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9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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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着说着，又忿忿起来：“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杀谁的头？首先该杀我们的。杀了我们的头，还要落下骂名、丑名、恶名！连尸首都要遗臭万年！”

想了想，他又补上一句：“到时候，怪不得别人要打倒你！”

满座皆惊。张爱萍，你这话也太出格了！

但他已无力回天。党政军经商的大潮铺天盖地而来。有人是这样记述的：

三大总部带头，各军种设立了联合航空公司、海洋航运公司。各大军区紧紧跟上，纷纷组建了自己的经贸集团，南方工贸、北方实业……各集团军也不甘落后，大张旗鼓进入商界。当时最为人称道和羡慕的是两个集团军，北方的采矿开煤窑，南方的在特区经营房地产。客观地说，经营所得，确实改善了他们的训练场地和营区条件。省军区、军分区也干得热火朝天，沿海、沿边地区更是全力以赴，有声有色。

整个解放军都已浸泡在商海之中了。

到过海南的人，不会不对公路两侧标有“八一”军徽的加油站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很多城市里，通信兵经营传呼服务的广告，军办旅店、餐馆、酒吧、卡拉OK屋，随处可见。军队也迅速进入了资本运作的领域，房地产业、证券业和期货业。军队不仅参与正常的商业活动，还参与一些非法牟利活动。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一下冒出了许多挂军用机动车牌的汽车。车牌一转手就能换来成捆的钞票，对部队而言，除去申请需要时间外，无需成本。当这一情况引起交通警察的注意后，干脆将自己的士兵连同军车一起出租，这就正应了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这句话。走私汽车、香烟、燃油，倒卖军火、煤炭、批文，擅用部队装备，出租银行账号，搞国防费搬家，甚至经营色情场所，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对军队这样的特殊社会组织，如何约束它的经商行为，大概是一个无解的方程式，不要说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历代王朝，就是在全世界，也没有哪家能做到的。

随着军队下海的深入，军办企业的产权关系也越发复杂了。不同部队单位合股的企业、军事单位与非军事单位合股的企业，军队单位与港资、台资和外资合股的企业。一旦合股，便有了利益上的一致，军队成为惟利是图的商业性组织，在扞卫自己的经济利益上，军队必然会冲锋陷阵的。工商、税务、海关、森林部门的检查，奈何于我？

市场的神奇就在于使人疯狂，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真是“什么钱都敢赚，什么事都敢办”。

军队经商，大有失控之势。

但问题还不仅止于此。父亲常会说的那句话：“木必先朽而虫始蛀之！”真正要命的是内部的腐烂，机制上的变化。市场和战争能融合吗？公司的机制正在替代军队的机制。战争要求军队的是绝对的服从，而市场要求的是等价交换。国家安全是军人的使命；经商使各部队都变成了独立的利益主体。一旦有了切身的经济利益，各单位都希望保守自己的“商业秘密”，谁也不可能掌握全局的真实情况，谁也不知道全国有多少军办的经济实体，有多少官兵、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又在从事什么样的活动，它们的盈亏情况如何，经商所得如何分配……

军营的平静打破了。摸爬滚打与经商盈利，同为士兵，但待遇是天壤之别。创收，就要提拔重用“商业能人”，甚至将老板拉入部队，授以军衔，因为他们能帮部队发财致富，军官们可以进高级餐馆，住豪华饭店，乘进口轿车。

沿海驻军和大城市驻军创收的机会多，所得外快大；但西南、西北和北部边疆的官兵则没有那么幸运，有些地方完全无商可经，无钱可赚。

军队的腐败再也无法避免了。它全部恶果，也许只有等到国家出现危机时才会显露出来。

即使在当时，这一现象已引起了许多高级将领的警觉，军委、总部和各级领率机关也多次召集会议研究。据迟浩田回忆，1986年6月，在军委召开的一次谈党风的座谈会上，当时还是济南军区政治委员的他，发言后，爱萍同志当场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两句话：“勿逐名利自蒙耻，要辨伪真羞奴颜”；“破世俗一尘不染，立高洁两袖清风。”

