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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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震那时已调到国防大学任校长，他说，就到我这里来吧，我把帅园给你们腾出来。帅园，刘伯承元帅曾在这里住过，现在是国防大学最漂亮的地方了。张震开玩笑地说，你们年轻人在这里研究未来作战，肯定可以获得先人的灵感。
在后来的几年里，以突发事件和局部热点地区军事斗争和作战行动为背景的战役演习和学术研究在全军陆续铺开。
在父亲临退休前的一个月，我把研究成果《新时期军事斗争的形势、任务与战略指导》摆在父亲的桌上，这是一本集全军智慧的论文集，由迟浩田总参谋长作序，熊光楷、贺承选、廖锡龙、刘存智、张序三、糜振玉等对世界军事动态和我国周边热点地区的未来作战提出了建议。父亲一边翻看一边说：“是送给我的礼物吗？”他概略翻了一下，又说：“这么一大本子，我看不完，还是有空听你摆摆龙门阵吧。”遂大笔一挥，在封面上写道：“儿子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这才看到，桌上放着他的小孙子画的贺卡，噢！今天是他的生日。
早在一年前，1986年12月，军委扩大会议。我参加文件起草。我问父亲，你准备讲点什么？要不要我帮你拉个提纲？
父亲说：“我没有什么可讲的。”
还是准备一个好，万一推不掉呢。我说，我们整理了一个材料，把下面部队反映的问题汇总了一下，要不你看看？
他说：“不用了，问题不在下面。”
在我国，国防部长是个政府职务。军队领导人的职权是按军委分工确定的，父亲只负责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业。全局性的工作由杨尚昆负责，军事工作由杨得志负责。在这样全军性的会议上，他讲点什么呢？讲国防工业，不如回你自己那摊去讲，讲捧场的话，又多余，想想，还是沉默的为好。
但和我预料的一样，与会者一致要求父亲“讲一讲”，其他军委领导人都讲了，国防部长怎么不讲话？杨尚昆也说还是讲一下好。盛情之下，他还是那个习惯，掏出一张在日历上扯下的纸片。他这次讲话收集在《张爱萍军事文选》中，题目是“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
我记得他开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民富国富，并不等于国强！”
“不错，国防建设有赖于国家经济的发展，但在集中力量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的同时，应以适度的财力、人力加强国防建设。”
他停了一下又说：“我们绝不能说，待有了钱，即可向外国买武器，这是绝对靠不住的。它即使卖给你，也要受政治上特别是经济上的限制。”
“国防建设要有一个过程，特别是高技术的发展，更是如此。没有一定的财力，没有较多的时间，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要求国富民富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逐步加强国防力量的建设。”
然后他就国防建设的主要任务为题，分别阐述了关于武装力量的建设；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国家战争动员体制；全民国防教育；以及军事学术思想的研究与发展。
同时专门就研究未来战争对战争准备的意义以及研究方法做了阐述。
他终于开口了。他的讲话引起了热烈的反响。我想起早在1982年，他在12次党代表大会上陈述的意见。用他自己的话说：
“当时听到一些言论，引起了我的警觉，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搞不好，会犯历史的错误。”
7 老革命面前的新问题
中国这条大船在改革的大潮中搏击，舵手邓小平驾驭着它，迎着滔天的巨浪向前猛冲。他义无反顾。
