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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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件什么了不起的惊天大案呢？
华东海军原有个反谍报小组，我们权且称它反间组，其主要成员是上海市委书记潘汉年和公安局长扬帆介绍过海军来的，也是经我父亲同意并报华东局批准的。“高饶事件”发生后，1955年4月潘、扬被逮捕，对“特勤”人员的利用问题就成了其罪行之一。这本是个工作问题，但由于直接领导人错误性质的敌我矛盾化，下面搞具体工作的同志，就被以反革命通敌罪关押收审了。这件事报到彭老总那里，他说，真是胡说八道！他询问我父亲时，父亲极为震怒，拍着彭老总的办公桌说，老子要通敌，还要等到革命胜利吗？后来经总政审查，由彭德怀、邓小平、彭真、张鼎丞共同签署了不再追查的结论性文件备案。两年后，小组成员无罪开释。“文革”中，这些领导同志陆续成为反党的阶级异己分子，此事重新被挖掘出来，没完没了的又追查个够。滑稽的是，最初办此案的罗瑞卿竟也被牵扯进来，他不再是审判者了，反成了包庇通敌的罪魁祸首和后台。下面的同志就更惨了，再次锒铛入狱，一关就是几年。
专案组为什么会对这件事兴趣如此之大？我没有证据，不好说，只能是揣测。历史从来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当初搞，是为了整饶漱石，后来又挂上了潘、扬。“文革”重翻，为的是牵连出一大帮当时参与定案的高层人物，有些像61个叛徒集团那样，一网打尽反对派。这件事说难也难，这么些人都打成通敌或包庇通敌？而且是上过书记处和军委例会的。要说容易也容易，毕竟这些人不是死了就是倒了。这件惊天大案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如果能把它翻过来，搞成它，不仅是对张爱萍了，也可以将众多的大人物置于死地，那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该是多大的一份献礼啊！
怎么入手呢？
早在我父亲还没有被关押前，1967年4月26日，总参‘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曾秘密指使：“还要查他在华东海军任司令时把我军机密泄露给敌人的罪行。”但当具体办事人员翻开早已由中央做出的决议后，他们却步了。
于是，他们想到了江青。这个女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不得了，号称旗手，她叫谁完蛋，还不是一句话。陶铸、谭震林……都是例子。利用她！如果旗手能有个批示什么的，不怕撬不开这个硬壳。
1967年6月7日这一天，在中央二办的四人联名给江青写了封信：
江青同志并小组同志：反间组是张爱萍一手搞起来的……该组在张的直接控制下给了敌人大量情报……张对审查该组极为不满……
同时提出，过去没有并案审查，没有追究责任，究竟是谁包庇了他？
报告中一一列举了上面提到的所谓包庇人的名字。
这封信又是通过总部那个负责人转呈的，他写道：“即呈报江青并复制叶群同志。（签名）”
从保存的原始件上看，江青在这封信上，用粗黑铅笔圈阅，并在一些名字下画了粗线，有邓小平、彭真、黄克诚、张鼎丞、彭德怀、罗瑞卿、杨尚昆。在邓小平下面和旁边都画了双曲线。什么意思，只有她自己知道了。原件上还有谢富治的签字，但都没有批示。
两个月后，原先4人中领头的那个人，又以同样的内容再次上呈，现在已查不出送达的范围了，但档案第5卷宗上，有汪东兴阅后的签名，估计是汪退回的。看来又像是没有结果。
一个月后，总部那个负责人再次催促进展。由于一直没有突破，专案组建议：“未查清张爱萍在华东通敌问题，建议逮捕原反间组成员……”
1968年3月2日，他们在上送的批捕报告上写道：反间组是“蒋匪海军司令桂永清亲自任命潜伏上海的特务”，“为潘汉年、扬帆收罗起来”，“张爱萍从潘扬那里接受到海军”，“给台湾蒋匪送情报”等等。
经军委办事组报中央批准，又将原反间组成员抓捕归案。
直到“文革”结束两年后，他们的夫人找到我家，父亲不在，我接待的。我才知道，这些隐蔽战线的同志们，不是被敌人，而是由于自己内部的原因，前后两次经历了铁窗生涯。释放后，专案组仍然通知他们所在单位：“先行批斗，然后按党的政策处理”、“起码不能恢复原职务”。家属和亲人们一直受到株连。
