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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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派借着政治运动还魂了。
宗派现象，在党的历史上并不奇怪。据父亲回忆，他自己就经历过多次。
第一次是在中央苏区，清理AB团。据《中国共产党大事记》记载：1931年1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由此开始，“左”倾冒险主义在全党的统治达4年之久。他们提拔了一些“左”倾教条主义者和宗派主义者到中央的领导岗位，过分地打击了犯“立三冒险主义”错误和以瞿秋白为首的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并在苏区内“以最大的决心”反对取消派，进行了反AB团、改组派和社会民主党等的斗争，许多优秀干部和群众遭到迫害甚至杀害。
父亲当时因为抵制他们乱抓乱杀，便被视为异己，并冠以AB团分子准备处决。父亲说：“13团团长，上午还和我打篮球，下午就被抓了，说是AB团。要我在少先队中肃清AB团，都是十五六的娃子，笑话！”“后来我去参加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代表大会，顾作霖（注：中央苏区共青团的奠基人。历任共青团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政治局委员，1934年6月病逝）告诉我，说你脑袋差点搬了家。我惊出一身冷汗来。”后来才知道，你张爱萍不是反对吗？不靠我们这条船吗？好，那你也就算是AB团分子！也就划入了打击之列。看来，宗派借路线分歧还魂，在党的历史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后来，亏得任弼时同志说话。他说，AB团的特征是利用宗族关系发展，张爱萍又不是江西人，他是恩来同志从上海介绍过来的，这样才指派顾作霖负责重新审查，当然，这一切都是背着当事人秘密进行的。真是的，脑袋掉了还不知是怎么掉的。直到全国解放，1949年冬全国政协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父亲特意去看望了在玉泉山养病的任弼时同志。
1984年，纪念任弼时同志80冥寿，想起50年前惊心动魄的一幕，联系自己在“文革”中的磨难，两者是如此相似，他感慨万千，写诗怀念解救自己于危难的这位伟人：
“吾师明察张正义，否定文革要彻底！”
父亲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长征途中，他们红13团打下天水后，找到个图书馆，这个图书馆现在还在，是天水市图书馆。长征以来，转战于人迹罕见的藏、回地区，几乎与世隔绝，现在突然面对这么多的报刊杂志，他和彭雪枫两个人冲进去，好一顿精神会餐。父亲说，有一篇文章，使他好奇，是彭雪枫指给他看的。文章说，如果以水泊梁山比喻红军的话，毛泽东就是宋江，而彭德怀是林冲，林彪是花荣。什么意思？读过《水浒》的都知道，花荣是跟着宋江上梁山的；而林冲则是自己被逼上梁山的。这就应了林彪是在毛泽东创始的红4军成长起来的，而彭德怀则是在平江起义后率部队上井冈山与朱毛的红4军汇合，是红5军的创始人。两支队伍共同组建了红一方面军，红4军改编为1军团，红5军改编为3军团。文章最后问道，现在林、彭分别执掌的1、3军团，同在毛泽东领导下，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有点像林冲、花荣和宋江的关系呢？
像不像其实并不重要，任何事物都有他的来龙去脉。父亲讲完这个故事后说：“重要的是如何始终坚持党的原则看待和处理这类问题。党不能允许把自己组建和领导的队伍，看成是个人和党闹独立性的资本，任何人都不行！毛泽东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但党的原则是要搞五湖四海，是全党服从中央，而中央则是民主集中制的中央。”
历史上我军各“山头”的形成，大多与根据地有关，由于长期分离割据的状态，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体系，我们俗称“山头”。其间分化组合，关系非常复杂。红军时期的一、二、四方面军和陕北红军；抗战时期一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115师、二方面军改编为120师、四方面军改编为129师，南方八省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15师后来又分为晋察冀（也就是华北）和山东两股。解放战争中又派生出四个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等等。