自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思想是“两放”，即“放权让利、放开搞活”，也就是向企业和地方政府，甚至个人，下放财权和管理权。“两放”政策为中国经济增添了活力，百分之八到十的高速增长让全世界刮目相看。但反映到国家财政收入上，却出现了“两个比重”急剧下降的局面。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31．24％下降到1993年的15．33％，跌幅超过一半；另一方面，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60％以上下降到1992年的38．6％。中央财政收入的萎缩对中国政治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其一便是中央财政无力负担维持人民解放军正常运转的经费。邓小平在讨论军费时说，你们不是推荐我当军委主席吗？我的第一道命令，就是砍军费削减军费！国民经济不上去，军队建设也不行。军队的同志要忍耐，要服从大局，你们有意见没有？没有意见，散会！（注：摘编自洪学智《深切缅怀小平同志对军队后勤建设的伟大功绩》）这是实情。从我后来了解到的数字看，军费支出由1980年的15％跌至1992年的7％以下。这个比重在当今世界各国中是最低的。发达国家国防支出一般在25％以上，发展中国家也在15％至25％之间。人口超过5000万的大国中，没有一个低于10％的，多数超过15％。
经费紧张成了当时国家机关和各级政府面临的突出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第一批暴富起来的人们在沿海特区灯红酒绿的生活，对钱的渴望，就像瘟疫一样的传播开了。但谁能料到呢，一夜之间，党政军大办公司之风竟然一下子席卷了全国。随着军队要走“自我发展、自我补充、自我完善”的思路的提出，经商之风愈演愈烈。
客观地说，导致军队经商的直接原因，是国家财政拨付的军费严重不足。当时究竟是怎么搞起来的，现在很难说得清了。张震的回忆录中说：“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集中财力发展经济。军队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贯彻要‘忍耐’的方针，军费有所减少，各项经费的缺口较大，不足部分需要军队自筹解决。这种形势下，以盈利挣钱、弥补经费不足为目的的经营性生产逐步发展起来。1988年前后，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提出，要给军队一个政策，叫做‘自我发展，自我完善’。从此，部队便办工厂、建矿山、搞公司，搞生产经营的积极性更为高涨，干了一些按社会分工不该由军队干的事。”
对军队经商，据我知道，一开始大家热情都还是很高的。我曾和父亲有过一场辩论。我说，人不光有一张嘴；还有两只手嘛！军队有的是有利条件，不信干不过地方。这也是发扬南泥湾精神嘛！再说，国防工业可以搞民品，搞军贸，军队为什么就不行？
“胡搅蛮缠！国防工业和军队不同，它本身就是国家经济建设的部门，军品订货吃不饱，理所当然应该拿出些力量搞民用项目。原子弹要那么多干什么？为什么就不能搞核电站？从性质上说，军工企业发展民品、以民养军，不属于党政军经商的范畴，这和党政军机关做生意完全是两回事嘛！至于国防科工委机关要做生意，那就是不允许的！我要查他们，有没有这种事。”
辩论到最后，没想到父亲竟勃然大怒，脸一沉，喝道：“混账话！”
其实我讲的是实情。有甜头的事，谁不想上，既然国防工业可以武器出口，军队凭什么就不能搞？军队做武器生意，各个机部不干了，你从我们这压价买了去，又高价卖出去，抢了我们的市场，那我们就不给你了，看你卖什么。父亲说，军队就不要搞了，国防工业赚的钱是上交国家的，国家再返给它搞技术改造，是用于发展武器装备的。但现在这年头，谁还听这些。拱来拱去，最终还是被他们给拱成了。军工企业可以，为什么我们军办企业就不行？军工企业你卖你的，我们军办企业卖我们的，井水不犯河水。
我的朋友们都说，你爸也太不识时务了！
说到这里，要澄清一个概念。军工企业和军办企业，虽只一字之差，但不属同一范畴。我们通常所指的国防经费、国防支出，或者说军费、军费支出，是指专供人民解放军使用的专项经费，不包括国防工业的支出费用。国防工业和科研的费用在国家财政上归入经济建设支出。按照国家的财政制度，军工企业的税金和利润要上缴国家财政，和军费没有任何必然关系。而军办企业受军队控制，收入归军队所有。
我从来没有被父亲劈头盖脸地如此骂过。他当着家里人和秘书、工作人员很多人的面，痛斥了我一番。我解释说，百家争鸣，这也是一家之言嘛。他根本不听，怒火难消：
