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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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这个黑老大，真的要为小兄弟打上一架？
台湾“外交部”的叶公超、顾维钧要求杜勒斯发表“带暗示行动的公开声明”。杜勒斯冷冷地说：在当前情况下是“无法去吓唬谁”。他还说，美国“鼓励中华民国国民党撤出大陈”，当然，“美国将提供海上和空中保护”。
父亲回忆说：“看得出，美国很谨慎，它气势很大，但飞机和舰只都在大陈一侧，目的还是在于掩护大陈本岛。彭老总打电话给我，说美国的杜勒斯找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交涉，要我们答应放蒋从大陈撤出去。后来我知道，杜勒斯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通了热线。他问，美军如果协助大陈的国民党军撤离，中共军队会不会阻挠呢？莫洛托夫幽默地说，这个吗，怎么能问我呢？你该去问问中国的总理周恩来啊！哈哈，他也就是这个出息！”
美国第一次因为一个小岛的争执，请求他的对手来替自己斡旋了。
蒋经国亲赴大陈组织撤退，代号“金刚计划”。但历史的细节远不止这么简单，蒋经国对美国是否真会掩护自己撤离仍心存怀疑，同时他也无法断定共产党就一定不会攻击他。但他还能有别的选择吗？
台湾旅美作家江南在《蒋经国传》中这样描述：
台湾来的船团，杳无音讯。（蒋经国）早起盥洗完毕后的第一件事是要同伴刘毅夫“请看看海上有船来吗？”刘说：“我充分了解望洋兴叹的心情了。”
2月5日，经国收到一个宪兵的短柬：“我们在哪里，你就到哪里，哪里危险，你就到哪里。”不错，是“在凄风苦雨中，共生死的感叹心声”。但除此还有什么办法呢？他是总政战部主任，职责所在，又是父亲的儿子，人伦责任，只好“吃吃人家所不能吃的苦了。”经国本想搭机回台北，看看究竟。“怕民众误会”而“迟迟未做决定”。
7日，阴雨连绵，春寒料峭。经国告诉刘毅夫：“到外边去望望吧，今天该有船了。”“夜雨已停，仍是满天低云，我（刘毅夫）跑出渔师庙，上了附近的海边小山头，向东一看，吓，真来了，大概是一艘美国海军的扫雷舰，也许是联络舰，舰身的号码是124号。再往屏风山外边看去，有更多数不清的战舰，像鲨鱼群似的往大海域涌来。我立即跑回渔师庙，报告了蒋先生，他只微笑地点点头，一句话也没说。”
其中之味，不是当事者，谁能品尝得出？
2月8日，“金刚计划”付诸实施。预定在八天半内分批撤走岛上全部军民33777名。由美国提供全部运载舰船。
同日18时30分，浙东前指下达作战命令：解除第60师进占大陈岛的任务，派公安第16师在国民党撤离后，进占大陈岛。海空军任务按原计划不变。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在“金刚计划”实施的第二天，即2月9日19时29分，两架美战斗机擦边进入，刚过浙江松门上空，高炮部队这帮家伙手特快，一个齐射，当即击落一架。战况报上来后，父亲说：“坏了，给周恩来惹麻烦了”；“报上去，陈老总说了声，乱弹琴！”父亲说：“我一直在等反映，不想美国第7舰队司令在答香港记者问时说，有一架飞机因为迷航失踪了。哈！”
以后的事情是，美机起飞4架，我也起飞4架，空中对峙；第二天，美机起飞8架，我也起飞8架，又是对峙；终于有一天，美机起飞100多架次，我也起飞了100多架次。
像两个小孩子打架，有意思吗？父亲说：“这已经不关我的事了。”
2月12日，公安16师先头连登上大陈。此时风光秀丽的大陈岛，只剩下一个不肯走的老人和他养的一只猴子。房屋全部都烧毁了，地雷遍布。排雷时，我一排长牺牲……
两天后，我军先后进驻披山、鱼山、北麂山、北龙山和台山诸岛。
到了第9天，南麂山岛的守军还不想走。父亲说：“炸它！”
第10天，我军轰炸了南麂山岛，海军的狼群又从三面盯上了南麂山岛。
可怕！3天后的一个夜晚，该岛守军逃往台湾。
至此，浙东沿海敌占岛屿全部收复。