与我父亲有关系的，在建国后对军队建设影响较大的，主要还是在一方面军，也称中央红军中的1、3军团的矛盾。由林彪和彭德怀分别统领的1、3军团，是中央红军的两个拳头，尤其是在长征中，一前一后地护送着中央纵队到达陕北，付出了重大的牺牲。在中国共产党彻底摆脱共产国际控制，确立起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的转折时刻，1、3军团战功赫赫。英雄主义是军队的灵魂，敢打敢拼，不服输，争第一，有什么不好？但事事要争个高下，互不服气，把荣誉看成唯一，由英雄主义逐渐生出锦标主义来；为了维护小团体的利益，讲义气、好抱团，宗派情绪也就自然带出来了。
早在1945年少奇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就专门分析了党内宗派的问题。他说，党内的盲目山头主义倾向，是一种特殊的宗派主义倾向，它没有明显的错误的政治纲领，但有许多不正确的政治观点与组织观点，有严重的排外主义倾向和小团体倾向。他列举说：只记得、只了解自己部分的光荣历史，而不了解或者忽视其他部分的光荣历史；他们在自己内部，有说有笑，生活融洽，照顾周到，甚至无话不谈；而对其他部分的人，则格格不入，冷淡和漠视，没有应有的尊重和照顾；在党的关系上，表现他们有特殊的山头关系，甚至互相联合，盛气凌人的，而其他的人们，就不得不心存戒惧。
刘最后警告说：这种山头主义倾向，极大多数是盲目的。但这种盲目性，如果一旦被有野心的分子利用，就可能在党内造成严重的纠纷。
许多问题可以追溯到庐山。父亲在谈及“文革”初期传达彭罗陆杨和刘邓的问题时说：“在庐山，彭的问题出来后，把林抬出来；七千人大会、‘文革’搞刘邓、彭罗陆杨都是把林用飞机接回来，利用这股势力。同庐山一样，逼得你发言、表态，不是讲求真理，而是投其所好。这哪里还有什么正常的党内生活啊，是窝里斗，翻旧案。我对这种政治极其厌恶。”
正如父亲所说的，在高压下，你该怎么办？沉默、批判、揭发？小批小揭，还是大批大揭？“文革”中叫划线站队。尤其是和被打倒的人有过历史渊源的同志，压力就更大了。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因为经不起压力，违心地揭发了黄克诚。吴这里说的实际上是指黄在战争年代“私藏金条”的事情。这发炮弹对黄克诚内心的伤害几乎是致命的。黄写道：“对我揭发中最耸人听闻的是莫须有的黄金问题。”“会上一片哗然。我一向被认为是清廉、克己的人，忽然间似乎成了大贪污犯。”“我尽管已经背上了‘右倾反党’的罪过，但实在耻于‘贪污’的名声。”（注：《黄克诚自述》318～319页）
我的父亲和母亲都说过，在他们印象中，吴法宪这个人过去并不坏。在3师时，他的工作很认真，对人也好，黄特别信任他，他和黄克诚关系也很密切。但这次实在是出人意料。父亲回忆说：“开始两天很冷清，一般性的表表态。吴法宪的揭发是个重磅炸弹，气氛一下子改变了……我想不到这个人会变得这样无耻，我不能原谅他。”我妈妈后来证实了这点：“当时你爸回来就说了这件事。我都不敢相信，他原来对人是很诚恳的。你爸爸说，吴胖子到空军去这才几年啊，怎么就学得这么坏？”
父亲这个人，秉性耿直，喜怒都在脸上。联系到他在庐山批彭时的保留和同情，“文革”初期打倒彭罗陆杨和刘、邓时表现出来的质疑，被林彪宗派集团划入另册就不奇怪了。
对立面被打倒了，但怎样才能彻底消除他们的影响呢？一时鸦雀无声了，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彭黄是敢讲真话的英雄。于是就派生出一条党内斗争的法则：打倒一个人要有三条，批倒、批臭，再踏上一只脚。这就是，从理论上、道理上批得你站不住，什么唯生产力论、阶级斗争熄灭论，机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等等，这叫批倒；还有批臭，把你的历史抹黑，或是揭出你点隐私、脏事，什么作风、经济上的问题，你就被搞臭了；然后做出组织处理，戴帽子定性，劳改、关押、判刑什么的，叫再踏上一只脚。这三条在“文革”中被推向极至，三条铁定了，您老人家就永世不得翻身了。