是谁，在为共和国牺牲！他们应该做出这样的牺牲吗？今天的人们，不应该让悲剧重演了。
就在逮捕反间组人员的同时，专案组长下达了“可以先审张爱萍”的指示。于是，1968年3月11日、12日，和6月27日开始了第26次、27次和第28次审讯。
3月11日的那次审讯，从下午2点一直审到次日凌晨4点，长达14个小时。
中央二办给江青写信的那个人，一直在密切关注案情的进展，3月15日，来专案组督战，提示要把张爱萍的日特问题和通敌联系在一起考虑。他说：“张爱萍对通敌性质还没承认。他就是日本特务，应该说他一开始就是为了给敌人送情报。他是披着共产党外衣进行特务活动的。”
负责专案组的总参领导马上表态：“可以按某某（即中央二办的那个人）同志意见办，现在主要是深究深挖张爱萍日特和通敌的具体罪行。”
1968年9月1日，中央二办又将材料并附通敌罪证，送往新组建的军委办事组，李作鹏、黄永胜、吴法宪圈阅后报江青。
我不厌其烦地引证大量材料，只是希望读者能思考一下，这是为什么？
我相信，父亲所受的苦难，并不是最骇人听闻的。肯定有人比父亲遭受的折磨更加残酷，肯定有比审讯父亲的这个专案组更加罪恶的审案组织。
这种做法，在党的任何文件中都找不到依据，但它确实是真真切切地存在着。1974年，我在福建见到和父亲一起养病的罗瑞卿，经过“文革”非人的折磨，他昔日的光彩已荡然无存。我就这个问题请教了这位前公安部长，这种毫无人性的审查的潜规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我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这大概已经不能简单的归咎于哪个个人了。
但父亲似乎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解释。我们和他谈到这种现象应该归于体制的弊端时，他说：“什么体制？是人！是用人上出了问题！不要一出了问题就全往体制上推，把自己开脱得干干净净！”曾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的周衣冰是华东的战将，他敬仰也熟悉我父亲。90年代初，我们在一次闲聊时他说：“老爷子（指我父亲）说的话，很多是警句。我在军委常务会议上就听他说过‘用好人，办好事；用坏人，就只能办坏事！’现在想来，我看他是有所指的。发人深省啊！”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专案组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设立专案组审查干部，姑且不论这种方式在法制社会中是否合理，令人不能理解的是，“文革”中相当的一批专案组，他们不仅不尊重事实，而且还要捏造事实；千方百计的逼迫、诱导证人做出伪证；甚至毫无顾忌地要求像公安局这样的司法专政机关篡改档案，编造历史；即使事实已经证明了被审查的干部没有问题，纯属是冤假错案，也要误导所在单位，继续折磨他们。这究竟应该如何解释？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们不是我们看到的地痞流氓、土匪无赖，而是党的高级干部！是中央委员！是老红军！是三八式！是贫苦的无产阶级！他们曾受党的多年教育，经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他们都曾在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总参谋部二级部这样地位显赫的部门工作过；他们中有的人甚至佩戴过党和人民授予他们的上将军衔！他们真的是认为党内混入了许多敌人，还是为了迎合某种政治势力的需要，或是为了个人向上爬的野心，才密谋策划、相互配合，做出如此残忍和下作之事。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怀有怎样的企图，我想知道。
20世纪80年代中期，原专案办副主任身患绝症，他托人捎话给我，他一生参加革命，只做过这么一件坏事，他对不起老首长，现在行将不久于人世，希望首长能原谅过去，他就能瞑目了。人之将亡，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悲！转眼15年过去了，生死轮回，我心中充满了悲凉。我郑重地对传话的朋友说，我一定转告父亲。那天父亲在批阅文件，我在他身边静静地坐下，看着他专致的神态，往事不堪回首啊！父亲抬起头来，似乎有些惊讶，有事吗？我讲述了这个临亡的人哀婉的请求。
