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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呷了几日冰茶，通身似感到沁凉了些，我就到隔壁自己卧室里躺下。虽然还是觉得闷热异常，却也睡着了。蒙拢中，只感到有人使劲在推醒我，那是我的房间娘姨陈妈。
我看看床头的钟，才清晨六点半，但窗外已是骄阳高照，室内的气温，也已升高。
〃戚和另一个你的同事来了。〃陈妈说。
〃有什么事吗？〃我瞌睡蒙陇地问。
〃他们啥都没说，不过，似不大客气。他们自说自话就闯进客厅，往沙发上一坐，不像从前那样候在过道里。〃陈妈说。
〃那么，那还有一位究竟是谁？〃我一边问她，一边走进浴室。戚是工会的副主席，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我与他有过几次接触交往。他为人还是比较正派和通情达理的。
〃我不知道，这个人从未见来过。他会不会是个保安人员？〃陈妈说：〃这个人长得瘦瘦长长的。〃据陈妈的描摹，我猜想，那人可能是亚细亚工会里的激进分子之一。我们机构里没有党员，但从工会一些活动迹象来看，他们是受工会委派来监察我们办事处的。我向来与他们无直接交往，他们多数是保安人员。
老赵在外边轻轻叩叩门，然后递给陈妈一只托盘，并在门缝中说：〃他们催太太要快点。知道了，〃我吩咐老赵：〃跟他们说我就下来了，你先招待他们一些冷淡和香烟。〃我有意识地磨蹭着，我需要时间好好考虑一下，来应付即将面临的一切。他俩这次大清早来访，凶多吉少。不管怎么说，在中国，当需要大家参加某次会议或听政治报告，很少是在事先个别通知的。领导要求每个人自觉立时放下手头一切事务，去出席各种会议。不知他们究竟要我参加什么样的会？据我所知，上海市总工会已对亚细亚公司的原职工一一划档对号了，以使他们以后能在我们政府机构安排下，与其他老百姓一样接受低工资标准的待遇。
我一边呷着红茶，吃着烤面包，一边再次将亚细亚公司解散前后的种种情况，在脑子中细细回顾一番；同时，也自省了一番自己在公司和政府机关谈判时的表现。我自认每次开会星然是陪伴总经理一起去的，但我本人，并未参与任何讨论。我的任务，是在回到公司后，再与总经理一起细细讨论并提一些建议。我暗晴打定主意，如果一旦他们问及我有关亚细亚的一些事，我就与他们打拉锯仗，让他们直接去伦敦调查好了。
我套上件自衬衣，一条灰布裤，并穿上双黑布鞋，这是中国妇女出入公共场所时的流行装束，以此避免使自己在众目暌、睽之中太显眼注目。在我下楼时，我已考虑到，这两位大清早就闯入的不速之客，或许会有意为难我，要从我身上找什么碴，因此，我故意把步子放得悠闲缓慢，极力做出镇静自若的神态。
当我步入客厅门口时，那两人正岔手岔脚地瘫坐在沙发上，各人跟前的一杯冰镇果汁，却是原封未动。看见我，戚习惯地弯身而起，那另一位，却依旧纹丝不动，这时，戚显得颇有点尴尬，涨红着个脸，又讪讪地重新坐下了。我走到他们跟前，那一位激进分子依然故我，岿然不动。看来，这是一种有准备的失礼。一九四九年解放不久，我居住地公安局一位负责人，初次在我家进行察访时，也是这样。他一进大门，就粗鲁地把老赵一把搡在一边，自说自话踩入我的客厅，并且〃卜〃一下，把痰吐在地毯上。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以粗鲁的行为显示自身权威的人。以后，我曾目睹有的基层干部，也经常如此，故意用过度粗鲁的行为来掩饰自己内心所滋长出的那种自卑。
我佯装对戚的狼狈与那一位的无礼浑然不觉，在一把安乐椅上坐下，轻声细气地发问：〃你们两位大清早这般赶来，到底有什么事吗？我们通知你去参加一个会议。〃戚答。
〃你如此磨磨蹭赠的，我们要迟到了。〃那一位则接嘴说，并立时霍一下站起来。
〃什么会？〃我问：〃是谁主持的？谁让你们来通知我参加这个会的？你没必要噜噜苏苏打听这么多。没有上级的指示，我们也不会来的。反正全部亚细亚的旧雇员，都必须参加这个会，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会议。〃那位激进分子没好声气地叨叨说着，顿了一下，又加了一句：〃你晓得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但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贸易公司工作，又不是文化单位。〃我说。
