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8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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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了！我真想为他鼓掌叫好。中国的领导人，如果都像张爱萍这样，中国还能没有希望？”
父亲晚年回忆起他这段经历时说：“‘文化大革命’是我思想上一个最大的转变，特别是‘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后，我完全肯定了自己的想法。我没有错，怎么整，都随你。”
“‘文革’初抓我，自己是怎么回事，整个国家是怎么回事，我还都不明白。所以才会有监狱里反反复复、百思不解的痛苦。76年我清楚了，就是派性斗争，党内的派性斗争。我从来不属于哪个派别，也从不参加到哪一个派别去。你就是整死我，我也不低头，两弹一星和它的事业还留着吧！参加革命，我就没有想过能活到今天。无所谓！”
我问父亲：“邓小平1975年搞整顿，你和万里、胡耀邦、周荣鑫被誉为是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你知道吗？”
不想我这一问，竟惹恼了他。父亲忿忿地说：“什么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他们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不是！我谁的人也不是！”
我很惊讶。他继续说：“批斗我的时候，就追我这个，问我和邓，和那三个人有什么联系，有什么组织活动。我说邓小平对国防工业的讲话你们不都看到了吗？大概有两次吧，叶、李先念、包括‘四人帮’有几个都在场嘛。”
“你们没有单独的谈话吗？”我问。
“记不得了，也许有，但都是谈工作。”
“说我是邓小平派，是他手下的四大金刚，这是对我的侮辱！一个人怎么能成为某一个人的工具、信徒呢？这是把自己的人格都贬低了。对的、正确的，我能跟着你，不对的、错误的，我怎么能跟着你呢？跟着你，也不是跟你个人，而是跟你的思想，你的路线方针。”
“那应该怎么理解1975年你在邓小平领导下搞的整顿？”我问。
他回答：“我们没有任何私下的往来和谋划，完全是从工作出发。整顿是党中央的决定，也是毛泽东的决定。要整顿必然要否定‘文革’，因为他们把国家和军队都搞坏了，决不能允许！这里是思想体系的一致，我们之间没有任何个人关系。搞小圈子，搞帮派，几个人搞到一起，叽叽咕咕地，只有‘四人帮’才喜欢搞这一套。”
“还有林彪！”他想想，又补上了一句。
批判仍在持续不断。规模在六七千人左右的批判大会，继1月18日后又开了多次：2月5日，2月6日，2月11日，3月1日，3月2日，3月5日，3月24日，3月27日，3月28日，8月5日……
但父亲一律拒绝参加。他说：“你有本事就来绑架我吧！”好在有叶帅的批示和301医院的抗争、医护人员的阻扰，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的暧昧、拖延，双方就这么僵持着。
国防科委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肖向荣也被列为批判重点。1975年父亲复出，就约了肖向荣和他一起干。肖在“文革”初期就被林彪整肃，经历了九死一生。整顿中，父亲下去蹲点，他坐镇科委机关，和帮派势力进行了旗帜鲜明的斗争。这次当然也列入死整的行列。他在被批斗后，也是心脏病发作，住进了301医院。国防科委革命派的领导人找他，要求他参加群众批判大会，说“这是对待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问题，也是对待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态度问题，你好好想想吧！”
这番话对一个老革命来说，有着当今这代人难以想像的分量，肖向荣犹豫了。父亲对他说：“胡说八道的话，哪里能听他的。不能出去，要斗就叫他到医院来斗，骂就由他骂去，不过个把钟头。”肖说，不去，政治上被动，毕竟是毛主席领导的群众运动啊。父亲说：“都到现在了，怎么还这样蠢！什么毛主席领导的？完全是派性斗争！他们算什么组织？宦官朋党，胡作非为！不要去！”
但肖向荣还是说，毛主席有指示，中央也发了文件，作为一个党员，总要见见群众，去说一说真实情况也好。
肖向荣，走了。