沉默，父亲一直凝视着前方空空的墙壁，就这样沉默了很久、很久。
最后，父亲转过头来，他说：“不行！这是不能原谅的！”
他的态度出乎我的意料，让我震惊，不！是震撼。他补充道：“我绝对不会对这种人说一句原谅的话！这不是我和他个人的问题。不行！绝对不行！”
原谅，一个多么高尚伟大的词，但它绝不是廉价的！人生，有可原谅的，也有永远不可原谅的！他不希求头上笼一层圣洁的光环。《史记·绛侯世家》记载，为汉高祖诛吕安刘的重臣周勃，身陷囹圄时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古代有一种叫狴犴的怪兽，它有一种嗜血的天性，只要闻到人血就会兴奋起来。李唐王朝的酷吏周兴、来俊臣，把这怪兽的头像作为图腾，刻在监狱的大门上。它张开狰狞的大嘴盯着受刑人血肉斑斑的躯体，它喜欢见到血！
世界上确有这样的人。他们的本性就像狴犴一样嗜血，他们像武则天手下的酷吏，当那些被他们折磨的人，出于求生的本能，不得不在他们拟好的假证明上按下鲜红的手印时，他们会产生一种愉悦，一种满足，他们一定会为他们的成功弹冠相庆的。
他们制造冤假错案，就是出于他们嗜血的本性，不管他们拥有多高的官阶，他们永远是一群人渣！
又过了10年，在纪念刘少奇的座谈会上，父亲又针对“文革”的话题，旧事重提，语言犀利，愤慨而激昂。果然，在场的有人坐不住了。在一旁看在眼里的方毅说：“爱萍同志讲得好，就是要这样讲！大声地讲，公开地讲！”
父亲继续说：“有些人，在‘文革’中坏事做绝，又毫无悔改之意，到现在还在写文章为自己涂脂抹粉，到处招摇撞骗！”
5 让思想冲破牢笼
父亲回忆说：“在那间小屋里，顶上窗子糊的纸破了，一线阳光透进来。每天，我就随着这缕光线移动，直到它消失掉。”
父亲的诗：“透洞一线光，借光浴我胸。不住幽洞者，安知光贵重。”（摘自《神箭之歌》一线光）
在与世隔绝的5年中，这是他每天的功课。
父亲在关押3个月后，无产阶级司令部里发生了与他切身利益相关的大事。
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特点是高音喇叭林立，尤其是逢到上面有动作了，如党代会、毛主席最新指示、两报一刊评论文章等等，大喇叭会从早叫到晚。在阳光下生活的人们听起来刺耳的这些声音，对父亲这个洞穴中的人来说，成了他排解孤独的最好方式。他说，附近的那个喇叭自称是“东方红人民公社广播站”，就是根据这个线索，“文革”后我们查到他当年被关押的位置。父亲回忆说：“一天，我突然听到喇叭里高喊打倒什么人，听不太清，好像是我很熟悉的什么人，谁又倒台了？我又发现看守的小战士在屋外写什么，是当时很流行的大批判稿，一边写，一边嘴里叨叨咕咕地念着打倒……送饭时，我问他，你在批判谁？小战士说，你不认识？这个人，你应该很熟悉嘛！”
“我记住了这个日子：1968年3月24日。我可能有希望了。”
1968年3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万余名军队干部。林彪宣布黄永胜为总参谋长。我是没有资格去参加这样的大会的，所以我无法记述当时会场的实况。但我在左派队伍里的朋友神秘地告诉了我一切：谁倒了，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又一次戏弄了左派自己。其实，就在开会的同时，打倒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的大字报就上街了。这就是“文革”中的“三二四”事件。
求生的欲望又一次燃起。
父亲回忆说：“我已经死了的心，又燃起来了，毛泽东还是不允许这些人胡作非为的，党中央还是能看见发生的这一切的。”
我看到了父亲在1968年5月8日和7月13日写的两封信：
“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并党中央，恳求在我的问题做最后决定前，能另派一人（一般工作人员也可）听我陈述一次（几个小时）：我对我的许多问题，在当时的全面实际情况。一年多来，我一直还未得到充分陈述的机会。”
“在软禁我将近一年后，又将我监禁起来快8个月了！革命40多年，竟背个反革命罪名下场！精神上真是痛苦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