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传--创造者与毁灭者-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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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认为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毕加索有时也避免自己处于这种两难境地，一心沉浸到自我世界中去，在那个世界里有极少数的几个知己始终伴随他。毕加索的选择并不总是完全一致。他曾经说：“我凭着喜好程度来衡量事物。”事实上毕加索似乎是凭着急需程度来衡量民众。自从毕加索认识了布拉克（这是继麦克斯皈依基督教之后的又一桩大事），他就不再需要依赖麦克斯来满足友情的空缺了。麦克斯不久搬迁到了昆佩（Quimper），与父母住在一起。他十分不安地给卡恩威勒写信：“毕加索怎么不给我写信了？他生气了吗？”麦克斯总是很紧张和毕加索之间的风吹草动，他在感情上需要朋友之间的爱，或者赞许。毕加索没有生气，只是暂时不需要他了。一般毕加索的生气、激怒和沮丧都是因为不如意，而不是针对具体的哪个人——尤其是麦克斯，这个一贯支持和帮助自己的挚友。
毕加索搬离“洗衣船”才不过一年而已，“洗衣船”现在已经被他渲染上了一层浪漫色彩的金色光环，这金色光环一年比一年加厚。毕加索常常回到这里的旧画室（现在是储藏室）来作画，以逃避克里奇大街上的费尔南黛、白围裙女仆和笨重的桃木家具。
毕加索比往年提前离开巴黎去度假，带着猫、猴子、画布和画架，不过没有带费尔南黛。这次度假的地点是塞雷（Céret）的一个18世纪的修道院弃地。这是在法语区卡塔卢尼亚境内比利牛斯山脚下的一个小镇。马诺罗携妻子托托特已经在这修道院里住了3年，托托特是一个爽快大方的女人，声音低而沙哑。布拉克和麦克斯很快赶到那里和他们会合。毕加索不在那俯瞰樱桃园的大画室里作画的时候，他便以卡塔卢尼亚人的名义作东道，请朋友们去主街上的大咖啡馆（Grand Café）吃饭，要不然就在靠近西班牙边境的山麓杏林或葡萄园里散步。然而8月初的时候，毕加索开始想念费尔南黛了。时间和距离都冲淡了他俩之间的种种矛盾。8月8日毕加索用磕磕巴巴而又稚嫩的法语给费尔南黛写了一封充满柔情的信：
我亲爱的费尔南黛
昨天一整天我都没盼到你的来信，今天也是如此。希望今天下午会给我带来惊喜。
今早布拉克拿给我的信中，我看到那个“吻”已经到了巴黎，我希望过几天你会来这里。
这里比巴黎冷多了，而晚上却温暖舒适。
你别太担心钱的问题，没事的。你最好赶我坐的那趟火车。此刻我深信你会很快到来。布拉克说你下周会到。
我的家人现在已在玛洪（Mahon）了。你要是白天出门一定要带着阳伞。
猴子真让我们开心，我们给了它一个锡罐头盖，它成天就在锡盖上面照镜子，它真聪明。
我的工作进展很顺利，还在画那些东西。
吻你爱你到永远
帕布罗
这封信取得了意想中的效果，费尔南黛终于赶来了，陪他住到9月5日。他们从田园诗般静谧的塞雷回到了巴黎，却赶上了法国媒体上演的一幕好戏，目光焦点是卢浮宫和《蒙娜丽莎》（Mona Lisa）。
8月21日，《蒙娜丽莎》从卢浮宫中被盗。全国最大的博物馆中发生这样的盗案，引起了举国上下对安全设施的愤怒。毕加索一到巴黎，这场好戏比他抢先一步抵达家门。8月28日，一个名叫盖里·皮耶雷（Géry Pieret）的比利时青年拿着一件从卢浮宫偷来的伊比利亚雕像来到《巴黎日报》（Paris Journal）的报社，并且吹嘘打劫卢浮宫是如何轻而易举。这种莽撞之举真是不计后果，又过于招摇。阿波利奈尔读到翌日的《巴黎日报》头条新闻，心惊胆战起来。盖里·皮耶雷有段时间曾给阿波利奈尔当过秘书，他家里就曾摆放过皮耶雷从卢浮宫偷来的这个雕像。更糟糕的是，数年之前，皮耶雷曾卖给毕加索另两尊伊比利亚雕像，这也是他用类似手法从卢浮宫偷来的。毕加索对这两尊雕像非常喜欢，他听从了皮耶雷的建议，把它们藏在一个旧诺曼狄橱柜底层。直到“卢浮盗案”上了法国各媒体头版头条，毕加索压根儿就没怎么去想这两尊雕像。
