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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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有关电影厂的追悼会见报。曼萍的名字，也在这些已亡故的艺术家之中。另外，我本人得以平反的消息也传开了。从第二年元月直到春节期间，许多人来探望我。在以往那阴郁的日子里，要与我保持距离或回避我们母女俩的亲友，现在表示出我是他们最亲热最接近的人了。他们喋蝶术休地表示为我担忧，为曼萍的早逝丽流泪，有些人想搬过来与我同住，以便可以照顾我。也有人提出，要把他们的孩子过继给我。但没有一个人企图向我解释，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他们之时，没有人给我一丁点的同情和帮助。不过他们对此毫无羞愧之意。一是因为当时他们自己也陷入困境之中，二是因为这些人和其他成千上万中国人一样，生活在极左派的阴影里。他们想，我对此是能够理解的。
银行归还我的钱钞，即便不算抄走的现金，我也花用不完。在居委会支部书记处，我得悉文革中被红卫兵破坏的托儿所幼儿园，将计划重建。我向支部书记捐献了六万元人民币（按一九七八年的汇率，约合四万美金）。我还将现金作为礼物，送给我和丈夫的亲戚，还有曾经帮过我忙的青年、我的老佣人，及亚细亚老职员的遗属。她们的丈夫们，已在文革中去世了。政府为了吸收落实政策时发出的货币，在市场上投放了许多家用电器，如日本进口的电视机、电冰箱等，还组织旅游社开展风景区的游览。投放的商品价格昂贵，如日立牌二十英寸彩电，定价在两千元人民币以上。但上海市民对消费品的需求，已如饥似渴，因此大家都急着要抢购。
一九七九年新春，中美正式建交了。这种外交关系的发展，解除了人们从前学英语时所持的种本能的恐惧。当我每天清早，去公园参加太极拳训练班时，可以看到在长椅上、走廊里、亭楼间，到处都是在大声朗读英语单词的青年。〃美国之音〃广播的英语课，也极受人欢迎。青年们都敢于购置高灵敏度的收音机以便收听外语广播。事实上，除了英语课，他们也收听英语新闻广播，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政府并不采取措施以阻止这种倾向，即便不学习英语的人，也可以公开收听〃美国之音〃。过去在中国，一贯禁止收听短波，那些秘密收听的人，也绝不敢把听得的内容四下扩散传播。
现在大家不但自己听，还要公开议论。学校里英语被作为第一外语，就是只有七、八岁的稚童，也在学习英语。如今，每每碰到当年称我为〃特务及帝国主义走狗〃的小学生们，我也以〃good morning〃和〃good afternoon〃与他们招呼。
新年过后，上海外语学院英语系党支部书记，来登门邀请我任他们的英语教师。
〃我是专程来聘任你参加我们的英语教学工作的。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培养外语人才，尤其是英语方面。我们英语系正在筹划扩充人员，拟招聘一批新教师。〃他多少带点矜持地笑着说了一通，为当前掀起的英语热而感到欣然。
我已听说过，过去亚细亚公司有一位医生，也被上海外语学院聘去当英语教师。但我却不愿受聘，因为这会影响我出国的。无职业，是我可以取得出国护照的有利条件。因为如是，当局就不可能再以〃工作需要〃而来留难我的申请了。但我必须委婉地推辞掉，不致惹得他们不高兴。
〃你们的登门拜访让我感到非常荣幸。〃我说：〃你是系的书记，担子很重，却仍在百忙中抽时间来聘任我，我真觉得十分光荣。但我想我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过去曾有过一段十分不愉快的经历，而且我还动过一次大手术。这些我都了解。〃他说，〃我已和公安周联系过了。既然你已经与公安局联系过了，那你也一定知道，我是最近才获平反。我需要时间处理一些个人的私事。〃我对他说。
〃你愿意为人民服务吗？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著名口号。这是从一九四四年毛泽东追悼共产党员张恩德之死的一篇文章里摘录出来的名言。每当共产党对人们提出任务而不被对方所接受时，就会用〃你愿为人民服务吗？〃来质问对方。
