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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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拉扯家常，父亲款款而谈。
父亲退休以后，生活的节奏一下子慢了下来。为了调节他的状态，我们会用更多的时间陪他聊天。战争，就成了我们永恒的话题。时间已经过去60年了，整整一个甲子，但当年毛泽东在红大讲授的内容他仍然记忆犹新。
他几乎是在背诵原文似的回顾着：毛泽东说，我们所从事的不是一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不是一般的革命战争，是中国的革命战争。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和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话锋一转，指着我说：“而对一个指挥员来说，对一个从事实际工作的领导者来说，把握其特殊性规律才是最重要的。这就叫从实际出发。记住！”
他联系自己亲历的红14军的失败来谈毛泽东：“毛泽东讲，敌我力量异常悬殊且短时期内又难以改变，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性和红军作战的游击性。我们在苏北农民暴动中急于占领大城市的举动，是幼稚的、盲目的。”
父亲曾撰文记述过当初在听毛泽东讲课时的感受，他写道：毛上课讲到，一个鲁莽的、专凭热情的军事家，之所以受敌人的欺骗，被表面或片面的情况所引诱，被部下不负责任的、无真知灼见的建议所鼓动，就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任何军事计划，都是要建立于必要的侦察和对敌我情况周密的思索的基础之上。听到这里，和讲台上的主席目光对视，我就把头低下去。晚饭后散步到主席的窑洞，他问我们对讲课的意见。我说想到青阳岔一仗，你说的那个鲁莽汉就是我。他大笑起来说，红军中有不少这样的同志，总怕被敌人打烂坛坛罐罐……毛泽东的这些话，在他后来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都能找到。
看得出，只是到了这时，他才从失败后的沮丧和被人羞辱的浮躁中真正沉静下来，他不再仅仅是因为一口气而甘愿接受处罚了，他开始思索过去，思索自己。
我曾和父亲讨论过这个战例。第一阶段，在没有担负任务的情况下，主动追击敌人、解救被俘人员，这个决心是正确的，也是必须的；第二阶段，夺取敌营垒。由于两个作战行动衔接得很紧，指挥员机断处置是允许的；趁敌垒空虚将其捣毁、扩大战果，这种积极求战的精神也是提倡的。问题出在撤离战场时，匆忙大意了。虽然导致这次失利的直接原因是一营擅离掩护位置，使回援之敌趁此占领有利地形，完成了设伏。但作为一个指挥员来说，在孤军深入的情况下，面对生疏、险恶的地形，对敌情变化缺乏持续不断地侦察，对原有部署没有及时的检查和调整，是失职的。尤其是在取胜后，丧失警觉，更是不可原谅的。从指挥角度检查，整个作战行动的指导思想，带有相当的盲目性和情绪化，决心是仓促的，是被眼前的现象和周围的情绪所影响的。
这是一次教训。这次教训对他来说，不仅是对指挥失误的一次经验教训的总结，更是对自我的一次再认识。他是从对自己人生的反思来回顾和认识的：
“参加革命的头10年很幼稚，是磕磕碰碰、懵懵懂懂、跌跌撞撞地走过来的。争强好胜、不甘服输，只知道拼命。”
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坎坷艰难的，但他都闯过来了，他曾为他自己而自豪过，他说：“我就是靠死打硬拼，从不求人，再难，我也能硬着头皮顶过去。我相信，靠我自己，我总能做得最好。”但今天，他突然觉得自己是如此浅薄，是那样缺乏功底。他至今都记得那次谈话中毛泽东对他说的话：“一个优秀的指挥员，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部下不负责任的意见和情绪所左右。”“每临大事有静气”，这，才是考量一个指挥员素质的关键。他回忆说：“我到毛泽东的窑洞里去聊天，毛问我学得怎样了，我说，越学，书读得越多，就越觉得自己不行，越觉得自己贫乏……毛说，这就是进步的开始。”
红大学习结束后，学员们纷纷要求上前线。父亲回忆：“西安事变了，全国抗战的局面很快形成。大家纷纷写请战报告，争着要上前线。毛泽东说，好嘛！翅膀都硬了。谁写，就没谁！”