〃毛主席讲过，每个中国人，都要参加文化大革命。〃戚说。
这时，他们都不耐烦地催着：〃快点了，我们要来不及了。〃戚也站起身了。我看看壁炉架上的钟，正是八点一刻。
陈妈拿着我的手提包和一顶浅蓝的丝质折叠伞，在过道上候着我。我在接过它们时，对她笑了笑，她却没有笑，只是默默地看着我，看来，她在为我担心。
〃我回来吃午饭。〃我宽慰着她。
她只是点点头，依然默不作声。
老赵垂手侍立在敞开的大门边，他也在为我担心。但他什么也没有说，只在我们跨出门口后，悄然把大门关上。
他们对我的担扰，是可以理解的。众所周知，十七年在极左路线干扰下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有的人就这样跨出了自己的家门，却没再回来。
路上行人并不多，公共汽车里却很拥挤，乘客们的神情都严肃拘谨。如是一路上颠颠簸簸的，直至九点才到达。
会议借第一技校礼堂作会场，许多青年男女学生，早已聚集在门口了，看见我们，有人就叫牙了：〃来了来了。〃这时，里面走出一个人来，颇不耐烦地对那两个带我来的人说：〃怎么搞的？去了这半天，会议定在八点开始的。〃他俩朝我扫了一眼：〃你去问她吧。〃就扔下我匆匆进入大楼。
那人对我说：〃过来！〃我就随他进入会场。
宽敞的会场已已挤得满满的，前排长条凳上，坐着亚细亚的医生及高级职员。至于司机、门卫、开电梯的、工友、小职员及一大群学生，则坐在后排，那些年轻人可能是技校的学生。还有许多人立在过道上及后排的空位上。火辣辣的阳光从窗口逼入，但在这样闷热窒息的会场里，却很少有人煽扇子，空气中，充满一种紧张和观望以待晦气氛。
我们大家在同一办公室里共事有九年了，几乎可说是天天见面的，但当我与前排的高级职员擦肩而过，进入被指定的座位时，没有一人与我打招呼，大家好像都成了陌路人似的。他们中多数将目光避开我，少数人与我对视了一下，我从中看出，他们正处于困境之中。
我不知道在亚鲴亚宣告结束几个月来，他们是如何度过这段时光的。事实上，他们是真正的牺牲品。在他们之中，多数人为亚细亚服务多年，有的是在二十年代就进入该公司了。在日军占领上海的沦陷期问，不少职员长途跋涉，辗转来到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的亚细亚公司工作，却把自己的家眷留在沦陷区。而留在上海的职员，则宁可忍受各种经济困难，也拒不为日本人所接管的亚细亚当时易名为日本石油公司服务。许多公司职员而今已年届花甲，进入退休年龄了。政府当局为接受亚细亚所缔结的资产负债协议书中洋细申明，他们将由中国政府机构分配工作，但却未提及她们能否分配到与亚细亚地位相当的工种及待遇。事实上，他们仅只能当当小职员，或者一般翻译，领取低薪或低额退休金。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敢反对协定，因为这是政府要求他们接受的。最后的一任总经理和我，都曾试图要求工会提出保证，保证他们离开本公司后能得到相应的待遇，但他们告诉我们说，每位职工都乐于接受协议所规定的精神。
在最后一次亚细亚公司工会会议上，工会主席话对我说：〃每位职工都为能从外资公司服务的不平等地位中解放出来后韵光明前途，而感到欢欣。他们都愿当国家机关的职工，为社会主义作出贡献。〃这种官方的提法，是难以使所有的人相信的。在公司后期，到我办公室来的一些高级职员都无奈地摇摇头：〃没有办法。〃会议从上午九时开到中午，大约要休会了，此时已足足开了三个多小时，会场内气温随着正午的到来而升高，我想必须保存精力，等待会议主持人的发言。那狭狭长长的条凳，与抗战时重庆防空洞内的长凳一般令人不舒服，我已满头大汗了。我打开拎包去掏手帕，同时瞥见陈妈放入包内的一把檀香扇，绢面上是我的美术老师画的一幅芍药花，我用扇子驱散一些室内的汗气和人气。。
突然后面一阵骚乱，只见几个男子，穿了短袖衬衫，过膝的粗布短袄，从后面门口走进来，径自登上台，其中一人走到铺上白布的主席台前，另几个，就坐在他身后一排椅子上。在中国，没有人能从某人的服饰来判斯他的生活情况，因为每人都穿得像无产阶级。中国人解释无产者为〃一个没有财产的人〃。有的中国人认为，在当时表现得寒酸贫困，是既安全又时髦的。因此我不能肯定那位会议主持者是属于哪个级别、何等地位，但我想，他大半是工会的总领导。