自然我不能对他说我不愿为人民服务，因此只得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来权且应付一下。
〃你能同意让我在家里收教学生吗？你意思是，个别给他们辅导？是的。我怕我们学校无这种先例。你不来学校授课，我们怎么给你支付薪水呢？我可以不计报酬，义务教学。正如你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嘛。〃他沉吟了一下，说：〃我把你的意见带回去与学校讨论一下，决定后再与你联系。〃他告辞了。
从此再也没有声息了。我给他出了个难题，令他手足无措，却也顾全了他的体面。这样不是我回绝了他，而是他回绝了我。这是对付某些〃老子说了算〃的人的唯一妙策。
新恢复的美国领事馆，位于淮海路，离开我每天练太极拳的小花园很近。每天清晨我往返公园路过此地时，总看到领事馆外，站着长长的队列，人们极有耐心地等待着出国签证。我的学生们，也常会带来一些有关他们的亲友领取护照的各种情况。这时，青年人已不再议论关心江青有多少情夫，文革中到底死难多少人，而是议论某个领导人在交换留学生计划中，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美国去了。现在中国欢迎海外来人的访问。来自各国的华侨，潮水一般涌回大陆省亲访友。他们带回许多消费品来馈赠亲友，并帮助文革中失学的亲属子女出国深造，特别去美国。这一着，已成为举国老少迫切的愿望，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一九七九年，中国的政治形势一片大好。虽然华国锋仍任党和政府的首席领导，但邓小平的地位已日渐巩固。许多〃四人帮〃的爪牙已从各级领导机关里清除出去了，空气日渐轻松，广大老百姓对前途表示乐观。人们企待着，能重现五十年代中期开展反右以前的那种局势。
我计划在政策可能再度收缩以前，将出国护照拿到手。问题是我将以什么理由申请，这理由一定要恰当并且要保证能得到批准。因为如果一旦遭到拒绝，这一决定将记载在我的档案内，那会影响以后的申请了。
一天晚上，在我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时，得知中国在向美国申请要求获得最惠国资格。这以前，我曾在报刊上读到过一条新闻，说美国国会曾通过一项法令，阐明最惠国称号，不能授给那些阻止家庭骨肉团聚的国家。那时指的是苏联。因为俄国境内有一大批犹太人，在等待去以色列。我料到，中国共产党也会得悉这个讯息的。因此当我关掉收音机时，不禁暗道一声：感谢上帝，赐给我机会，及时得悉这个重要新闻。看来，这个讯息估计不会在中国报刊上出现的。
我在美国有两个妹妹，上海解放时，她们都在美国求学，以后就在美国结婚定居了。一九三五年我去美国时，小妹妹还是个小女孩。我们已有四十多年未曾见面了。海伦，我的另一个妹妹，曾在两年前，伴随着她丈夫回上海，进行一次短期旅行。此后，我俩就经常通信了。我立即给我妹妹去了封信，要她给我发一封邀请书，请我去和她们一起〃家人团聚〃。海伦似乎对这一切十分了解，很快就给我回了一封措词恰当，并具有她俩亲笔签字的邀请书。
三月初，当太平洋的暖流姗姗来临时，湿润的春风也唤醒了路侧一度被冻僵了的大枫树。我满怀希望来到徐汇区公安局的护照及国际旅游证件签发处。待我到了那儿，我才发现，自己已迟了一个钟头。
虽然办公室要到八点正才开始接待，而当时只有六点四十五分，但大门外已排起一条长龙了。到了七点三十分，铁门拉开了，我发现自己在这漫长的队列里的位置，正居三分之一之处。我们随着这条长龙缓慢地往前移动着，鱼贯进入接待室。
我紧挨着一个女孩子的肩后进了门。其他的仍旧留在队列里，在院子里静候着。宽敞的接待室里已人满为患。有的紧挨着挤坐在长凳上，有的就在走廊里排成队列，个个都表现得文雅礼貌。八时正，办公室的门开启了，人们一个个秩序井然地逐个依次入内。凡拿到一张空白登记表的，出来时都笑逐颜开。而那些空着手出来的，神情就显得有点沮丧了。排在我前面的那个姑娘，已占到了一个座位，我就挨着她坐下。
〃你想出去吗？〃她轻声问我。
我点点头。
〃去哪国？〃她问。
〃美国。〃我哑着声说。