后来我和父亲回忆到这件事，他说：“这也是我自己的座右铭。”

迟浩田还说，我到总参工作后，爱萍同志那时已经退离了工作岗位，他专门把我约到家里，对我说，要以史为鉴啊！

以史为鉴，历史告诉了我们什么呢？

父亲说：“你们读岳飞的词《满江红》，有一句注意到了吗？‘靖康耻，犹未雪’……”

这是怎么回事呢？宋朝皇帝为了弥补军费的不足，推行军队经商之略，结果是武功荒疏，军纪涣散，面对一个西夏小国，也是屡战屡败。金兵入侵时，中央政权失控，徽宗、钦宗二帝被俘。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耻”。反映社会生活现实的小说《水浒传》，就刻画了张团练、张都监这样一批人，他们既是军队、政府的官员，同时也是“快活林”酒家恶霸蒋门神的合伙经营者和地方黑恶势力的保护者。

父亲说：“富国不等于强兵。但愿不要等到哪一天，也像岳飞那样，怒发冲冠、仰天长啸了！”

迟浩田后来对我说：“你父亲当时说了一句话让我震动：饮鸩止渴！”

国防大学的金一南教授考证，1936年抗战前夕，日军兵力25万人，中国陆军220万人，蒋介石却丢掉了大半个中国；甲午海战时，北洋水师全军覆没，那时他们的装备堪称世界一流；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知道他们是多少人吗？25000人。

中国军人的耻辱啊！

迟浩田后来撰文《为人顶天立，豪气逐风云》，记载了与我父亲谈话的内容。

十多年后，1998年7月22日深夜。军委江泽民主席提笔写了封信：“万年、浩田并军委诸同志：……现已夜深人静，最近一个时期我对群众反映的腐败现象，心里深感不安，……军队必须停止一切经商活动，对军队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要立即着手清理。要雷厉风行，当然也要工作细致。”

父亲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允许军队经商，是中央政府严重的失职！”

父亲曾和我谈起过这样一件事。一次他和小平同志汇报完工作，闲聊了两句，小平同志说了句话让他久思不解。父亲说：“小平同志说，爱萍，我看你这个人是不懂得政治。”

“我不明白，我怎么不懂政治了？75年，‘四人帮’那样嚣张，我妥协过吗？”

什么是政治？政治源于希腊语，指的是城池或保卫城池；后来的人说法就多了，列宁说，政治是个利益集团；孙中山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蒋介石说得更邪乎：政治是我养的一条狗，让它咬谁就咬谁！

我能说什么呢？我说，你是个军人，军人热衷于搞政治，不就成了政客。

父亲说：“胡说八道！”

我还是想说服他：资产阶级政客的那套东西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到党的政治生活中来，我想小平同志指的，大概就属于这个范畴。我又说，小平同志能当着你的面说，我看，他是太了解你了。

父亲说：“反正我就是这个样子，对的坚持，错的改正。我不跟人，只信奉真理。”

我们都沉默不语。

还是前些年，在中央讨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谈到“文化大革命”，总的精神是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可他说：“‘文革’给党带来的灾难和教训，能这样就完了吗？”后来我把黄克诚《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文章拿给他看，说人家这才叫懂政治呢！他并不认同，说：“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不要混为一谈。”会上有的领导同志说，“文革”中我们每个人都挨过整，但我们不也都整过人家吗？他呼的一下子就站起来，指着人家说：“那你说，我整过谁？”回来后，他还忿忿地说：“如果真是这样相互整，党就更应该痛下决心了！”“都是些没有原则的话！”

