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正传-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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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一个女人便插嘴说：“事弄成了，好得很呢。人家在大河边有一座崭新碾坊陪嫁，比雇十个长年还得力些。”

　　有人问：“二老怎么样，可乐意？”

　　又有人轻轻的可极肯定的说：“二老已说过了——这不必看，第一件事我就不想作那个碾坊的主人！”“你听岳云二老亲口说的吗？”

　　“我听别人说的。还说二老欢喜一个撑渡船的。”“他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坊，要渡船吗？”

　　“那谁知道。横顺人是‘牛肉炒韭菜，各人心里爱’，只看各人心里爱什么就吃什么，渡船不会不如碾坊！”在这同时，天保想到翠翠，托杨马兵向老船夫探口风。老船夫回答说：

　　等他来时你说，老家伙听了笑话后，自己也说了个笑话：“下棋有下棋规矩，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大老若走的是车路，应当由大老爹爹作主，请了媒人来正正经经同我说。若走的是马路，应当自己作主，站到渡口对溪高崖上，为翠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一切由翠翠自己作主！

　　——走“车路”与走“马路”（托谋说亲与唱歌求爱），要碾坊和要渡船（追求金钱和忠于爱情），两种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态发生着强烈的碰撞。具象为婚姻的不同生命形式、不同的义利取舍，金钱变异人性与人与自然的契合（封建买卖婚姻与原始自由婚姻）在发生着冲突。人类文明的进步，似乎正与道德的退化作代价！这不仅是湘西，而且是整个中国乃至全人类深感痛苦又无法规避的历史进程。——天保当真请了媒人，走车路向老船夫提亲。老船夫要让翠翠满意，问翠翠对这事的意见。翠翠却不做声。

　　翠翠弄明白了，人来做媒的是大老！不曾把头抬起，心怦怦地跳着，脸烧得厉害，仍然剥她的豌豆，且随手把空豆荚抛到水中去，望着它们在流水中从从容容的流去，自己也俨然从容了许多。

　　老船夫思前想后，明白了翠翠的心事：隐隐约约体会到一件事情——翠翠爱二老不爱大老。想到这里时，他笑了，为了害怕而勉强笑了。其实他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到了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

　　事实证明了老船夫的担忧：端午节龙舟竞渡，团总女儿随母亲来看热闹。“其实是看人，同时也让人看”。而且，这母女二人被安排在顺顺家吊脚楼上“两个最好的窗口”——老船夫自然明白一座碾坊对翠翠的威胁：“十六岁姑娘多能干，将来谁得她谁福气！”

　　“有什么福气？又无碾坊作陪嫁，一个光人！”

　　为了翠翠的幸福，老船夫愿意让翠翠自己作主，因此没有直接答应天保的提亲。待天保明白傩送也爱翠翠，同意傩送提出的公平解决办法：兄弟俩轮流对翠翠唱歌，谁唱动了翠翠的心，翠翠便归谁。结果，天保自知不敌傩送，赌气乘船下行，不料不小心被竹篙弹入激流淹死了。顺顺家以为这事与老船夫有关，傩送也以为他做事“弯弯曲曲”，不爽快，面子上对他冷淡了许多。为了求得人对自己命运的自主，老船夫陷入了不为人理解的孤独。——提及这点时，一颗受伤的心仿佛被狠狠刺了一下，重复起了隐痛。十多年前，自己的生命处于沉睡状态，一任它在人生浪涛里沉浮，不曾想到自主，也无从自主，任何一种偶然的事变都会将自己带向不可知的方向。为摆脱人身的依附，求得自己支配自己的权利，才走出湘西，进入都市。然而，这“乡下人”的一点愿望，却不为人理解。当自己从深处思索这一生命独立的意义时，终不免与习惯相冲突。自己所属的民族命运，正与自己的相同。千百年来，为争得民族自主的权利，血染红了湘西的每一条官路和每一座碉堡。可是，即使甘愿成为附庸，却不免被视同“化外”。

　　老船夫说着，二老不置可否，不动感情听下去。船拢了岸，那年轻小伙子同家中长年话也不说，挑担子翻山走了。那点淡淡印象聚在老船夫心上，老船夫于是在两个身后，捏紧拳头威吓了三下，轻轻的吼着，把船拉回去了。

　　傩送父子的冷淡，中寨人关于傩送决定要碾坊的谈话，翠翠外柔内刚的脾性，当年女儿悲惨的死，全都综合在一起，“命运”仿佛给了老船夫当胸一拳，他终于无力再抵抗，在一个雷雨交加的晚上，伴随白塔的坍塌而死去了。——“偶然”协同“必然”在兴风作浪，它不仅阻碍着人与人心的沟通，而且还隐蔽了事变的内在逻辑。“一切都是命，半点不由人”！“天命”思想障蔽了一个民族理性的进一步觉醒，耗损尽人们抵抗忧患的能力。——老船夫终于再无力继续启航，静静地躺倒在与他一生休戚相关的古老土地上。

　　——难道翠翠与傩送这一代人，不可避免地重演父辈的命运，任凭必然与偶然带向一个不可知的方向？不！他们应当有主心骨，在关系到自己命运的选择上，自主地把握生命的航线。决定一个民族明天的，与其说是“命运”，不如说是“意志”。——

　　中寨人有人来探口风，把话问及顺顺，想明白二老的心中是不是还有意接受那座新碾坊。顺顺就转问二老自己意见怎样。

　　二老说：“爸爸，你以为这事为你，家中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应了。若果为的是我，我要好好想一想，过些日子再说吧。我尚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因为我命里或只许我撑个渡船！