“木必先朽而虫始蛀之！我看要垮台就垮在这上面。”
在他眼里，我好像已经是个腐败分子了。我很尴尬，但我能理解他。他有气，而且非常的生气。
他不是个守旧之人，1977年复出后，他一向力主改革开放。在改革中，难免会有各式各样的意见和办法提出，他还是老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他也不反对中央提出的“大胆地试，对的就坚持，错了的，改过来就是了”。但这次，他无论如何不能接受了。
他说：“不错，军队经商的目的是为了以军养军，我不否定这些同志的出发点。但要害不在这里。不是个养不养得起军队的问题，而是用这种方式养出来的，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是人民可以信赖的军队吗？是在外敌入侵时能够英勇作战、不怕牺牲的军队吗？”
“军队一旦向钱看了，军队的光荣就完全玷污了，解放军就再也不是人民军队了，党也不称其为共产党了。这根本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个立场问题。”
我知道，对他来说，在立场问题上，是不能求同存异的！
但真正使他如此愤怒的还不仅在于此。
在这样一个浅显简单的道理面前，怎么就得不到认同呢？是什么人有这样大的能量能影响到中央最高决策层呢。他，作为一个军委和国务院的领导人，作为一个主管我军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最高领导者，怎么就制止不了呢？何况小平同志自己也早在1978年就说过，“军以下部队坚决不办工厂，为盈利的一律停办，要断这条路。……四处派人拉关系，这样有的坏分子也混进来了。”（注：《张震回忆录》399页）
像父亲这样的一辈子都在治军带兵的老军人，他们并不主张军队绝对地排斥一切经济活动。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为军队规定了“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三大任务。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后，军队仍然保留了这个传统。军队办的企业化工厂，是为了生产军需产品、军训器材或修理武器装备。也有些下面部队办了小厂矿和农副产品加工作坊，那是为了地处边远部队的随军家属和他们的孩子们，能够安置他们就业并多少给些生活上的贴补。还有军队农场，为艰苦生活中的部队，做那么一点点“标准加补助”、“斤半加四两”的贡献。再就是军人服务社了，经营点日用百货、理发、洗澡、照相、修理什么的。但这一切和军队经商有什么关系？和军队卖掉自己的武器装备有什么关系？
1985年3月14日，父亲给国防科工委党委写了一封信。他用词激愤：
“有些人要去搞企业、公司经商，就让他们离开军队或政府去搞好了！这种官商或军商，实不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干的，只有军阀国民党可以。热衷于经商，必然导致腐败。尤其是国防科工委机关，不去向科学技术高峰攀登，而热衷于赚钱，实在可悲！
“不要把自己的人格也变成商品！我自己长期以来，有一句警告自己的话：‘勿逐名利自蒙耻’，不知以为然否？请恕直言！其目的，不外望国防科技战线的同志发扬国防科技战线的优良传统而已。”
有一次，来人闲聊，说到国防科工委还在经商，父亲愤然斥道：
“什么公司、公司的，就是借公肥私。什么中心！我看就是以钱为中心！”
人家对他说：现在社会上都这样。他回答：
“我们是干什么的？是搞原子弹的！能和人家一样吗？”
人家又说：首长没听说吗？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父亲大怒：“是谁说的这个话，就让谁去卖茶叶蛋好了！”他忿忿地用手杖戳着地板，说：“现在就把他从我这里撵出去！”
我们赶快打圆场，人家是说社会上的一种现象，你怎么就骂人家。
人家都走了好久，他还在那里生气。
父亲在军委常务会议上说：“军队和政府经商，势必导致官倒，官倒必然导致腐败。穿着军装倒买倒卖，是军队的耻辱，国家的悲哀。提倡部队做买卖赚钱，无异于自毁长城。”
说着说着，又忿忿起来：“我们在军委工作的人，如果连这些都制止不了，这样搞下去，将来发生了战争，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