我把这些陈年旧账，一一给他翻倒出来。

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讨论候选名单时，军队组的许多同志提出，政治局候选名单中，为什么没有张爱萍同志，既然要他进军委班子，而且即将出任国防部长，照例应该是政治局委员啊。胡耀邦同志来军队组参加讨论，他解释说，当时在拟定候选名单时，小平同志的意见是军队占的比例大了。当时秦基伟说，都嫌军队人多，那我可以不进嘛。胡耀邦说，我同意大家的意见，爱萍同志应该进政治局。军队占比例大，也是我们党的传统。不过这件事要请示小平同志。我现在就去。不一会儿，他回来说，小平同志要我向同志们解释一下，他的意见是不要再动了。

这些情况，当时就有所传闻，后来我从父亲那里得到证实。他说：“胡耀邦同志和我谈过，还特地提到小平同志说的话，你们不了解爱萍，他是不会计较这些的。”

看得出，父亲的心情是挺愉快的。他对当不当政治局委员兴趣不大，而对邓小平评价他的这句话倒很在意。他深有感触地说：“他是知道我这个人的。”

真是个性情中人。

可我们年轻人不这样看问题。我们和他理论。他说：

“政治局是什么？是领袖！党的领袖！毛泽东、总理、少奇同志、任弼时、彭老总，还有老帅们……我们这些人，只是做具体工作的。”

我反驳他，你说的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就你这脾气，什么事都较真，明摆着是怕你进去搅局嘛！

这回真把他给惹恼了，喊道：“不知耻！叫你进，你就进啊？自己有多大点本事，有多大点贡献，还不知道吗？位置再高，不干事，还不是照样挨老百姓骂！”

看着默默在吃饭的父亲，我想：像父亲这样一个很透明、很率直、很孤傲的人，在党内能做到这样高的位置，实在是个奇迹。这也许要归功于残酷的战争，归功于创业的艰难，归功于开国元勋们独具的包容海量和雄才大略。实事求是地说，党内最高领导层的人，是了解他，器重他，信任他的，但未必都喜欢他。

1989年，为庆祝建国40周年，国防科工委编辑了一本大部头的纪念册，文图并茂，特邀父亲为此撰文。父亲发表了篇《回顾与寄语》。这时他已经退休，他要“寄语”什么呢？他对代笔的同志讲了四条：

既然是个叫花子，就要随时准备好一条打狗棍；文章写出来，这一条变成“居安思危”，好听得多了。

告诉他们，等着国家富了，再拿钱去买人家的武器，那是一条危险的绝路！文章写成，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主。

他接着说，不要把我的“统一领导组织下的大力协作、联合攻关”的提法，修改成横向联合，互利双赢的商业语言。文章发表时改为，统一领导，统一组织管理，同心同德，大力协同。

最后转告我的同志们，商品社会了，不要把自己的人格也变成商品卖了！文章发表时改为，发扬为民为国的无私奉献精神。并把它作为第二条。

我说你讲的不错，但不像是寄语。他厉声道：“我这是警告！”

他好像越来越不入流了。

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有了钱，吃饱了肚子，一切都能办了，也好办了。有些是必须付出的，是必须牺牲的，也许，这就是改革的代价。

若干年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国家现代化的发展和改革，应该是协调的，经济第一固然不错，但也要兼顾环境、兼顾国防、兼顾资源的保护和节省；兼顾净化社会环境、兼顾公平与公正。为了搞钱，无视腐败、丢掉信仰、扩大贫富矛盾、一切向钱看，这不是共产党人应该搞的改革。

第十一章　最后一个“士”

中国历史从东汉至今，在这漫长的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有一种被称作“士”的人。他们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或是在朝，或是下野，都心系国家和民族，都重在追求精神的独立，不被名利所累。或独善其身，或兼济天下，穷也好，达也好；出世或是入世；得志或不得志。总之，他们不但以不凡的业绩彪炳史册，更以难得的高风亮节为后人称诵。

如岳飞说：“以身许国，何事不敢为？”

如诸葛亮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如李白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

1　回归之路

我像你们这个年龄时还很糊涂呢！”

我说，不可能，你们在我们这个年龄已经很辉煌了。我们这一代人，也就是你们的影子，一辈子也只配当个瞎参谋、乱干事什么的。

他说：“衡量一个人，不是官职，而是看品格和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