　　两人每个黄昏必谈祖父，以及这一家有关系的问题。

　　后来便说到了老船夫死前的一切，翠翠因此明白了祖父活时所不提及的许多事。二老的唱歌，顺顺大儿子的死，顺顺父子对于祖父的冷淡，中寨人用碾坊作陪嫁妆奁，诱惑傩送二老，二老既记忆着哥哥的死亡，且因得不到翠翠的理会，又被逼着接受那座碾坊，意思还在渡船，因此赌气下行。祖父的死因，又如何和翠翠有关……凡是翠翠不明白的事情，如今可全明白了。翠翠把事情弄明白后，哭了一个晚上。

　　翠翠终于独自守在渡口，等待傩送的归来。然而，这最终的结局将会怎样？这个民族的未来将会如何？时代变动的巨力沉重地压在心头，想将它挪移开去，却终于无从移开。我想呼喊，却不知向谁呼喊！……当年，为寻求独立，自己独自来到北平，在不堪想像的困境里挣扎。信守着自己的选择，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气馁，依靠一点今天没有希望、明天还可望解决的信念，让时间来证实生命的意义，终于走完了十余年挣扎的历程，摆脱了人身依附，赢得了生命的自由，在与命运的较量中，自己终于赢了。唤醒一个民族重新做人的意识，实现人与人、民族与民族间关系的重造，不仅是必须的，而且应当是可能的。在时间的作用下，生命必然循着向上的路程，迎来新的发展机运。——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起来了。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来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写完最后一笔，沈从文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的故事上，方得到排泄和弥补。

　　“你这是在逃避一种命定。其实一切努力全是枉然。你的一支笔虽能把你带回‘过去’，不过是用故事抒情作诗罢了。真正等待你的却是未来。”

　　“是的，你害怕明天的事实。或者说你厌恶一切事实，因之极力想法贴近过去，有时并且不能不贴近那个抽象的过去，使它成为稳定生命的碇石。”

　　“你打算用这些容易破碎的东西稳定平衡你奔放的生命，到头来还是毫无结果。这消磨不了你３０年积压的幻想。”“这是一个胆小而知足且善于逃避现实者最大的成就。将热情注入故事中，使他人得到满足，而自己得到安全，并从一种友谊的回声中证实生命的意义。可是生命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是一个故事还是一种事实？”

　　…………

　　一连串责备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沈从文悚然而惊。待他张惶四顾，一切又化为无声。

　　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小市中几个凡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有的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份的说明……这作品或者只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和信心！①

　　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到故事发展上，人物语言上，甚至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你们所要的思想，我本人就完全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意义。

　　提到这点，我感觉异常孤独，乡下人实在太少了！②

　　《边城》的问世，意味着沈从文建造的文学世界整体构架的基本完成。

　　这是一曲以乡村人生形式的探索为主旋律的生命之歌。沈从文３０年代以乡土为题材的全部创作，展示了一个延伸得很远的人生视野。他从２０世纪初叶到抗战时期湘西社会的历史演变里，提取了原始自由、自在蒙昧、自主自为这三种基本的生命形态。《边城》和后来创作的《长河》是生命自为的理想之歌。翠翠、傩送等人物身上，凝聚着这一生命形式的特定内涵：保守着人的勤劳、朴素、善良、热情，在爱情关系上，表现为自然与纯真；但它又是自主自为的，抗拒着封建文明的潜在影响。在关系到人生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它有主心骨，信守自己的选择，坚定地把握住人生的航线。然而，《边城》到底只是沈从文笔下乡村世界的一部分，蕴含其中的沈从文的乡土悲悯感和全部人生感慨，只有将它放在沈从文创作的整体构架里，才能充分而明晰地显现出来。《龙朱》、《神巫之爱》、《月下小景》、《阿黑小史》等，作为一个系列，大多是以苗族和其它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为根据加以想像的产物，通过这些故事完成着对生命原生态的考察。这种生命形式，是通过爱情、婚姻、两性关系的具体表现形态而获得它的定性的。这是一种人的自然交往，爱情、婚姻及两性关系具有较充分的自由，作品里的青年男女爱得真挚、热烈、活泼，跃动着原始的生命活力，洋溢着自然之趣。但是，这种自由，并非毫无选择的自由，也并非纯生理上的互相吸引，而是在所有场合，爱必须以爱为前提。“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热情真实的歌”。虽然这种爱情并非全是喜剧，也同样受人心隔膜与社会习俗的制约。然而这种限制，也带着原始色彩，不具有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征。——沈从文特别强调了这种生命形式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的原始封闭性。在这里，没有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影响，甚至封建宗法关系也还没有生根。沈从文从湘西少数民族的特殊历史发展里，获取他的艺术感兴。

　　然而，随着“改土归流”的完成，封建宗法关系开始向湘西渗透；到２０世纪初叶，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尤其是３０年代都市“现代文明”的侵入，推动着湘西社会朝现代演变。这一历史过程所取的浓缩形式，使湘西社会成为各种文化绳索绞结的产物；因社会变化造成的湘西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又造成不同文化的相互撞击。沈从文始终注目着历史的这一变化。《柏子》、《萧萧》、《贵生》、《会明》、《虎雏》、《夫妇》等在沈从文创作中占有极大比重的作品，真实地表现了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乡村生命形式的演变，塑造出“乡下人”的形象系列，完成着他对自在生命形态的考察。

　　这种“乡下人”，从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道德形态和人格气质看，依然保留着与原始生命形式的历史连结。分别表现出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勇敢、雄强、热情、善良、纯朴、忠厚的品格和气质。然而，他们所处的环境，已经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在其内部，是封建文化与原始文化二者的交织，“乡下人”已经置身于逐渐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封建宗法关系——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之中。童养媳制度、雇工制、卖淫制，如同《柏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