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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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惯性总归是有限的。1972年8月10日长征－1号发射试验卫星失败；1973年9月18日发射又失败；长征－2号发射的返回式卫星，一直拖到了1974年……
11月5日清晨，长征－2号火箭首次执行重型卫星发射。火箭起飞后数秒，飞行姿态即失去控制，摆幅越摆越大，20秒后，姿态自毁系统起爆，看着如雪片般撒落的火箭残骸，人们目瞪口呆。这就是叶帅和父亲谈话时提及的那颗星。
何止是战略武器？“文革”的冲击，使所有的项目都推迟或中断了。那年头，头头像走马灯似的换，谁上台都要上个新型号，搞出份文件，捅上去，什么培养宇航员，什么反导，不顾现有的技术和经费条件，异想天开。这种文件都经过最高决策层，批了就成了最高指示，谁还敢反对？光三机部搞歼击机，型号就五花八门，一会儿说全民皆兵打游击战，就要研制超轻型的能在土跑道上起降的小飞机；一会儿又要突击敌人后方纵深，要研制载弹量大、留空时间长的。反正都说是战略方针的需要，都说是最高指示，结果都是废铁一堆。
作为中央专委主任的叶帅能不急吗？父亲说：“这都是在败这个家啊！”
对国防科技战线来说，20世纪60年代的中前期，是个大丰收的喜庆年代，也是父亲精力最充沛的时光，是他有生以来最为忙碌的时期。从50年代中期开始，经10年苦心的积累和付出，终于有了回报，国家经济调整陆续到位，全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激励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成功，1965年中程导弹试射成功，1966年两弹结合的成功，年底，第一枚氢弹爆响。中国实现了能够用于实战的地区性的核打击力量……共和国终于走出了低谷，正在一步步地逼近两个超级大国。直到今天，谁都解释不清，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全都毁掉呢？
叶帅和我父亲，谈到了此处，都莫不叹息。父亲回忆，自己不知说了句什么话，叶打住了，似在婉转地制止话题的深入。这使我想起了父亲曾说的，1959年他从金门前线回京，向彭老总汇报后，谈到了大跃进后的农村混乱状况，彭也是沉默不语，神情凝重。忧国忧民啊！
在纪念李达（注：副总参谋长）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记载：叶帅要张爱萍出山，谈了三次都没有结果。叶知道李达和张有多年的交情，就让李来做做工作。李来到张的住所说，一起去参加个活动吧。张问是什么活动？李说别问了，就当是去散散心。原来是个讨论中程导弹定型的会议，听着听着，张就忍不住了，激愤地说，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这么多年了，还在争论中程导弹的问题，居然还都大言不惭地说是什么大好形势……
这篇文章题目叫“李达智请张爱萍”。
父亲还记得1966年5月9日这一天。当第一发带核弹头的中程导弹准确命中目标，看到在戈壁滩上猛烈冲起的蘑菇云，他写道：“晴空一声天地愕，烈火燎原磅礴。”展望自己投身的无比壮丽的事业，他又写下诗句：“奇迹频年新创，险峰无不可攀。”
但这一切，到1966年10月27日就戛然而止了。当他向军委汇报后，准备返回发射场时，在座的军委领导人却冷冷地说：还是老老实实地交代你的问题吧！父亲说：“想到第一发成功时，大家相互拥抱在一起，都落泪了。为什么同志间一下子会变得如此冷漠呢？”他的心都在作痛。
那种冷漠是透人心骨的。我曾看过罗点点写她的父亲罗瑞卿。她说，罗遭批判时，周围的同志们一下子都不再搭理他了，那种冷漠刺痛了他，他选择了死。
还是那句话，“文革”改变了所有的人；或者说，“文革”让所有圣人的灵魂展现在俗人的面前。怪不得直到今天，对“文革”还是讳言忌深呢！
你就这样走马上任了？我在继续我们的话题。
“是的，给我的任务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把卫星送上去。说的还是那句老话，落后了是要挨打的。”