在克里奇大街，阿波利奈尔和毕加索慌作一团。他们时刻担心被人告发、起诉、坐牢，甚至驱逐出境——毕竟现在大环境中蔓延着排外风气。他们决定有所行动。出于内心恐慌，他俩已开始想要逃离出境。不过好在费尔南黛还保持冷静，阻止了他俩。然后他们就决定把雕像扔进塞纳河（the Seine）销赃灭迹。费尔南黛多年后回忆道：“他们还没搞清楚自己在这出戏里扮的是什么角色，就像两个流浪汉一样装模作样地打牌，内心却在煎熬着等待出门去塞纳河边——其实他俩谁也不懂玩纸牌。”
午夜时分，他俩把雕像装进手提箱里，拎着就去了塞纳河。可是他俩心里鬼鬼祟祟的，一路上看什么也都觉得鬼鬼祟祟。他们来来回回沿着塞纳河畔找寻销赃灭迹的合适地点，每一刻都战战兢兢。最后弄得疲惫不堪还是决定放弃，便回到毕加索的家，继续商议下一步该怎么做。翌日一大早，阿波利奈尔就携赃来到《巴黎日报》报社，在保证不透露赃物来源的条件下，把雕像转交给了报社。报社很快答应条件，继而又很快食言了。9月8日晚，警察来到阿波利奈尔家搜查文件，结果发现了盖里·皮耶雷写的信，于是就把阿波利奈尔逮捕起来，指控他包庇、盗窃并涉嫌卷入一个国际艺术品盗窃团伙。与此同时，皮耶雷已经逃离巴黎，南下途经每个城镇时都给检察官写信，写信的盗案内容也越来越离奇不经，并且自我传扬《蒙娜丽莎》就是他自己偷的。
阿波利奈尔后来写道：“随着桑代监狱（the Santé）大门砰地一关，我就感受到死的气息。然而月色清辉，我可以看见庭院墙上长满了爬藤植物。当我进了第二道门，关上门后我知道那片植物已经关在门外了，我觉得像是到了无人之境，突然涌上失落的伤感。我接受了几次审讯，看手法给我一套’牢服‘：一件粗布上衣，一条毛巾，两张床单，一条羊毛毯。然后穿越长长的走廊，我被带到我的牢房，2区15号。我脱得光溜溜的接受搜查。我睡得很浅，因为牢房里的电灯整晚都开着。”
两天之后，早晨7点，毕加索家响起了敲门声。费尔南黛回忆说：“女仆还没来，所以是我去开的门。门口是个便衣警察，给我看了看证件，自我介绍了之后就要毕加索跟他走，还得赶在9点钟之前审讯。毕加索吓坏了，哆哆嗦嗦衣服都穿不上，我得帮着他穿…… ……他乘坐的公交车往返于皮加勒（Pigalle）和葡萄园（Halle…aux…Vins）之间，很长一段时间成了他的梦魇回忆。便衣警察是不允许传讯人自己出钱坐出租车的。”
这几天来的惴惴不安，警察局里漫长的等待，终于在审讯官的办公室里看见了阿波利奈尔。阿波利奈尔“脸色苍白，蓬头垢面，耷拉着衣领，没扣子没领带，憔悴不堪又弱不禁风，瘦得皮包骨头，让人看上一眼就感到难过。”毕加索完全失控了，他已经考虑不下丝毫的友情、忠诚和诚实了。只剩下求生的本能，哪怕是对不起朋友，他也干。毕加索当着无助的阿波利奈尔，只顾给自己洗脱，毫不留情地声称不怎么认识面前这个人。阿波利奈尔哭了起来，毕加索仿佛一心要超过他似的，也开始发着抖放声大哭。审讯官当庭释放毕加索，但是警告他不许走远，得随时配合案件调查。而阿波利奈尔则被送回了桑代监狱。
阿波利奈尔蹲了5天牢房，一遍又一遍的审讯，他不光被怀疑盗窃那几尊雕像，连《蒙娜丽莎》也被怀疑是他干的。指控人说他是“前来法国洗劫我们博物馆的国际盗窃集团。”9月12日，阿波利奈尔终于被带出桑代监狱，送上了审判席。翌日，《巴黎日报》上登着：“下午3点钟，阿波利奈尔穿过记者、摄像以及前来慰问的报界、文艺界朋友的层层包围，来到审讯室。身边陪着一个警察。阿波利奈尔戴着手铐——监狱的残酷真是没有人情味。
这是诗人阿波利奈尔一生中最难堪是时候。他戴着手铐，衣冠不整地被人拍下犯罪档案照片，经历了自己最贴心最挚爱的好友的背叛，然后于9月12日上午7点被释放。一场噩梦攻陷了他内心深处的恐惧和不安。他苦心经营的社会威望和知识分子的自尊一蹶不振。就在他从牢里放出来之后，仍然有很多人在报纸上、在沙龙和咖啡馆里叫骂”国际精神“，声称”扞卫本土人才，反对外来人的入侵“，还一直揪着”雕像事件“做文章，来搞臭阿波利奈尔、前卫艺术圈，以及那些不受欢迎的外国人。
