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正传-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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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三年（公元４７年），武陵蛮精夫单相程率众起义，第二年，武威将军刘尚率兵万余进攻武陵蛮。单相程据险扼守，汉军冒进深入，以至刘尚全军覆灭。明年，马援率中郎将刘匡、马武、耿舒共四万人马，南征武陵，斩杀武陵蛮三千余。三月，兵进壶头山，①武陵蛮众据高守隘，汉军旱路兵不得进，水路因江流湍急，船又不得上，终困于壸头。又逢天气酷热，军中瘟疫流行，士兵多有病死。这位声称“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的将军，也终于得病，困死军中。于是，朝野震惊，不得不对“武陵蛮”实行招抚，相互订约退兵。马援歌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鸟飞不渡，兽不敢临。嗟哉武溪多毒淫。①
这位声名赫赫的汉代中兴名将，南征武陵留下的是一声心胆俱裂的绝望叹息。历史终于成全了他的“马革裹尸还”的誓言。
自唐以降，鉴于历史上屡次行蛮之役无功而还，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改单纯的武力征服为“以夷制夷”的制度。唐末，江西汉族彭氏家族进入湘西，以计谋杀土家族首领“老蛮头”吴著冲，成为湘西土家族地区的土皇帝。至晋天福四年，彭士愁率锦、奖（芷江）、溪（龙山）诸蛮，进攻辰、澧等地。楚王马希范派兵迎击，爆发湘西历史上有名的“溪州大战”。结果，彭士愁大败，向马希范求和。自称马援之后的马希范鉴于乃祖征蛮败亡的教训，遂与彭士愁订立盟约，在永顺会溪坪立了一根重五千余斤的铜柱。从此，彭氏在湘西土家族地区建立起历经五代至清九个朝代共八百余年的世袭土司王朝。中央政权也利用土司势力，压服土家族人民，并钳制苗区。其后，每当苗汉冲突发生，土司便为王前驱，“国家亦赖以挞伐，故永、保兵号为猇雄”。②明万历年间，苗区边缘修筑“边墙”，一面实施“客不入峒，苗不出境”的民族隔离政策，一面将苗族分割成“生苗”与熟苗”，援剿“生苗”，“兼抚熟苗，俾渐知同化”①的逐步同化的策略。
然而，自成一统的土司小王朝，一方面，与各族人民的矛盾逐渐激化，一方面，又与中央政权的冲突日益加剧，终成中央王朝的心腹之患：“今历数百载，相沿以夷制夷，遂至以盗制盗。”于是，至清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废土司、设流官的“改土归流”政策，从雍正五年（公元１７２７年）至十三年（公元１７３５年），湘西的“改土归流”完成，分原土司辖地为龙山、保靖、桑植、永顺、石门、慈利、安福等县。苗族地区，则设凤凰、乾州、永绥直隶厅，古丈散厅，隶辰沅永靖道。从此，中央王朝在政治上开始确立对湘西的封建统治。
历史永远关闭着对它做简单化评价的大门。封建王朝对湘西少数民族两千余年的征服，推动并完成了中华民族内部统一的进程，无论统治者的主观动机如何，其结果却与历史的目的同一，仿佛历史的公正总是借不义之手来完成。然而，如果因此而给不义授勋，也就失去了应有的人类道德准则。尽管少数民族的每一次起义，或因边官“邀功生事，擅杀苗人”“侵逼峒穴，至生疑惧”，②或因“徭税失平”③，民不堪命，或因客民中“奸蠹无赖之徒”，强占土地，掠夺资源，“客民之侵日见其多，苗疆田土日见其少”，或因增设屯兵占田，从“均三留七”、“均七留三”乃至“寸土归公”，①却总以封建统治者的血腥镇压告终。官府竟悬赏“杀一人头当钱十千”，“输城者贳其罪，从贼为逆者杀无赦”②。宋熙宁五年，朝廷因搜刮朱砂、水银与土著发生冲突，遂进兵诛斩。“无辜者十有八九，以至浮尸塞江，下流之人，不敢食鱼者数月”。③乾隆元年，贵州征苗之役，“共毁除千有二百二十四家，赦免三百八十有八寨，阵斩万有七千六百有奇，俘二万五有奇”。④这就难怪南方少数民族揭竿而起了。湘西“改土归流”以后，清王朝为进一步加紧对少数民族的镇压，在湘西增设屯田，加强军事设施，派遣大批高中级将领常驻湘西，重点屯防。为维护民族生存与民族平等的权利，湘西苗族人民多次发动起义，其中以湘黔苗民大起义最为著名。