他决心出山了。
这天晚上，我们一家人围在一起谈到了很晚。一个戴着特务、通敌、假党员帽子被关押了5年之久的人，怎么一下子又变成了中国国防科技事业的领军人物了呢？我们这一家人，历经了9年家破人散的凄苦，领略了人间的世态炎凉；我们终于从生死罹难的边缘走过来了，从社会的最底层挣扎出来了。不错，我们都为他洗刷了罪名，重新获得信任和重用而欣喜。但真正让我们珍惜的并不是父亲的地位。我们深感自由的可贵，阳光的可贵，一家人平安祥和的可贵，做一个不被歧视和不被欺辱的人的可贵。
但父亲又是怎么想的呢？
是的，他曾经为拖累我们而掉泪。他在狱中曾写道：“我这一辈子对不起的就是你们和你们的妈妈，让你们被我拖累，为我吃苦。”
在福建时，在他默默地制作白兰花的标本时，他的案头就压着陶渊明的一首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远离了人世间的嘈杂，丢掉了物欲，断绝了俗缘，精神就超出于尘世之外了。
但今天，叶帅的召唤，不是他个人的召唤，是我们这个被“文革”搅得满目疮痍的国家和民族的召唤。古老而多难的民族啊，要求这一代人，丢掉他们个人的恩怨和荣辱，为铸造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奋斗。
铸造大国——使我们这个民族再也不受别人的凌辱和蔑视，这就是一代共产党人自年轻时就铭刻在心的光荣与梦想。
若干年后，已是90高龄的父亲回忆起自己在狱中的那段日子，他说：“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了，我真很欣慰。每天晚上，它从我头顶上飞过，我还能听到它在唱歌呢！”
什么？我们都哑然失笑：“爸，你这是幻觉！”
“我真听到过的。关押在那里，每个晚上都难以入睡，夜很静，它一个小时绕地球一圈，每次飞过头顶时就能听到它在唱歌……”
“你不是说过附近有个东方红公社？不会是他们大喇叭里放的《东方红》唱片吧？”
眼见着一步一步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战戈壁、斗风沙，两弹一星就像是他的孩子！他不仅为它吃了苦，也为他坐过牢。他能无动于衷吗？
看着他那副认真的样子，我们都沉浸在木然的哀痛中。
面对风云诡谲的政治局势，对父亲的决定，我们全家怎么也高兴不起来。父亲也许是觉察出什么，或许是要宽慰我们吧，他说了一句话，但却更使我们惶惑不安。他说：
“邓小平出来了，说明毛泽东回心转意了。”
真是这样的吗？他们又一次以他们的理念来塑造心中的毛泽东了。
我们都睡不着觉；他也睡不着。这天晚上，他写道：
“久困重围冲破，今朝又催征程。大张浩然正气，还我旧时精神！”
喔！上帝，在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你就安排好了他的命运。
他注定是要被绑在十字架上的。
2 七机部230厂
父亲没有去科委机关上班。这个新上任的国防科委主任直接下到了七机部所属的230厂，他在这里蹲点试验。由此，展开了他历时8个月的对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领域急风暴雨般的整顿。
在这之前，他做了一件事，连续开了几天的座谈会。
还是战争年代那个办法，找寻主攻方向，集中兵力于一点，一举突破，然后向纵深发展，扩大战果。
突破口在哪里呢？
座谈在总参第一招待所。我们被扫地出门后，父亲放出来只能住招待所了。他的那些旧部，见到当年曾经是英武潇洒的总指挥，现在手拄拐杖，自然都免不了扼腕叹息、唏嘘不已。说起这几年，差不多都有过批斗、关押、审查、下放劳动的经历，说到被折磨凌辱致死的熟人，免不了声泪俱下……
打住吧！父亲说：“时间不多了。”
从他们反映的情况中，父亲得到的印象就一个字“乱”！
乱在组织、乱在领导、乱在秩序，我国唯一的从事运载火箭研发的七机部，整个乱套了，失控了。自“文革”9年来，五花八门、大大小小的派别组织不下几百个，他们分别夺取占据了下属各研究院、所、厂、办、局、校的实际权力。总起来又形成两大派，两派各自有后台，有队伍，派系内相互支持、帮衬、依存、声援。“三结合”时都堂而皇之地进入了各级领导班子。真是乱世出英雄，这帮过去处在社会底层的无名之辈一旦夺得权势，那还了得？小人得志，必生出许多乱子来。相互争斗不说，为了标榜自己的革命性，批这个、斗那个，革命口号震天响，就是不干正事。谁要对他们提出点异议，大帽子马上就扣下来，什么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革命小将！复辟狂！保皇党！企图扭转大方向，以生产压革命……大字报铺天盖地。