吴法宪这次，就属于在批臭上立了功的。直接下级、知情者出面了，揭穿了黄的画皮，原来是个两面派、伪君子啊！这就彻底臭了。这件事，反映了在人们心目中的一条潜规则，生活作风廉洁的就是好人。即使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也是如此，像朱总司令，总理，彭老总，你再说他有路线错误，但人家没有谋私利啊！其实，谁好谁坏，就是普通老百姓，虽然远离党内高层生活，但眼睛是雪亮的。所以，“文革”一开始，林彪就针对这个现象提出了“大节、小节”论，说的就是，关键看路线，看站队。腐化堕落怎么啦？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那也是好人犯错误。相反，你再廉洁，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那也是个伪君子，装的！林彪的这条理论一出，划线站队就成了“文革”的准则，什么老中青三结合，干部四条标准，接班人五个条件，还不都是幌子。打不打倒你，用不用你，关键在于你是谁线上的人，你的后台是谁。
“大节、小节”论的出台，是用人原则的变化，是是非标准的变化，是价值观念的变化。这个法则一出，就像瘟疫，人们不再注重业绩、人品，不再信奉真理和诚信；而是崇尚权势，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投其所好。残酷的党内斗争，使人的良知泯灭。每个人都岌岌可危，为了开脱保全自己，朋友、部属、亲人之间，不惜落井下石。平时跟得最紧的人，可能就是揭发批判你最凶的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仁义礼智信，共产党员修养的道德准则，这些文化积淀，统统被一扫而空，真是名副其实的“文化”大革命了。
“文革”结束后整党，父亲对当时负责领导整党工作的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薄一波说：“怎样评价整党的成效？党风不正，首先是政治风气不正。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败坏了党的风气，一派谄媚迎合之风！”
父亲曾写过一篇纪念邓子恢的文章，记述了自己亲眼目睹邓子恢在中央苏区被批判的经过梗概。他写道：“此事对我震动很大，除了对邓老的崇敬和同情外，对组织上的这种做法甚感不满，乃至以后发展为深恶痛绝。……当时想，共产党哪都好，唯独在对人的处理上，怎么能这样草率、这样无情呢？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无情打击。固然这不是党所要求和提倡的，但行动起来，一些人甚至一些领导人就这样肆无忌惮地去做，好像不这样就不足以证明他们革命，他们是坚定的领导者似的。而一些人对这样做法的后果既无责任更不痛心，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甚至依然悠哉游哉当他的官、行他的权。一旦新的运动来了，就又故伎重演。我认为这样的人很卑鄙，于党于民，只能有害，不会有利。”（注：《人民日报》1996年8月19日）
他的政治态度和处世理念尽显其中。
党内的宗派主义思想和宗派小团伙的存在，其实并不可怕。但是，如果他们与个人迷信和极至权力相互利用和掩护，特别是借助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群众动乱这个载体，那它的破坏将是灾难性的、毁灭性的。就像癌细胞，它本来就存在于肌体内，在党的正确领导时期，历史上形成的派别因素，至多是反映在同志关系上的亲疏有别而已。但当党的民主这个免疫系统遭到了破坏，这个魔鬼就被激活了，它会迅速地随着淋巴和血液蔓延，侵蚀整个党的肌体。
父亲说，他看完九大公报后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我有什么问题；也不仅仅是有人想报复我、整死我；是党出问题了！是毛泽东那里出了问题。”
他说：“个人崇拜现象和个人专断作风集中体现于毛泽东身上。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论者，这是事实，每一个正直的共产党人都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
“我再没有去想个人的事情了，我开始为我们党担心了。我个人算不了什么，人总会要死的，落得个这样的下场去死，我没有想到过，是痛苦的，非常的痛苦。但国家的前途怎么办？革命怎么竟会走到了这一步呢？自己出生入死为之奋斗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呢？历史上党内也有过宗派斗争，但没有搞到过像这样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