对这场仗，军内军外，国内国外，议论者不少。有人认为伤亡大了。伤亡大者说，敌我伤亡1比1．23，不仅高于我解放战争的比例；也高于美军在硫磺岛登陆1比1．21的伤亡比例。不同的意见是：战役计算和战斗计算是有区别的。一江山战斗仅仅是大陈列岛战役的突破之战，大陈是不战而得，把他2万人放掉了。从整个战役来看，加上这2万，敌我对比应该是20比1。纵观历次战役，都是攻坚阶段伤亡远远高于扩张战果阶段。所以，从整个战役看，是得大于失。
也有说，打个芝麻大的小岛，何致兴师动众？但彭德怀就说：“告诉张爱萍，给我杀鸡用牛刀！”没有大规模的陆海空军的狂轰滥炸，大陈能撤吗？美国能出面叫停吗？没有真正实力的显示，台海能平静吗？蒋介石能放弃反攻大陆吗？“用霹雳手段，显菩萨之心。”美国不甩它两颗原子弹，战后的小日本能对他俯首帖耳吗？这，就是战略！
还有议论，说这一仗根本就不该打。我也曾和父亲讨论过，我问到，“通观一江山作战的始末，我怎么觉得上面好像一直挺犹豫的。”我又问：“这么多年了，对一江山一直没有好好宣传过，有许多人讲这和彭德怀挨整有关。是吗？”
每次谈到这里，父亲总是沉默着。是他回答不了呢？还是根本就不想回答。我很难做出判断，因为他不是个爱打探小道消息的人，也不是个很在意别人对自己评价的人。
为纪念一江山胜利50周年，2005年国防大学编了一本书《风驰虎跃一江山》，书中写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并没有出现，而地区性的局部战争成为了主要危险。把一江山作战放到历史的格局中考察就不难发现，此战已经具备了当代局部战争的某些特征。在这场作战中显现出来的众多的特点，如：战略的目标、战役的组织、战斗的规模，三者高度统一；世界各大国介入一个敏感地区的争端，使政治、外交、军事斗争各种手段紧密交织，相互制约；国家最高决策层直接参与并干预到具体的战斗行动……等等，这些都区别于我们战争年代传统的作战模式，以至外军评论是“有限战争的典型战例”。这次战役所反映出来的带规律性的经验，对我军建设特别是军事斗争的准备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可惜我们认识它，已经是在半个世纪之后了。父亲和当年曾在一江山岛上叱咤风云的许多英雄们已经作古了。
随着一江山岛上空战争的烟云渐渐飘散，国共之间长达28年的战争该画上句号了。虽然后来还有过炮击和空中、海上的冲突，但大军压境的战争状态毕竟是结束了。蒋介石呢？反攻大陆的梦想也随之烟消云散。台湾海峡的军事主动权完全转入我军手中。
台湾海峡战争的冬眠期渐渐到来了。
中共最高决策层从一江山岛这个袖珍式的行动中摸到了美国人在台湾海峡的底线。《军委关于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中提出：“台湾问题是西太平洋矛盾焦点，涉及美、蒋和我们三方，全部解决问题是将来的事。”（注：郑文翰《秘书日记里的彭老总》337页）
但双方都还在喊，因为，一定要收复台湾，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攻大陆，也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相互对立的双方，背后的理念又是一致的，都不愿意自己成为中华民族分裂的罪人。这大概就是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吧。
一江山岛，成了国共两党内战走向终结的见证。
写这本书时，我查阅到网上台湾方面对这场战争的描述：
“共军于拂晓即开始以机群、炮舰及岸炮，轮番炸射一江山岛上我军碉堡、阵地、水际及滩头防御设施。一江全岛，已全部笼罩在弹幕下，硝烟弥漫，火光闪烁。至中午，岛上我军阵地、工事、通信，遭受严重破坏，各部队间，已失去联络掌握。午后，共军以小型登陆舟艇为主体的登陆船团，分由南田至海门一带港湾驶出，在大型作战舰艇掩护下，向我一江山海岸抢滩登陆。我忠勇守军，虽予猛烈阻击，但共军借其人海战术，冒死攀登上岸。在战斗过程中，王生明司令，一直坐镇指挥所，指挥所属作战。最后，王司令在电话中报告刘司令官：‘敌军已迫近到指挥所附近50公尺处，所有预备队，都已用上，我正亲自指挥逆袭中，我手里还给自己留着一颗手榴弹……’……话未说完，电话机中传来‘轰’的一声，通话就此中断。刘司令官和我们围在电话机旁的人，都知道王司令已经壮烈殉国，无不热泪盈眶，悲恸不已。王司令虽已成仁，但一江山岛我军仍在继续各自浴血奋战……”