他真的是做到了据理力争。面对批判，他坚持自己和张爱萍到七机部整顿是执行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的，是正确的，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但越是这样，对他的批斗就越是没完没了……
据他的夫人余湛讲，一天晚上，他伏案写交代检查，想到自己革命一辈子，竟然落得如此下场，悲从中来，不禁泪如雨下。劝他早点休息吧，他说，待会吧，还差些没写完呢。一觉醒来，再看他还伏在案上，已经昏迷，身子下还是那张没有写完的检查交代。送到医院抢救，终未能挽救回来。他是被逼死的。
肖向荣，曾任军委办公厅主任，1926年参加革命，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获得者。
噩耗传来。父亲激愤地敲着桌子：
“为什么要出去！为什么不听话！……”泪如泉涌。
多少年过去了，每次提到这事，父亲都是那句话：
“是我找他出来工作的，他是代我受过而死。他比我更忠于这个党，他对党是真忠，真忠……”
人民的愤怒终于像火山一样地喷发了。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
我当时不在北京。有人是这样描述的：这年的清明飘洒着细雨，天安门广场人潮涌动，堆积如山的花圈和挽联，数不尽看不完的现场吟就的诗篇，此起彼伏的即兴讲演，在这里汇成了汹涌澎湃的怒潮。
天安门成了宣泄感情的广场，成了全民公决的广场。
人们亲眼看到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内斗争的全过程，亲身体验到了什么人代表着他们的利益，什么人在破坏他们的利益。经过了10年反对党内走资派的斗争，人民一下子统统都站到走资派一边去了。他们又一次涌向街头，有趣的是，带头的还是当年的红卫兵。
没有任何一个大人物在他欺侮人民的时候是可以不受到惩罚的。
我不打算详细地叙述“天安门事件”的过程。我需要提醒的是，成千成万的人们在人民纪念碑前献上的那朵白花究竟是什么？是选票！是一次真正的公民投票。它发出的高昂的声音至今还在耳边炸响：
“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秦皇的封建专制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天安门事件”是以暴力手段结束的。一夜之间，天安门广场上的几十万反对者，便被扫荡一空。但奇怪的是，没有多少人会认为，这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胜利。
人们笼罩在不祥之中。
6月间的一天，江渭清悄悄地对我说：“毛主席身体不行了。你爸爸知道吗？”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请假回去一趟吧，叫他一定挺住啊！”
以我那时的年龄，还想像不出毛主席不在了中国的走势会怎样。但很多老同志已经看到了这一步。10年来，“四人帮”这批势力如此不得人心，却又如此猖狂，他们仰仗着谁呢？还不就是拉大旗作虎皮吗！如来佛身边的小马崽，下得界来，不也闹得个天翻地覆吗？狐假虎威，政治上叫造势；商场上叫做局。
谁知道呢！或许马上就要重新洗牌了。
我们和父亲都只一个信念，养好身体，能活下来就是胜利！
第十章 强国之梦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举国哀殇。
28天后，“四人帮”被逮捕，举国欢庆。
中国现代史新的一页翻开了。虽然当时我们谁都不曾意识到。
1 老马识途
当我急忙从外地赶回京时，父亲还躺在病床上，面容憔悴，白发稀疏。他复出后与“四人帮”的殊死搏斗，加上一年来无休止的揪斗和批判，心脏两次抢救，身体极度透支。
我们拥抱在一起。他瘦骨嶙峋的身体，轻飘飘的，神游气虚。
感谢上苍，没有抛弃我们。自毛泽东去世后，对命运未卜的不安就压在心头，明天将会是怎样的？好起来吗？还是要继续坏下去？10年的磨难历历在目，我不知道，父亲也不知道，我们已经不愿再去想了。曾经沧海难为水，从生死别离的苦难中走过来的人，还有什么可在乎的呢？
好久好久，父亲才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出了一句话来：“可以回家了吧。”