“我被安排在红大二期任教。毛泽东说，新形势到来了，学校还要扩大，都走了，学校怎么个办法？鸟翼蓝天，放心，有你们用武的地方。”当然，留校的不全是因为写了请战书的缘故。为什么？他自己也不知道，我猜大概是那次战斗失利的后遗症；或许是看他多少还有些文化底子。有个笑话，5分的留校当老师，3分的出去当老板，不及格的竞选当总统。这时红大已改名为抗大。他极不情愿，但没有办法。他说，这期间许多同志都张罗着找对象，徐平羽，也叫白汀，是女生队长，也给他介绍过，但他认为自己志向未酬，谢绝了。他很少接触人，上完课就回宿舍读书，多少流露出不得志的苦闷。
这期间，他找毛泽东又深谈过一次，表露出自那次战斗失利后以及留校不能上前线的压抑心态。三天后，毛泽东给他写了封信，据父亲回忆，大意是：“一定不要因为自己有的过失而降低信心。一般地说，信心过高，容易犯左的错误，信心不足，容易犯右的错误。”父亲离开延安时，想到抗日战场生死未卜，将信和自己的学习笔记、日记交给蔡畅大姐保管。解放后，父亲向蔡大姐索要，方知已全部丢失了。父亲每谈及此，都会陷入深深的惋惜之中。
红军大学留给你的最值得回忆的是什么事情？
父亲沉吟片刻，缓缓站起来。他说：“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上来的第一句话就问，这是个什么地方啊？指指背后的那座山。这是元始天尊修炼的地方！今天，坐在这里的，就算是元始天尊的弟子啦！你们这些弟子跋山涉水地跑到这里来是做什么呢？是求道！求中国革命之道！不要多久，一个新的局面就要到来了，就要轮到你们下山了。今天我要说的是，你们今天是深山学道，明天要下界去普度众生！”
元始天尊——阐教的第一大神。
传说宇宙之初，盘古觉天地混沌，浊气弥漫，好生不爽，便信手一斧，开出个新天地来。从此便有了山川大地，江河湖海，万物生灵，清风明月。他忍受着难以想像的寂寞，仿佛要完成某种约定的使命，他创立了一个新的教派——阐教，所收门人弟子无数。后人念其开天辟地之功，尊盘古为元始天尊。
“毛泽东预言的要到来的将会是怎样的一个新局面呢？”父亲继续说：“按那时算，中国革命已经走过十五个年头，历尽千辛万苦。我写过一篇文章《从遵义到大渡河》，为什么截止到大渡河？因为过了大渡河，就进入了藏民区，蒋介石追堵到这里，他认为红军完了，雪山草地，就是不打你，也会冻死饿死。辗转到了陕北，从在中央苏区的几十万人，到现在的几千人（注：指中央红军）。革命的前途在哪里呢？我们的学习快结束时，西安事变爆发了。在毕业典礼上，周恩来给我们做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报告，全国抗战的新局面到来了。我恍然大悟，这就是毛泽东在开学时所讲的新局面啊！结业时，毛泽东对大家说，现在该是你们下山的时候了！”
我看过许许多多有关红大的回忆文章，但是没有一篇记载过毛泽东讲的这句话。父亲的回忆文章，初稿是在“文革”前写的，题目叫《亲切的教诲》，也没有提到“元始天尊”。我问他，他说，执笔的同志怕引起歧义，给删掉了。文章压了很多年，也没有发表。我问过他缘由，他说，稿子写好后，反复看了几遍，总觉得言犹未尽，事情一多，也就放下了。或许就是删去了这句话的缘由吧？使这个故事失去了灵性。随着岁月的流逝，生活中许多五光十色的东西渐渐地褪去，生命的精髓浮现出来，就像黑夜里茫茫大海上的一座灯塔，朦胧，但却真实。
父亲晚年评议自己的这段经历时，他是这么说的：
“在上红军大学之前，我最多只是个战术家，但从那以后，我应该是个战略家了。这不是自夸，毛泽东说，红军将领都要成为战略家，就是一个小小游击队长也是一个战略家。因为游击队是在一个独立的地区作战和发展的。作为一个游击队指挥员，胸中要有全局。正是红军大学，使我系统地接受了毛泽东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前途、战略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以后的战争中我再也没有失败过，条件再艰难我都有信心战胜。就是在瓦窑堡，就是从毛泽东那里，我懂得了这个道理。”
有这样一种说法，事业上的成功离不开三条，勤奋、才华、通神。什么是“通神”？冥冥之中总会有一种暗示，能感悟和把握住这点灵犀的人，才会是成功的人。
七七事变的枪声终于在北平郊区的卢沟桥打响了。父亲说：“那天晚上，毛泽东找我去，一进窑洞，他就说，你不是想走吗？准备一下吧，尽快出发。北平打响了，下一个就是上海。你任江浙省委军委书记，立即赶赴上海。上海，你在那里做过地下工作，应该是熟悉的，到了后和刘晓同志取得联系。”父亲清楚地记得，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是：“迅速组织起沪杭宁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并明确指示，沦陷后要发动并组织上海的工人阶级在郊区进行游击作战。”
