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正传-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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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稿完成后，出版社立即出样书，分送有关部门及专家征求意见。在听取了各方面有关意见后，沈从文又重作增补。按预定计划，此书将在１９６４年冬付印，作为建国１５周年献礼。
可是，１９６４年后中国社会出现的变化，注定了这本书的夭折。随着国内经济的全面好转，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阶级斗争又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旋律，思想文化领域照例首当其冲。文学艺术各部门已经受到了严厉的警告：“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许多部门还是‘死人’统治着。在这种背景下，社会极左思潮正借机而起，酝酿着中国文化的全面危机。
在此时，即便是远离现实政治的文物考古部门，也不是宁静的避风港。早在１９５７年，沈从文发表的一篇题为《古代人的胡子》文章，就有人在报上著文，指名批评他“不谈阶级斗争，谈起古人的胡子来了”。对此，沈从文简直啼笑皆非。——胡子问题，一般人可以不谈、不懂，搞历史文物研究的，却不能不谈，不能不懂！不同样式的胡子，是判断历史人物所属时代的重要依据：战国人的胡子，像倒过来的菱角，向上微微翘起；西汉人的胡子，是长长的左右两撇，显得威严庄重；到了隋代，更是按人的不同身份，编成形状各别的辫子；而现世京剧里的人物，胡子都是明代人样式。对古人胡子的鉴别，涉及历史文物的真伪。
然而，那种将阶级斗争和历史唯物主义庸俗化的思潮，却正制造着中国文化的“劫数”。
沈从文和他的文物研究，在即将来临的社会风暴中，不可能不在劫难逃。
沈从文传……那朵小花，真美！
那朵小花，真美！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江青等人直接组织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由姚文元署名，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从而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１９６６年２月，林彪伙周江青等人抛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５月１６日，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二月提纲》被撤销；８月５日，毛泽东发表题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８月７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明确规定这场革命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便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一切都来得那样迅猛，那样眩目，那样令人猝不及防。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不需要任何法律依据的打、咂、抢；逼、供、信；剃阴阳头，戴着高帽子游行示众等人类自残自渎行为，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为口实被涂上神圣灵光。在革命旗帜包裹下的极左思潮，迷乱了人们的理性，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成为人们的行动指南，权威崇拜正以理葬一切权威形式进行。一方面以家庭出身为依据，“红五类”“黑七类”成为划线站队的根据；另一方面，任一“莫须有”的罪名又可使人立即由“红”变“黑”。一批又一批的各级干部和知识分子沦为“牛鬼蛇神”。许多人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转眼间便成为革命的阶下囚。
在这场大革文化命的“文化大革命”中，沈从文以反逻辑形式逻辑地被视为革命对象，运动一开始就被“揪”了出来。罪状是极容易罗织的，而且还是“五毒俱全”。且不说当年他与胡适等人的交往，抗战中“反对作家从政”，在第三次国内战争中所持反战立场，莫名其妙地被认定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反共老手”成为戴在沈从文头上的第一顶帽子；又有人揭发，沈从文家成天跳黄色舞，听黄色音乐，是“裴多菲俱乐部”——这也是一种诬告，沈从文从来不会跳舞，也从未在家里举行舞会，所谓听黄色音乐，实为沈从文长期养成的听西方古典音乐的习惯；解放以后，他所从事的文物研究，被认为是“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自然又是“反动学术权威”。
于是沈从文被红卫兵先后八次抄家。他无法记清被抄走了些什么东西，唯一留在记忆里的，是他的六公斤一捆的书信被抄走了。女儿沈朝慧同时被勒令返回湘西。——朝慧是沈从文弟弟沈岳荃的女儿。全国解放前夕，身为国民党军官的沈岳荃本来已经参加了起义，却因情况不明，在镇反运动中被误杀，直至３０年后始得“平反”。１９５８年，沈岳荃的这个遗孤从湘西来到北京，投奔伯父并认沈从文为父。“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做为“黑五类”，朝慧不可免在被驱逐之列。于是，以她名义的存款全被抄走，并被吊销了在北京的户口，限期离开北京。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被作为“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的毒草遭到批判。
起始，博物馆的一位副馆长对批判会的组织者说：“你们别忙着批，应该先学习，学懂了再批。”这自然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的亵渎，得到的回答是“嗤之以鼻”，批判会照样进行。——人们既然已经习惯在既定结论下作文章，自然不会陷入在具体分析前提下作结论的“纯学术讨论”的泥坑。沈从文算得运气好，总算没有被拳打脚踢，但仍然尝到了“架飞机”的滋味。——由左右两人，一面按住肩膀下压，一面抓住两手反向上提，被迫弯腰、低头，整个人体如飞机形状。
