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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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传之始，而断以夷、齐居首，何龌龊之甚乎？其言与《探赜》篇不相顾。既而孟坚勒成《汉书》，牢笼一代，至于人伦大事，亦云备矣。其间若薄昭、杨仆、
颜驷、史岑之徒，其一脱“其”字。事所以见遗者，盖略小而存大耳。夫虽逐麋之犬，不复顾兔，而鸡肋是弃，能无惜乎？当三国异朝，两晋殊宅，若元则、仲
景，时才重于许、洛；何桢、许询，文雅高于扬、豫。而陈寿《国志》、王隐《晋史》，广列诸传，而遗此不编。此亦网漏吞舟，过为迂阔者。观东汉一代贤明
妇人，如秦嘉妻徐氏，动合礼仪，言成规矩，毁形不嫁，哀恸伤生，此则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载诞胡子，受辱虏廷，文词有余，节概不足，此则言行相
乖者也。至蔚宗《后汉》，传标《列女》，徐淑不齿，而蔡琰见书。欲使彤管所载，将安准的？
裴几原删略宋史，时称简要。至如张袆阴受君命，戕贼零陵，乃守旧作“宗”，道一作“通”。不移，饮鸩而绝。虽古之鉏麑义烈，宣二。何以加诸？鲍昭
文宗学府，驰名海内，方于汉代褒、朔之流。事皆阙如，何以申其褒奖？
夫天下善人少而恶人多，其一有“有”字。书名竹帛者，盖唯记善而已。
故太史公有云：“自获麟以来，四百余年，明主一无“明主”二字。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废而不载，余甚惧焉。”即其义也。至如四凶列于《尚书》，三
叛见于《春秋》，西汉之纪江充、石显，东京之载梁冀、董卓，此皆干纪乱常，存灭兴亡所系。一本此三句中“干”作“千”，无“乱”字、“灭”
字。既有关时政，故不可阙书。
但近史所刊，有异于是。至如不才之子，群小之徒，或阴情丑行，或素餐尸禄，其恶不足以曝扬，其罪不足以惩戒，莫不搜其鄙事，聚而为录，不其秽乎？
抑又闻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筲之才，何足算也。若《汉》传之有傅宽、靳歙，《蜀志》之有许慈，《宋书》之虞丘进，《魏史》之王宪，若斯数子者，
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群，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见识，阙之不足为少，书之唯益其累。而史臣皆责其谱状，征其爵里，课虚成有，裁为列传，不亦烦乎？
语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故贤良可记，而简牍无闻，斯乃察所不该，谓明不能遍。理无足咎。至若愚智毕载，妍媸靡择，此则燕石妄珍，齐
竽混吹者矣。夫名刊史册，自古攸难；事列《春秋》，哲人所重。
笔削之士，其慎之哉！
卷九核才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难，其难甚矣。《晋令》云：“国史之任，委之著作，每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传一人。”斯盖察其所由，苟非其才，则不可叨居史任。
历观古之作者，若蔡邕、刘峻、一本峻独不书名而书字，非。徐陵、刘炫之徒，各自谓长于著书，达于史体；然观一无“观”字。侏儒一节，而他事可知。
案伯喈于朔方旧误作“方朔”，或误作“方翔”。上书，谓宜广班氏《天文志》。夫《天文》之于《汉史》，实附赘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摭，但当锄而去之，
安可仍其过失，而益其芜累？亦奚异观河倾之患，而不遏以堤防，方欲疏而导之，用速怀襄之害。述史如此，将非练达者欤？孝标持论谈一作“析”。理，诚为
绝伦。而《自叙》一篇，过为烦碎；《山栖》一志，直论一作“是”。文章。句恐有讹字。谅难以偶迹迁、固，比肩陈、范者也。
孝穆在齐，有志一有“于”字。梁史，及还江左，一有“而”字。书竟不成。
嗟乎！以徐公文体，而施诸史传，亦犹灞上儿戏，异乎真将军，幸而量力不为，可谓自卜者审矣。光伯以洪儒硕学，而迍邅不遇。观一无“观”字。其锐情
自叙，欲以垂示将来，而言皆浅俗，理无要害。岂所谓“诵《诗》三百，虽多，亦奚以为”者乎！
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扑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一作“皎”。然异辙。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
