟悉的招呼，只听他低低地问道：“谁来了？”过分的悲痛使他因眼底充血而双目朦胧。他忘不了周总理对他的一次次亲切接见和鼓励，他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忧心忡忡，更因未及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奉献于总理生前而抱憾；此后，沈从文更加刻苦研究，“一定要尽力搞好，不然对不住周总理。”①

　　同年１０月，随着“四人帮”的垮台，中国人民终于走完了１０年“文化大革命”的苦难历程。然而，由于一场浩劫过后，国家面临的问题成堆，在此后的三四年间，虽有齐燕铭、刘仰峤多次问及沈从文及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情况，沈从文的生活工作条件仍然没有多少改变。１９７８年夏，荒芜有感于沈从文的事迹与处境，写了五首七言绝句送给沈从文看。《边城》山色碧罗裙，小翠歌声处处闻。

　　我论文章尊五四，至今心折沈从文。

　　能从片楮认前朝，一史修成价更高。

　　文物千秋谁管领，看君指授失萧曹。

　　新从圆领证唐装，老认天门上敦煌。

　　万卷书加万里路，自应选作探花郎。

　　对客挥毫小小斋，风流章草出新裁。

　　可怜一管七分笔，写出兰亭醉本来。

　　漫言七六老衰翁，百事齐头进进中，夜坐空庭觇织女，鹊桥何日驾南东？①第一首叙沈从文在文学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第二首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写作，第三首说沈从文在文物研究中的发现和以第三位得票数当选为出席第四次文代会代表事，第四首赞沈从文的书法，第五首是沈从文与张兆和不得不分住两处的纪实。

　　过了几天，荒芜收到沈从文一封信，信中情辞恳切地叮嘱荒芜不要发表。

　　３０年来，只近于单门独户开个小小的服务店，把时间送走。回想一下，既对不起国家的期许，也对不起个人生命。年来在国内外得来的赞许，实已超过应得的甚多。懔于孔子所谓“血气既衰，戒之在得”的名训，一切赞许不免转成一种不祥的负担。所以如果还来得及，最好不发表，或可免招摇之讥，事实上我觉得从其他工作上所得的好意赞许也早已超过应得的甚多。名不副实，转增忧惧。世事倏忽多变，持平守常，在人事的风风雨雨中，或可少些麻烦。若能争取三几年有限时间，使住处稍稍宽绰一些，能如熟人中某某茅房，可以摊开材料，把待收尾、在进行的十来个范围较小的文物专题逐一完成，结果能达到新社会“合格公民”资格，得到个“不是吃白饭的工作干部”鉴定，就够好了。君尚存任何不现实的奢望，恐随之而来的将是意外灾星，实在招架不住。①

　　１９７８年，为改善沈从文的工作环境，由胡乔木过问，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序从考古所被借调到历史所，担任沈从文助手，王亚蓉的工作得到转正机会，也成为沈从文的正式助手，并由三人为主，组成了一个新的研究室。１０月，这个工作班子被安排住进了北京西郊的友谊宾馆，进行《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的最后校正增补工作。

　　为纪念周恩来生前对这本书的关怀，全书仍保留原有的编排体例，并把原来拟定的２００幅图像作为主图，放在前面。新增加的资料，即便十分重要，也一律作为插图附在文字说明中。

　　１９７９年１月，修订增补工作完成。这部由周恩来生前提议编写的，包括了２０余万说明文字，数百幅实物图像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巨著，虽然实际着手编写的时间，前后总共不到一年时间，但从最初动笔到最终完成，却经历了整整１６个春秋。它不仅是沈从文，而且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国文化事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多磨多难的历史见证。







沈从文传……生命的第二乐章






生命的第二乐章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脱稿后，一些国外出版商，闻讯派人前来洽谈。愿以最高稿酬和印刷条件出版此书。沈从文写信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梅益说：“我不愿把我的书交外国人去印。文物是国家的，有损于国格的事，我不能做！”并表示愿将书稿交给组织处理。梅益接受了沈从文的意见，决定将书稿交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

　　１９８１年，这部八开本，印刷装潢精美，分量沉重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巨著终于问世。

　　胡乔木写信向沈从文祝贺说：以一人之力，历时十余载，几经艰阻，数易其稿，幸获此鸿篇巨制，实为对我国学术界一重大贡献，极为可贺。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出版，很快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日本方面表示愿意购买该书版权和全部已出书籍；欧美学术界深入接洽商量，拟以英、法、德文翻译出版；台湾立即出了该书的盗印本——以极不光彩的手段，抹去沈从文的名字，篡改了引言中的字句以迎合台湾当局的政治需要。此后，它又作为国礼，成为我国领导人出访时赠送给外国国家元首的礼品。

　　这部著作对起自殷商、迄于清朝前后三千余年中国各个朝代的服饰问题进行了抉微钩沉的研究和探索，掀开了中华民族先民创造的繁富、丰美、灿烂的文化一角帷幕，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其中神光陆离、气象万千的巨丽面影和人类生命所创造的奇迹。虽然此书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内容材料虽有连续性，解释说明却缺少统一性。给人印象，总的看来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①它“不是一本结构完整的《中国服装史》，但现在已露出地表的林立的桩脚都是结实的，多数是经得起考验的，初步显示出宏伟建筑的规模”。②《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同他解放后其它文物研究成果一道，结构成沈从文继文学创作之后的又一曲生命之歌。

　　这是一部阐释、比证中国历代服饰形制演变的著作，然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隐伏于其中的生命——文化意识，正如他的文学创作，在其所描绘的生动人生表象中，积淀着沈从文所特有的生命——文化哲学。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引言》中，沈从文明确指出：“这份工作和个人前半生搞的文学创作方法态度或仍有相通处。”这种相通，应是沈从文观察现实与历史现象的生命哲学基础。１９４７年，在《读展子虔〈游者图〉》一文中，沈从文就这样说过：试从历史作简单追究，绘画在建筑美术和文学史上实一重要装饰，生人住处和死者坟墓都少不了它。另有名画珍图，却用绢素或纸张增加扩大文化史的意义。它不仅连结了“生死”，也融洽了“人生”。它是文化史中最不可少的一个部门，一种成份，比文字且更有效保存了过去时代生命形式。①在沈从文看来，这些以物质文化形式保留下来的竹、木、金、玉、陶、瓷、丝、牙、角器物，不是一堆无生气的死物，而是过去一时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生命的形式是一种“文化”的存在，而“文化”不是表现为某些僵死的理论教条，而是通过实际人生体现出来的活生生的存在。在现实人生中，它是由社会人、事写成的，在历史人生中，它是通过物质文化的实际创造显示的。因此，在前半生的文学创作中，同各种阐释人生的书本相比，沈从文将自然和社会人事看成一本活的大书。在文物研究中，同各种史籍记载相比，他又将成百万计的历史物质文化产品看成是另一本活的大书。这些显示生命活的存在的各个方面——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社会阶级分野、生活习俗、宗教、文学、绘画及通过物质文化产品表现出来的工艺美术，又是彼此促进、相互制约的，从而形成沈从文的“凡事不孤立，凡事有联系”的有机整体的生命——文化观。文化各部门的相互制约与联系规定生命的存在方式，不同时代的文化形态的演变又导致生命形式的变化与转移。他在谈及中国古代铜镜时就曾指出，一面小小铜镜，从纵的发展上看，从原始社会末期起始，到清朝中叶，就不断发生着变化。就连装镜子的盒子、套子搁镜子的台、架，也不断地变。人使用镜子的意义也在变。从横向联系上看，铜镜上的文字和花纹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