乾隆五十二年（公元１７８７年），几个贩运耕牛的客商在凤凰勾补寨附近被劫，官府不问皂白，株连勾补全寨，激起苗民石满宜等人反抗，官府派兵镇压，火烧勾补三寨，烧死石满宜以下１００多人。勾补事件激起苗族积蓄的民族仇恨。不久，湘黔边境苗寨１００多个寨长聚会，发誓“杀汉官，逐客民”，经过八年时间前酝酿、准备，拥立石三保为“苗王”，以“逐客民，复故地”为吾召，在永绥，凤凰、乾州和贵州松挑四厅同时起义，参加人数达２０余万，起义军一度占领四省边境６府１３个厅县大片土地。几乎全歼这片土地上的清朝驻军，摧毁了它的统治机构。这次起义使清王朝极为震惊，急调云贵总督福康安，贵州提督彭廷栋，四川总督和琳，湖广总督福宁，江西总督毕沅，率７省共１８万兵力，分四路合围。起义军在吴八月率领下，屡战屡胜，起义军各部公推吴八月为“吴王”，并创造“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其来我去，其去我往”的战术，给清兵以沉重打击。福安康、和琳先后败死军中。后因起义军内部有人暗中叛变，遂使起义失败。这次起义，前后牵制清军１８万人，仅永绥、乾州、凤凰三厅战场，就击毙清军都司、游击、参将、副将、总兵等高中级将领２２０多名，湖南一省耗费战银７００多万两。苗族人民也伤亡惨重。民族成员减去三分之二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从初，当起义军节节胜利时，吴八月喊出了“打到黄河去，不到黄河心不甘”的口号。但这个“安土重旧”的民族，发动起义本为“逐客民，复故地”以求自保，当义军占领沅江西岸，见到沅水时，不愿远离故土的群众，便高呼到了黄河。其后１００年间，湘西苗族虽然仍不断爆发起义，终因民族元气大衰，再也无力大举。湘西逐渐向现代演变。
历史留给湘西的，是一笔笔无法算清的血账。它留下的民族间仇恨对立的模式，必将影响到２０世纪前半个世纪湘西社会的发展。
沈从文传……神尚未完全解体
神尚未完全解体
血的浸洗与火的煅烧，剥落着湘西原始荒蛮的外壳，也酿造出难以尽说的人生悲剧。但这终不是历史的全部。在漫漫的历史长流中，它只占有时间总量中的一小部分。在更多的时间里，当历代枭雄逐鹿中原，拼杀得有声有色的时候，湘西只是戏剧舞台外的看客”。只有强者终于抢占了金銮殿，坐稳了皇帝宝座，想起“不服王法”的边鄙“蛮族”的时候，才会送“戏”宝下乡，遣王师与南方“蛮族”会猎于五溪。
但历史从没有给他们预约全胜。东汉马援兵进武陵，遭土著顽强抵抗，最终两败俱伤时，光武帝刘秀知“武陛蛮”不可征服，只好派司马吕种“以诏书入虏营，告以恩信”①，双方订约休兵；南北朝时期，“蛮无徭役，强者又不供官税”②；五代时楚王马希范与土司立约的铜柱上，不得不刻下“无科徭，本州赋租自为供赡，不抽差，永无金革之虞，克保耕桑之业”③的承诺，宋元佑元年，鉴于湘西土著民族的不断反抗，只好将“五溪郡县弃而不问”，“诸路所开道路，创置堡砦并废”④；明代，为加强对湘西苗族的控制，在花垣、沪溪、凤凰等县境内，设立五寨与竿子坪长官司，却终因苗民处于优势，到清康熙年间失去控制，变成不受土司管辖的苗区；康熙年间征苗之役，清兵虽胜，却元气大衰，只好“诏尽豁新疆钱粮，永不征收，以杜官胥之扰，而苗讼仍从俗处分，不拘律例”。①乾嘉苗民大起义虽以失败告终，却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迫使清政府做出让步：撤出大部营盘，采取措施限制汉族地主兼并土地，并归还部分苗民田地，不许再向苗寨派夫役，限制奸商剥削，在苗区开办学校，入学科举不准歧视苗人。