我们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白米北巷家中。自1967年他被抓走后，我们被扫地出门，已经有10年不曾回过这个家了。1975年父亲复出，总不能老住在招待所吧，当时在军委工作的陈锡联出面过问，把房子还给我们。可怜的是父亲还没来得及住进去，就又被打倒了。父亲自嘲地说：“幸亏没搬进去，否则再被扫地出门，搬来搬去的，还不得累死！”
我陪着他在小院里漫步。月光如水，风吹着树叶沙沙作响。回到自己的家中，没有人打扰和监视，沐浴着融融的月光，踏着地上摇曳的疏影，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这是多么可贵啊！一个共和国的开国上将，有家10年不能回，甚至连自己的妻子儿女都不能呵护，落得个无家可归的地步，怎能不让人寒心呢？
1976年10月的胜利，只是党内反对力量的一次临时性组合。报刊上、广播里，天天仍然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国防科委党委还是没完没了地喊“批判张爱萍是毛主席批准的”、“四人帮倒了，邓小平、张爱萍的案不能翻”。
喊了两个月后，1976年12月12日，主持军委工作的陈锡联召集各军兵种负责人会议，他对当时的国防科委负责人说：“你要注意这个问题了。张爱萍同志有错误，毛主席说批批可以，不要过火。但你们在主席去世前写报告，要把张爱萍同志定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并且要求‘撤销他党内外一切职务’；主席去世后，还报告‘要批邓联张，张爱萍不能翻案’。张爱萍同志不过说了句‘今不如昔’嘛，别人也讲过，张爱萍同志讲的话也不完全是这个意思。科委你们面搞得很宽，搞得人心不舒畅……”
这是自“反击右倾翻案风”以来，第一次听到中央领导同志为我们讲话，我们全家都感到欣慰。当我们把陈锡联的话告诉父亲时，他嘟囔了一句：“怎么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文化大革命’就是今不如昔嘛！”
关汉卿的唱词〔黄钟尾〕曲云：“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
当时胡耀邦也在家中赋闲，我和弟弟去看望他。他是我父亲青年时的挚友，曾一起在共青团中央工作过，长征的后半段，胡到父亲所在的红13团当总支书记，一起爬雪山、过草地。年轻人之间的友谊是纯真的，这纯真贯穿了他们的一生。
一见面，胡耀邦就问：“你爸爸还好吗？”
我说：“高兴过一阵。后来就不高兴了，还在生气呢！”遂把上面父亲说的话告诉了胡。
胡耀邦禁不住哈哈大笑。忽然他沉默下来，片刻，他慨然道：“问题就出在这里！张爱萍到底是对还是错？邓小平、你的爸爸，还有我，1975年搞整顿，到底是对还是错？‘天安门事件’到底是革命的，还是反革命的？推而广之，10年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对了还是错了？还有一大批在“文革”中被打倒的干部、被整肃的群众，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如果没有犯罪就整治他们，那谁应该为此承担责任？……是非要有公论，没有是非，就没有正义！一个负责任的政党，一个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光明磊落的政党，是不能回避这些问题。中央必须向全党、全国人民做出一个交代，一个是非分明的答案！”
耀邦接着说：“‘文化大革命’是九年无宁日，是今不如昔，你的爸爸就属于最早喊出这个口号的那批人。这些话错了吗？‘文化大革命’该不该否定？即使是毛泽东领导的、发动的又能不能否定？”
这时的耀邦满脸放光，边说边打手势，浑身上下散发出一股不可遏制的冲动和挑战精神，我仿佛看到了一个生龙活虎的团中央的“小字辈”。
耀邦接着说：“把毛泽东的话奉为圣旨，甚至把他错误的东西也加以颂扬、推行，这种人从世界观上，就是和毛泽东思想格格不入的。更有甚者，利用他以打倒反对自己的人，是典型的机会主义，是野心家，阴谋家。”
他又说：“毛泽东不是不可以批评的，毛泽东的一些做法，也不是不能改变的。即使他本人也是反对这样做的。有过先例嘛！”
“来，我给你们讲个故事。”他坐了下来。
他滔滔不绝，历史的，现实的，或回顾，或评议。梗概如下：
在延安搞肃反时，中央直属队成绩最大，共抓了7个有特嫌的人，毛泽东很高兴，找我去汇报，要我谈谈经验。我说这7个人里啊，恐怕连一个特务都没有！毛大为惊讶，说说看。我讲了一段自己在中央苏区肃反时亲历的故事。那时和你爸爸在一起，他在少共中央，我在下面做儿童团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