批判并不到沈从文为止，人们还要顺藤摸瓜，追查沈从文的“黑后台”。其结果，向周恩来建议由沈从文担任此书写作的齐燕铭立即成为批判对象。稍稍熟悉一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不难从中感受到这一事件所具有的讽刺意味。——早在１９４４年，由杨绍萱、齐燕铭执笔的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便被视作延安“旧剧革命”的先声。当时，毛泽东就曾在给他们的信中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①而现在，齐燕铭反倒因“鼓吹帝王将相，提倡才子佳人”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然而，批判者并没意识到其中的讽刺，因为齐燕铭“背叛”了原先的革命立场。也有人觉出其中的滑稽而不敢作滑稽之想。——人们必须强制自己按“现实”逻辑进行思想。
在批判齐燕铭时，沈从文算是受到“优待”，因心脏有病，特许他在隔壁房间里听取大会的批判。
沈从文虽因此事牵连别人而深感不安，但对自己的遭遇，已经看得十分平常，没有了委屈痛苦之感。他看到了这场革命中匪夷所思的喜剧色彩。既然几十年前就参加革命的人正被人革命，今天革别人命的，明天又被人革，而许多同自己差不多的熟人朋友，有的已经被关押起来，有的被打成残废，有的被迫自杀，或者被折磨致死。自己还算得是不幸中之大幸者。
在狂飙飓风面前，沈从文十分坚强洒脱。一天，军管会一位军代表将他叫去，指着他放在工作室里的图书资料对他说：
“我帮你消毒，烧掉！你服不服？”
“没有什么不服，要烧就烧。”
于是，几书架的图书和资料被搬到院子里，付之一炬。其中，包括了一些珍贵的书籍，如明刊本《古今小说》等。望着它们在熊熊火焰中化为灰烬，沈从文心里虽觉可惜，却无愤懑，他简直诧异于自己的镇定和淡漠。但他明白，这是不能辩、也无从辩的时候。一切抗辩非但于事无补，反而于己有害，只能听其自然。
一部分被认为没有问题的图书资料被留下了，并交还给沈从文。那位年轻的军代表一面将书交还沈从文，一面说：“你不要看不起我，以为我没文化！”
这些人为什么那样自信，又如此自卑？极端的自信与极度的自卑之间，正有着一种奇怪的沟通。过犹不及，两极间的沟通，似乎正是自然的普遍法则。对此，沈从文没有作答，也无从作答，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保持沉默。
他默默地将退还给自己的图书资料装进一个大麻袋，步履艰难地拖着出了历史博物馆，从天安门一直拖到位于外交部后面的东堂子胡同的家里。
然而，为强大政治压力所规范的人的外部行为和社会舆论的一律，无从完全改变世事的是非曲直。世道人心的差异依然存在。历史博物馆的军管会一成立，一个姓黎的瑶族出身的军代表，就将沈从文叫去，十分平和、诚挚地对他说：“你别担心。你根本无事，没有政治问题。”
沈从文知道，这是对方对自己的安慰。以一人之力，是无从改变既成事实的。但他仍然从中感到人与人之间理解与同情的温暖与可贵。
第一道冲击波过去，沈从文反倒变得安全了。由于他在历史博物馆不是“当权派”，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他不久就成了“死老虎”。——“死老虎”打起来无味，也不能显出打老虎者的英雄本色。于是政治的兴奋中心发生了转移：揪党内、军内的“一小撮”，那些还在走的“走资派”。于是，沈从文被“挂”了起来。除装点性的陪斗外，便同其他“牛鬼蛇神”一道，每天被集中在博物馆的裱画室里，学《语录》，唱“混蛋歌”，参加各种体力劳动。沈从文的任务是负责打扫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对一个６０多岁的老翁，似乎没有人担心他会有什么不轨之举。有时又被安排拔草，要打扫厕所时便打扫厕所，要拔草时便拔草，沈从文照样做得十分认真称职。
有时，他也想利用闲暇时间看点书。可是，除了马列、毛泽东著作，其它的书不许看。跑到图书馆去借与古代服饰研究有关的全套《三才图绘》，也遭到拒绝。说是全套不借，要借只能一册一册借。
他只好专心致志于拔草和打扫厕所了。
其时，毗邻博物馆的天安门广场，经常有数万、十数万人的大规模群众集会。或是红卫兵检阅，或是大型批斗会，或是欢呼“最新、最高指示”的发表。那是由红旗、红袖章、红宝书汇成的红色海洋。人潮汹涌不息，口号声响彻云天，气势无比雄壮。在这种背景下，每天从事周而复始的劳作，沈从文心里却充满稀有的平静。
这天，沈从文又一次到博物馆的院子里拔草，院墙外的天安门广场上，又一次群众批判大会正在举行。“打倒……！”“……万岁！”“……进行到底！”的口号声如一阵阵惊雷，在天安门广场上空炸裂，鼓动的声浪铺天盖地袭来。
突然，沈从文眼睛一亮。他看到院子的一角生长的一株秋葵，正在深秋的寒风里微微抖动。一朵红花从植株的中心勃起，花瓣叶片上挂着晶莹透明的露珠，楚楚可怜，又生机盎然。
沈从文忽然心有所感：尽管身处金风肃杀时节，眼前的小小生物却仍在履行自己的责任。他仿佛触到了生命的律动，感到了生命自身保有的那份镇定与从容。
那朵小花，真美！
这一瞬间，院墙外传来的声浪仿佛突然减弱、退远，乃至于消失。沈从文的心灵空间一片谧静，谧静中又浸润了一丝伤感。
——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
然而，内心的平静无从左右外部世界的变动。这种拔草、打扫厕所的日子没有一直持续下去，一份新的变动又在改变着沈从文的处境。
先是１９６９年７至９月间，文化部所属各单位和文联各协会的全部工作人员，按照统一部署，分别安排去湖北咸宁、天津宁海等地的“五·七”干校和军队农场劳动，一面搞“斗、批、改”，一面接受“再教育”。九月末，在《人民文学》杂志社任编辑的张兆和，已随本单位人员去了湖北咸宁。至此，沈从文一家成员已经是天各一方：次子虎雏早在１９６６年就同妻子去四川参加“三线”建设；女儿朝慧早成了各地飘泊的“黑户”；长子龙朱虽仍在北京，却因１９５７年在一张别人写的向党委提意见的大字报上签名，被划成“右派”，眼下正在北京工业学院附属工厂里接受监督改造。因接受一顶“右派”帽子牵累，３５岁的人了，仍未能结婚。尽管如此，只要沈从文还留在北京，全家人到底还有一个团聚的中心。可是，就在张兆和去湖北一个月后，１９６９年１１月的一天，沈从文家里来了两个人，通知他五日内作好离开北京的准备。
问：“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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