历代中央王朝对湘西“蛮族”的征服，即便在政治上，也几乎只有一种象征性的意义，无论周代时崇山的“荒服”，东汉马援南征的马革裹尸以还，宋以前在湘西所设郡县的“时设时废”，还是五代至清康熙年间，延续８００年的“土司”制（以少数民族首领治理的政治制度，在湘西，土司多由土家族首领担任，而在苗区，仍为“既无流官治理，又无土司管辖的‘生界’”，在那里起作用的是一种氏族宗族制与部落联盟，称“合款”）。直到清王朝实行“改土归流”，废土司，设流官，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才得以建立，但其后百余年间，又是连绵不断的民族战争。到近代，随着封建王朝的覆灭，中央集权统治在这里更形松散。以田应诏——陈渠珍为首建立起来的湘西自治政府，既与国民党中央政权若即若离，各县纷起的地方武装与各县政府也不相统属。这些地方武装既杀人抢物，绑票讹钱（其对象多为本地有钱财主或外来商人及行政官员），也保境安民，不许外来势力骚扰。蒋介石曾因此宣布湘西为“匪区”，国民党曾多次进兵湘西“剿匪”，俱遭败绩。
也许，湘西历史上发生的征服与反征服、同化与反同化所形成的合力，规定着湘西历史发展的总体构架和基本走向。这每一次重大的政治军事冲突，是那样轰轰烈烈，它牵动着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神经中枢，即使刻意粉饰的历代“正史”也留有它的显明痕迹。然而，在这每一次政治军事冲突之间，史籍留下的却是大片空白。在这空白里，应该填写的是湘西各族人民平凡的人生哀乐，他们以特有的生存与创造方式，为自己、为子孙，同时也为历史发展作出了努力。而这些，却一例被历史所遗忘。正是这为历史所遗忘的部分，层积着湘西本土文化——来源古老的“巫鬼文化”的丰厚内涵。它在湘西征服与反征服、同化与反同化所形成的历史夹缝里得以延续。然而，帝王们的刀剑终于一点一点撬开了湘西封闭的闸门，随着“客民”越来越多地移居湘西——其来源为随历次征蛮之役进入湘西的汉人和兵士、及配湘西的囚犯及外来经商的商人等等，封建文化也逐渐向这块古老的土地渗透。到本世纪初叶，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湘西、外资及洋货如棉布、煤油等商品的输入，资本主义文化也随之输入。于是，原始文化、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三股文化绳索交织，绞结出湘西特有的人生型范。可是，这三种文化形态的交织在湘西的各个地方，并非按同样的比重实现的。不仅偏远的山寨，人口较为稠密的集镇，与作为交通口岸的沿河水码头，情形大不一样，苗族聚居区、土家族聚居区、汉族占优势的杂居区更是各自头上一片天，以至反映生命特性的文化背景无法用同一模式来描述。
这种不同形态文化的交织，几乎渗透到湘西社会人生的一切方面。
由于长期处于一种封闭与半封闭状态，这里的生产水平十分低下。虽然，在固定的田地上牛耕已成普遍的农作方式，但同样遍及山乡的原始的刀耕火种——即在荒蛮的山岭上，砍去丛生灌木，然后放一把火，谓之“烧荒”，待火熄灰冷，即点穴下种——本地人称作“砍火甇E*保胫⑿胁汇！Ｔ诔镇与平阳地带，由早已出现的贫富悬隔发展起来的地主经济，及相应的封建生产关系；在沅水和各支流，以及沿河水码头，船主与水手之间，形成的雇佣关系，已有了显明的阶级分化。而在多数偏僻山乡（尤其在苗区），仍处于自由民经济阶段，阶级分化并不明显，“虽有贫富之分，政治上还没有等级区别”。在这里，人们的衣食住行全是自给自足：吃的是自种的粮食，自产的茶油，穿的是自己纺织的家机布，家用照明多为桐油灯——一个竹筒，上置一个铁盏，内盛桐油，二茎灯草浸油后便可点亮。夜行则点油枞膏——含油的松木块或藁把——用干篾条或葵蒿等扎成，日常饮食在火炕（或称火塘）边进行，火炕中央置一“三脚”，做饭时便在三脚上置一鼎罐，其名称与形制仍保留着远自殷商时代的特点。沟通城镇与山村的集市大约早已发展起来了，买卖双方虽以货币为中介，却大多仍属于以物易物的简单交易，售出粮食、油类、家禽、水果，以换回盐巴、农具、幼畜、种子等等。商品经济未能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只有在较大的集镇和沿河水码头，才有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