父亲的这段回忆，印证了军事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毛泽东关于在抗日战争中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思想和决策，究竟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由最初的在国民党防御体系内集中主力作战，转变为分散的、独立的敌后游击作战，这是抗日战争初期我军战略指导思想的重大变化。从毛泽东给我父亲交代的任务看，这个时间应该是在北平、天津沦陷后，淞沪会战前夕。
这就和历史吻合了。
此前，应南京政府保卫平津和华北的整个战略部署的需要，中共中央做好了红军主力前往河北或平绥防线加入正面防御的准备。中共中央给其谈判代表的指示是，红军主力3个师出动后集中作战，不得分割，并拟担任绥远一线防卫。（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5页、18页）
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组织的平津抗战不过3日即告瓦解，北平、天津相继失陷，毛泽东对原定的4万红军加入正面防御的实际作用和后果迅速产生了怀疑。1937年8月1日，洛甫、毛泽东为此专门致电在南京谈判的周恩来，重新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红军的作战原则。要求：“（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注：《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20页）
毛泽东如此快地放弃集中作战和担任一线阵地防卫的要求，改提分散作战和独立自主进行游击战的主张，父亲的看法是，这同毛泽东此前对国共两党军事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分不开的。
为了明确这个结论，我插话说，毛泽东在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时说，只有当几个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我国时，在反动阵营内部出现了各种势力相互割据时，中国的革命力量才能够得以生存和发展。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客观上为中国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在民族存亡的关头，高举起抗日救亡的大旗，引领时代的潮流，走向抗日的最前线，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决心和信心，就是基于他自己的这个理论吧？父亲说：“可以这样认识。”
父亲接着说：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抢占了我大片国土，但它真正能控制的只是少数的城市和交通线。国民党的军队大多撤向大后方。由此，敌进我进，到敌人的后方去，才能获得我们生存的空间。畏缩不前，夹在日本人和国民党之间，只能是被消灭。父亲认为：“抗日战争中，我们在与国民党反摩擦时遭到的损失，从主观指导上检查，大多出于此原因。”
红大培养出了一批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在以后的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中，显示出他们卓越的才能，打遍了整个中国。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中说：“国民党的军官，陆军大学毕业的都不能打仗。而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却能打胜仗。”毛泽东在为他自己的学生骄傲。
父亲回忆，他受领任务后向毛泽东提出，想带些干部去。毛说你自己挑吧。他挑了余立金、吴克华和另外几个同志。我揣测父亲当时的心态，先不说上海郊区能不能开展游击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