而不习于文。其有赋述《两都》，诗裁《八咏》，而能编次汉册，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几何？
是以略观近代，有齿迹文章而兼修史传。其为式也，罗含、谢客宛为歌颂之文，萧绎、江淹直一作“究”。成铭赞之序，“序”字似当作“笔”。
温子升尤工一作“喜”。复语，卢思道雅好丽作“俪”字用。词，江总猖獗以沉迷，庾信轻薄而流宕。此其大较也。然向之数子所撰者，盖不过偏记杂说，
小卷短书而已；犹且乖滥踳驳，一至于斯。而况责之以刊勒一家，弥纶一代，使其始未圆备，表里无咎，盖亦难矣。
但自世重文藻，词宗丽淫，于是沮诵失路，灵均当轴。每当有“值”字。
西省虚职，东观伫才，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怀铅，多无铨综之识；旧讹作“职”。连章累牍，罕逢微婉之言。而举俗共以为能，一作“共为能事”。
当时莫之敢侮。假令其一无“其“字。间有术同彪、峤，才若班、荀，怀独见之明，负不刊之业，而皆取窘于流俗，见嗤于朋党。遂乃哺糟歠醨，俯同妄作，披
褐怀玉，无由自陈。此管仲所谓“用君子而以小人参之，害霸之道”者也。一无“也”字。
昔傅玄或作“毅”，非。有云：一脱“云”字。“观孟坚《汉书》，实命代奇作。及与陈宗、尹敏、杜抚、马严撰中兴纪传，其文曾不足观，岂拘于时乎？
不然，何不类之甚者也。是后刘珍、朱穆、卢植、杨彪之徒，又继而成之，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何其益陋也。”以上并傅玄语。嗟乎！拘时之患，其
来尚矣。斯则自古一有“之”字。所叹，岂独当今者哉！
一无“当”字、“者”字。
序传第三十二
盖作者自叙，其流出于中古乎？一无“乎”字。案屈原《离骚经》，其首章上陈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显名字。自叙发迹，实基于此。降及司马相
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
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无闻。至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放读“仿”。文园之近作，模楷二家，勒成一卷。于是扬雄遵其旧辙，班固酌其余波，自叙之篇，
实烦于代。虽属辞有异，而兹体无易。
寻马迁《史记》，上自轩辕，下穷汉武，疆宇修阔，道路绵长。故其自叙始于氏出重黎，终于身为太史。虽上下驰骋，终不越《史记》之年。班固《汉书》，
止叙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叙也，则远征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录《宾戏》，当汉明帝之朝。苞括所及，一作“闻”。逾于本书远矣。而后来叙传，非止一家，
竟学孟坚，从风而靡。施于家谍，一作“谱”。犹或可通，列于国史，多一作“每”。见其失者矣。
然自叙之为义也，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而相如自序，乃旧讹“及”。记其容游临邛，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
虽事或非虚，而理无可取。载之于传，不其愧乎！又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已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
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
夫自媒自炫，士女之丑行。然则人奠我知，君子不旧作“所”，误。耻。
案孔氏《论语》有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不如某之好学也。”又曰：“吾每自一依经作“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
又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又曰：“吾之先一依经作“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则圣达之旧无“之”字。立言也，时亦扬露己才，或托讽以见
其情，或选与“巽”通。辞以显其迹，终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诸门人“各言一作“见”。尔志，”由也不让，见嗤无礼。历观扬雄已降，其自叙也，始