她双目一亮，眉开眼笑地说：〃我也去那里，去会我那从来不曾见过面的父亲。一九四九年他离开上海时，我还未出生昵。是他邀请你去的吗？是的。他在那里开了个餐厅。他说过如果我愿意，他可让我在那里就业。你在上海有工作吗？没有，我在待业。文革中我们遭了许多难，因为我母亲没有与我父亲离婚。红卫兵们说我妈妈是美国派遣特务，她在五七干校里丧了命。最近才给她平了反。〃她红着眼睛说。
〃希望你去美国后过得快乐。〃我说。
〃我还有些害怕，不知道我那继母会不会喜欢我。你说政府会批准我去吗？〃她无把握地问着我，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噢，会的。我看你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你去过美国吗？去过，那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看，假如我要去那儿定居，首先得作些什么准备？你得找个老师辅导一下英语。我现在正在用功学英语。〃她颔首说。
在我们轻声聊天时，已渐渐挪近门口了。再稍稍过一会，那女孩子先进去了。不多功夫她就脸带笑容地出来了。她俯身就着我耳边说：〃我拿到了。〃说着，就把手中的申请表扬了一下。
〃下一个。〃房里叫着，我就进去了。
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位体态臃肿肥胖的中年妇人。桌子对面置着一张空椅子。桌上除一本空白的拍纸簿、一支铅笔外，别无他有。整个房间空旷得很，无其他陈设。看上去，她的表情恹恹的。也难怪，整整的一个上午，她轮番接见了一大群以各种借口要想离开中国的来访者，这可能是件很败人胃口的差使。
〃你呢？〃她时我大声嚷嚷着。
我在她对面坐下，说：〃我想申请去美国探望我的两个妹妹。有个妹妹，我们已有整整四十四年没有见过面了。你为什么要去探望她们？家庭团聚嘛。我们已有多年没有见面了，希望能骨肉团聚。她们不可以来上海看你吗？许多人都从美国回来探望的。〃她说。
〃我有个妹妹曾经和她丈夫来上海探过亲，但还有个妹妹实在太忙了，她抽不出时间来看我。你在哪个单位？〃她问。
〃我没有单位。〃我说，〃我现在不工作。从前你在哪个单位？文革以前，我在一家外资公司工作。你叫什么？在哪一家外资公司？〃我将详情一一禀告了，她把这一切全记录在那本拍纸簿里。
〃文革中，我曾被非法逮捕过，但现在已平反了。〃我说。
她紧蹙着双眉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我知道她有点感到棘手了。当然她这是怕自己犯错误。我怕她不肯接受我的申请，忙忙开口说：〃公安局的上级领导我都认得，韩局长及其他领导都来过我家。你可否先让我填好申请书，然后再由他们按政策范围来决定？〃她考虑了一下，说：〃好吧，给你申请表格。待填好后，连同所有指定的必要证件一起交上来。我有两个妹妹的邀请信。〃我告诉她。
〃另外，还要带上你的平反书和户口簿。〃她边说边继续打量着我。自我把韩局长搬出来后，她的态度显然要和气多丁。
我想，她一定在恩忖着，我是怎么会认识公安局的这些领导的。同时她或许也在思忖，她刚才的态度是否太生硬粗鲁一点了。她的目光仍在我脸上滞留着，一边随手打开抽屉，拿出一份申请表给我。
我对她道谢后就走了。在外边接待室里候着的人都很关心我有否领到表格。后来，一位与我颇有同感的学生，告诉我这些人之所以如此关心我有无领到表格，是因为公安局每天发出的申请表是有限额的。从办公室里出来的人领到的表格越多，那么留给还在外边候着的人的额子就越少了。
待我回到家里，却即刻大吃一惊，原来那个胖女人出了差错了，她发给我的是赴港的旅游申请书。我得再去跑一趟，向她换回来。我匆匆再赶去那里，向还候在那儿的人说明情由后，他们倒也通情达理，提前放我进去了。
我跟那胖女人说她弄错了，她就给我换了份表格，也没跟我道歉。
次日，我将仔细填好的表格及其他一些必要文件一并交到公安局。我估计起码要一年之后才可能给我答复。在一九七七年，凡申请出国的护照一般都要这些时候。但我知道，文革前申请去港的许可证，往往要等上几年，然而不管怎么说，我的运气还是颇不错的。因为那个胖女人好歹接受了我的申请。她在公安局的职务虽然不算高，但她的权力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