阿波利奈尔被释放3个月后，给少年时代的好友写信：”我现在还没缓过气来。我心里难受，还在等待着解决的方法…… ……我想知道怎么样才能重新回到正轨。要是被驱逐出境，我会怎么样呢？这些疑问塞满我的脑子，我无法工作。我只求变得平静、低调，而现在我却成了一系列攻击的靶子…… ……“就是到了1月份案子结案了以后，元气大伤的阿波利奈尔还不能置身事外，仍然遭受着辱骂。安德烈·萨勒蒙在回忆录中写道：”他被噎住了，就像是被鱼刺卡住了喉咙。“
更加如鲠在喉的是毕加索的背叛。然而毕加索、毕加索的生活和作品对他而言如此重要，他不得不独自咽了下去。画家埃尔伯特·格莱茨 （Albert Gleizes）写道：”阿波利奈尔被审讯案一事搞得元气大伤。尤其是他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他的一个挚友在法庭上心神大乱，竟然当面装作一副不认识的样子，矢口否认认识他，难道不是吗？阿波利奈尔跟我说起此事的时候，一副很痛苦的样子，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沮丧。“然而在大家面前，阿波利奈尔还得装成若无其事，把自己的沮丧和痛苦掩饰起来。即使他把这件事情在一封信里原原本本地讲述出来，他也没有提到毕加索的名字，而是用”某人“一笔带过。
然而，阿波利奈尔的痛苦在作品中都体现出来了。他投身于一个名叫”奥菲主义“ （Orphism）的新艺术派别，其领军人物是罗伯特·德诺雷 （Robert Delaunay），并且发表了一通”立体主义的解体“的演讲。现在他有了新的画家、新的艺术流派和新朋友来扞卫。雅克·维隆 （Jacques Villon）觉得这是阿波利奈尔在治疗心中的伤痛，他说：”这次演讲跟绘画无关。“而毕加索却选择视而不见。两人之间有很多惺惺相惜和友情的因素，一切看起来都和从前一样。然而，一切都已经不是从前了，即使他俩都在竭力掩饰。
毕加索更加热烈地投入到与布拉克的合作里，他俩更进一步，找到了新的表达符号，把拼贴画引进到越来越严谨单调的解析立体主义 （analytic Cubism）中来。文艺评论界哗然。《日报》（Le Journal）大喊着：”回归蛮荒和原始野蛮，对一切生活美和自然美的摒弃和践踏。“1911年4月毕加索在纽约的照片连环画廊举办的首次画展之后，《艺术家》杂志（Craftsman）也发表其观点：”若说毕加索想要忠实表达自己对自然的感觉研究，那他为什么不去狂热表达自己的情感，转而弄这些毫无关联、毫无美感的东西呢？真是匪夷所思。“画展中的一幅裸体画被画成火警安全出口，而立体主义静物画的得意之处被描述成很像”欧几里得着作的富有象征意味的彩色扉页。“
然而到了1911年11月底，在伦敦的《新时代》（The New Age）上出现了一篇评论家约翰·米德通·默里 （John Middleton Murry）写的评论文章，这篇文章影响深远，直到多年以后，仍然是一篇评论毕加索的权威力作。文章写道：”坦白说我对毕加索算不上了解，也说不上欣赏。我对他是畏惧…… ……于是我敬而远之。太熟就无法谴责，不熟也无法赞美——赞美需要了解，否则就是溢美之辞。“这是第一次有人很明确地把毕加索作品的敬畏和朦胧费解联系起来。后来的赞美（不止于敬畏）也总是和朦胧费解联系在一起。这两个不同的特征得以在作品中结合，正如默里把毕加索和柏拉图相提并论：”我深信是因为自己能力有限，所以不能一路跟随、达到他们的那个高度。“
柏拉图（Plato）在《共和国》（The Republic）一书中要将所有的艺术家驱逐出理想国，只因为艺术家们都只是在摹仿自然，换而言之，最终也就是在摹仿现实。毕加索说：”事实上，人们从来都不摹仿自然，也不是在照搬自然…… ……这么多年来，立体主义只有一个目标：为绘画而绘画 。我们摒弃一切与现实无关的元素。“正如默里所言：”柏拉图在寻找毕加索…… ……他在寻找一种不一样的艺术形式，而这种艺术形式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