以夸尚为宗。至魏文帝、傅玄、陶梅、恐误，或当作“梅陶”。葛洪之徒，则又逾于此者矣。何则？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载。岂所谓宪章
前圣，谦以自牧者欤？
又近古人伦，喜称阀阅。其荜门寒族，百代无闻，而骍角挺生，一朝暴贵，无不迫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仪父、振铎，并为曹氏之初；淳维、当作“始均”。
李陵，俱称拓拔之始。河内旧讹作“南”。马祖，迁、彪之说不同；吴兴沈先，约、炯“先约炯”一作“约先后”，非。之言一作“序”。
有异。斯皆不因真律，无假宁楹，直据经史，自成矛盾。则知扬姓之寓西蜀，班门之雄朔野，或胄纂伯侨，或家传熊绎，恐自我作故，旧作“古”。失之弥
远者矣。盖谄祭非鬼，神所不歆；致敬他亲，人斯悖德。凡为叙传，宜详此理。不知则阙，亦何伤乎？
烦省第三十三
昔荀卿有云：远略近详。旧作“录远略近”，误。则知史之详略不均，其为辨旧作“患”，误。者久矣。及干令升《史议》，历诋诸家，而独归美《左传》，
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约，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遗。
斯盖立言之高标，著作之良模也。”并《史议》原文。又张世伟著《班马优劣论》，云：“迁叙三千年事，五十万言；固叙二百四十年事，八十万言。
是班不如马也。”并《优劣论》原文。然则自古论史之烦省者，咸以左氏为得，史公为次，孟坚为甚。“甚”旧作“非”。恐误。自魏、晋已还，年祚转促，
而为其国史，亦不减班《书》。此则后来逾烦，其失弥甚者矣。
余以为近史芜累，诚则有诸，亦犹古“由”通。古今不同，势使之然也。
辄求其本意，略而论之。何者？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闭境相拒，关梁不通。其有一讹“言”。吉凶大事，见知于他国者，或因假道而方闻，或以通一
作“同”。盟而始赴。苟异于是，则无得而称。鲁史所书，实用此道。
至如秦、燕之据有西北。楚、越之大启东南，地僻界一作“远”，非。于诸戎，人罕通于上国。故载其行事，多有阙如。且其书自宣、成以前，三纪而成一
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一作“各”。占一篇。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一作“事”。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原注：杜预《释例》云：文公已上六公，书日
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六公，书日者四百三十二。计年数略同，而日数加倍，此亦久远遗落，不与近同也。是则传者注书已先觉之矣。此一作“左”。丘明
随闻见而成传，何有故为简约者哉！
及汉氏一作“时”。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无思不服。会计之吏，岁奏于阙廷；輶轩之使，月一作“日”。驰于郡国。作者居府于京兆，“府”
字旧讹在“京兆”下。征事于四方。用使夷夏必闻，远近无隔。故汉氏之史，所以倍增于《春秋》也。
降及东京，作者弥众。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门甲族，代一作“世”。
多髦俊。邑老乡贤，竞为别录；家牒宗谱，各成私传。于是笔削所采，闻见益多。此中兴之史，即《后汉书》也。所以又广于《前汉》也。
夫英贤所出，何国而无？书之则与日月长悬，不书则与烟尘永灭。是以谢承尤一作“周”。悉江左，京洛事缺于三吴；陈寿偏委悉也。一作“安”，非。蜀
中，巴、梁语详于二或作“一”，非。国。《蜀志》最短，何以云然？
恐兼寿所撰《益部耆旧传》而言。如宋、齐受命，梁、陈握纪；或地比《禹贡》一州，或年方秦氏二世。大地之偏小，年之窘迫，适使作者采访易洽，巨细
无遗，耆旧可询，隐讳咸露。此小国之史，所以不减于大邦也。
夫论史之烦省者，一无“者”字。但当要一作“求”。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弟以多少，理则不
然。且必谓丘明为省也，若介葛辨牺于牛鸣，叔孙志梦于天压，楚人教晋以拔筛，城者讴华以弃甲。此而毕书，岂得谓之省邪？且必谓《汉书》为烦也，若武帝
乞浆于柏父，陈平献计于天山，长沙戏舞以请地，杨仆怙宠而移关。此而不录，岂得谓之烦邪？由斯而言，则史之烦省不中，衷也，不衷于一也。从可知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