〃同志们！〃他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起并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我们将战无不胜。我们无产阶级形势一片大好！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努力深入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空前绝后的大好机会。这样能提高我们的政治警惕性，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分清人民和敌人。
〃社会主义的敌人是非常狡猾的。有些人打着红旗反红旗，有些人笑中藏刀。他们勾结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妄想让中国人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你们能允许他们成功吗？不！当然不答应，一百个不答应！
〃上海解放十七年了，然而直到最近，外资公司仍留在市内。他们的办事处，占据了最好的地方，他们的汽车，在我们的马路上奔驰，外国人和少数忘了自己国籍的中国人，为他们服务，还傲慢地四处吹嘘他们的丰功伟绩。我们知道这些公司都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他们希望能继续在中国进行剥削。我们中国人民是不能容忍这些的，因而，我们关闭了他们的公司，赶走了外国人。这个公司的许多中国职员都被他们腐蚀了，他们的思想混乱不堪，我们必须看清。事实上，他们之中，有些是绝对反动的。我们的任务是落实毛主席的教育改造他们的政策。几个月来，我们为他们办了政治理论学习班，但没有人能接受改造。进行自我批评和认罪是改造的第一步，假若他本人不面对事实，并承认自己的罪行，那么，为了让他更好地进行自我批评，必须首先接受他人的批评。今日召开的大会是对陶方进行批判，并由他自己作自我检讨。
〃大家都知道陶方是何许人？三十五年来，他一直是亚绀亚公司的走狗，这家公司是一家大型的跨国公司，世界每个角落都有它的机构在牟取暴利。用列宁的话说，这是资本主义企业中最凶恶的一种剥削方式。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水火不柏容的，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公民，陶方不能为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的利益服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帮助他，希望他能看到光明的一面……〃当我听到我们公司过去的会计主任陶方，是这次大会的对象，感到非常意外。因为我一直认为，他们对陶方的印象是比较好的。他的大儿子曾在五十年代，被派往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留学，后来又加入了共产党。我知道每个送往国外学习的青年，必须对其家庭出身进行全面审查，其中也包括他父亲的工作及政治观点。对陶方必然在他儿子出国时就通过了审查，我不懂为何现在要揪出来批判。
解放以来，我曾仔细阅读马克思的著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写的一些理论文章。我感到，社会主义在中国，似乎只是摸索试行的阶段，尚未形成一套固定格式。我想或许是共产党的政策经常在变动，致使它像天平上的砝码一般，一直在左右移动着，当情况走向极端化而发生问题时，北京方面就执行一些调整的措施，然而有时也会矫枉过正，便再进行调整。但其关键在于，吃大锅饭的经济制度阻碍了生产力发展，而中央的经济计划，又顾不了基层的实际情况，从而影响了群众的积极性。
当上面的政策发生了变化，价值标准也就有所政变，昨天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今天可能就不对了，如此摇摆不定。因此，基层领导的指示和措施，仅能在一个时期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