现年62岁的陈学连，当年是大陈防卫司令部派往一江山支援部队的一员，因风浪过大，部队半途折返，陈学连当场落泪，因为，他的父亲是一江山守军的一员，天涯咫尺，他只能困守大陈，等待父亲必然的死讯。他说：“那时候我们年纪轻，只知道想报仇，你到哪里报仇？那儿都是海水一大片，你总不能自杀吧！对不对？”“哪还有命回来，心情上很苦闷，就待在那里。”
对一般人来说，战争是残酷的、血腥的，但战争之所以在人类社会的进程中独具特色而让人难忘，成为文学和人性永恒的主题，也就在于它的残酷和血腥。英国战略家富勒的名言：“除非历史能教会我们如何去展望未来，否则军事史只是一部人类血腥的浪漫史。”
我们不能展望历史，但能回顾历史。一江山战役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当年剑拔弩张的国共之争，随着老一代人的逝去已经变得依稀而遥远。国民党居然沦落到了在野党的境地，他们的政敌共产党甚至为他们惋惜起来。对比搞台独的民进党，好像还是老熟人交情要深些，在北京，两党新一代的领袖握手拥抱。
撤逃到台湾的大陈居民，许多辗转去了美国，他们在异国他乡，艰难创业，聚而不散。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帮人回大陆投资，希望能重建家园。但愿有一天，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能永不再战。
战争，你是人类历史花园中一朵带血的花。
毛泽东是深谋远虑的，由一江山争夺而引发的第一次台海危机，毛泽东说了，还需要看，看清在这场三角博弈中的走势，权衡其中的利弊。他需要时间。因为他知道，摆在这个新兴的共和国面前的真正对手，是世界上的超级霸主——美国。
毛泽东也是个预言家，他说的政治上还要看，不仅体现在时局上，也折射在许多参加过这场战役的人的命运上。
父亲在战后即赴总参谋部任职。他不想去，他说：“上面人事关系复杂……”但哪里不复杂？南京军区（战后华东军区撤销）党委向军委上报了《党委常委对张爱萍同志的意见》的报告。报告里说他骄傲自负，自以为是，独断专行，不好合作，看不起其他领导同志……
一切源于一江山。刘帅找了他，说，我们还是了解你的，但留在这里能干什么？你还是到总参去吧。父亲说：“我想想也是，既然在这里也干不出什么名堂了，那就走吧。”
后来，父亲去南京军区检查工作，张震当时是军事学院的院长，他请父亲和南京军区的领导一起吃饭，当年参加作战会议的领导同志对父亲说：爱萍啊，干了这一杯，过去的事就算了吧！我问父亲，你怎么说，他说：“还有什么可说的？一口就干了呗！”
是军人，就该豪爽些。
若干年后，南京军区的一个领导同志因为历史上的一个处分向军委申述。父亲已经是军委领导人了，他出面讲了公道话。这位同志很感动，写了一封信，为当年附和批评我父亲的事感到很歉意。父亲说：“这种小事，都过去了，哪个还会记得它。”
父亲走后，王德和司令部其他4个处长也倒霉了，说他们是父亲的小圈子，后来在运动中一个个都被查出有历史问题，结果又一个个把他们都撵出军队。王德分到山东省计委。他伤心透了，找到父亲。父亲也急了，叫秘书去调查，找了北京市公安局，查出了有21个叫王德的，逐个排查，总算把他历史上的事给说清了。父亲又找了陈老总，最后由陈出面，才把王德又弄回军队。不过还好，任了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总算人尽其才了，以后又出任大军区的参谋长。其他几个人的下落我就不清楚了。
一江山岛啊，你见证了多少人间的沧桑。
第五章 最高统帅部
1955年3月，父亲赴北京上任，虽然他任副总参谋长的命令在头一年的10月就下达了，但由于一江山作战的原因一直拖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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