座谈中，他们告诉我父亲，整个七机部是“有事没人干，有人没事干，有人有事没法干”。他们说，您1965年规划的“八年四弹”任务，到现在，都超过两年了，连影儿还没一半呢！去年三次洲际导弹试验，一发也没打成。急需攻关的项目没人组织，这叫“有事没人干”；专家有的是，可只有参加政治学习、接受批斗的义务，没有参加研制项目的资格，这就叫“有人没事干”；再有，你搞科研，就批你“唯生产力论”、“为错误路线服务”，你按规章制度，把关质量，就批你“搞资产阶级的管卡压”，这就叫“有人有事没法干”。一些老科学家说，几十年前漂洋过海回来到底是为什么？
他们告诉我父亲，领导都被整怕了，遇事推诿，不敢负责，反复试验，永不定型。弄到现在，新的技术课题攻不下来，定型的武器又拿不出来。他们说，科研项目谁都想上，天上地下，太空海洋，航天飞机、载人飞船……真是五花八门，天花乱坠。只要能捅上去，中央就批，一批就立项，谁敢反对？弄得人力分散，资金浪费。结果是，谁都搞不成。
其实广大群众都有怨气，1974年“批林批孔”，牢骚怪话不少，有一条是：一个儒家（陶鲁笳，当时的国防科委政委）；两个专家（钱学森、朱光亚）；就缺法家。就是希望来个厉害的领导好好整治整治。上面也派过些资深领导，但千头万绪、盘根错节的各类组织，怎么理得清？谁不说自己是革命的，对方大方向是错的。加之中央路线斗争频繁更迭，哪一届领导能呆长？还不都被造反派以执行错误路线的罪名赶下台去。
他们说，周恩来总理接见七机部造反组织代表达37次之多，创下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吉尼斯纪录。他把两派的头头召集在人大会堂，号召两派以大局为重，联合起来，规劝他们，在大批判的同时，也把生产科研搞上去。一国之总理，为安定一个部门，居然如此煞费苦心，可谓旷古奇闻。这些家伙，之所以嚣张，还不是有后台。动不动，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就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来看望革命小将了。周恩来的苦口婆心无疑与虎谋皮……
父亲听后，提了两个问题：
一是，关键性的卡脖子的环节在哪个单位？
二是，闹得最凶的派性头头在哪个单位？
答复是：都在230厂。
230厂，是开发研制陀螺仪的单位，控制导弹平衡最核心的设备出自于它。
230厂的造反派头头叫舒龙山，也是七机部三结合领导小组成员，这个人造反起家，上挂王洪文，下联七机部最大的造反组织“916”。
父亲说：“好！就拿230厂开刀。”
从当时留下的工作日志看，父亲先到的七机部一院。
一院，即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七机部主力院所之一，下辖十余个设计、生产单位，中国的航天事业就从这里起家。这里，他太熟悉了，从当年规划、立项开始，到选址、征地、编制、隶属关系、人员调配、设备购置、待遇标准，无一不是由他领导的部门计划和审批。“文革”前，他曾多少次在此坐镇督战。
第三天，他就带着他的小分队来到了一院下属的230厂及配套的13所。开始了他后来被人们戏称为是“1975年七机部大地震”的整顿工作。
父亲说：“我才不去纠缠那些乌七八糟的历史呢！什么这个派，那个派的，都给我恢复生产。以前怎么样我不管，谁要是再捣乱，就给我撵出去！革命，革命，喊什么？不把武器拿出来，不为国家出力，看着苏修美帝讹诈我们，这种人，连爱国主义都没有嘛！”
“叶帅交代我的任务是要尽快拿出东西来，这是专委的决心，也是中央的决定。完成任务，230厂是核心，解决得好，武器就上天了。我就是要从这里打开突破口，以点制面，以点带面，横扫整个七机部！”
“舒龙山只要努力工作，一视同仁。欢迎他成为造反派的好榜样，当然，也可能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