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李森与索罗斯-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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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的帐户馀额呢？”
“十四亿五千万日元。”
“现在，你好好地听我说。我想要你将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从客户帐户转移到交易所帐户上去。”
“这样可不行！”她说。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我的手将电话捏得更紧，“你可以马上再反转过来。但是我需要你做前面的那次转移，这样花旗银行使可以发给我们一份交易所已收到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付款的清单传真。”
“好的。”她的话语中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她一定认为我是疯了。像清算室的那些女职员一样，她一直对我忠心耿耿。我对她们好，为她们赢得很多的奖金，而她们则以对我忠诚来予以回报。
回到家门口，我按响门铃，确信丽莎不在家。假如她在家的话，我会马上逃走的，我像个贼似的开了自家的门，然后向传真机走去。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传真机上拨了我办公室的号码，将两封伪造便函以罗恩·贝克尔与理查德·霍根的名义发给我自己。然后我离开公寓，开车驶向办公室。我为自己感到羞愧，我已经被逼到像一个卑劣的罪犯伪造文件的地步了。
在八八八八八帐户上做手脚时，我心中尚有一丝欣慰，那就是不管怎样，我还是在为消去那笔压在我身上的亏损而奋斗。我本可以向上级承认以前的亏损，但我却选择了靠自己一人去奋斗。我本可以清白地被已林银行解雇，然后脱离那笔亏损，事情也可以得到解决，但我却一次交易又一次交易地往下做，结果使自己在亏损中越陷越深。在每个月底的时候，我都要设法掩盖亏损，但亏损在周转之后依然没有消失。我避免将亏损具体化，所以从理论上来讲我还是能够透过交易将损失弥补回来。在这种没完没了的利润的压力之下，我放纵自己的犯罪心态，使之变得扭曲，使亏损也变得更加隐蔽。在这种隐蔽下，亏损一直只是些看不见的数字，而不是真正的钱币，而隐蔽的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也只是些手腕的戏法。
但是，一旦伪造了这两份文件，我明白自己是彻底被毁了。这是犯了伪造罪啊！在此之前，我只是在撒谎，拒绝将数目分开以防别人容易发现，并向伦敦总部提出令人难以忍受的资金要求。如果我将来有一天会站在陪审团的面前，也只需承认会计工作中的失误，当然也可能会带有一些欺骗的性质。
但是现在，我又给自己新添了一个罪名，而且不能声称别人应对此负责。我不能用“撒谎”的名义来蒙混过关，因为我的确剪下了某个人的签名，将它用胶水粘到另一页纸上，然后带回自己的公寓，再用别人的名义将它传真给自己本人，现又打算将它交给瑞琪儿·杨，再由她转交给审计员。假如花旗银行不给我发来显示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转移帐户的清单，我将前功尽弃。此时我感到眼眶中流出了一股羞耻的热泪：我的行为的确像个罪犯，我成了一个罪犯而不能自拔。我被自己所编织的欺骗之网所困，就要淹没在八八八八八帐户的缠绕之中。为了挣脱出来，我需要不择手段，道义对我已不复存在。
二月三日，星期五
审计部终于签发了一份不合格的有关巴林期货新加坡分部综合一览表的审计报告。我被验审通过了。
我出去到厨房里弄些水。当我回来时电话铃响了，整个下午任何只要与我有一点关系的人都打来电话，询问有关SLK应收票据的事。此事开始闹得沸沸扬扬了，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说法。我直接了当地告诉他们这只是一起记录上的过失，钱明天就可以追回。没有人详细地问我是怎样将这七十七亿八千万日元从巴林借出去的。根据我在雅加达时所获得的经验，一旦涉及到某个问题的细节，没有哪一位高级官员愿意亲自去进行调查从而卷入麻烦之中去。他们总认为自己不属于做这种事情，而让其他人代劳。所以我这次也十分幸运：对于我的伪造一案，许多主管只是闲谈而已，他们绝不想深究，甚至不敢问我一些基本问题，因为他们害怕别人笑话自己不懂期货和期权。
我一直等到自己的电话结束，总机将线转给办公室的其他人，然后坐下来马上又拨打电话以防止又有人打电话问我。
我拨了沃特福的一位朋友的电话闲聊。在我拨电话号码时，丽莎走了过来，将一张用3M留言单写的便条放在我的办公桌上，便条上写着：“托尼·霍斯：紧急！”我不加理会地继续拨号码与史蒂弗通话。我们有好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他妻子己怀了孕。就在我们闲聊的时候，我抓起托尼。霍斯的那张便条，将它揉成一个小团，然后向垃圾桶扔去。令我惊讶的是纸团居然投中了。我马上向史蒂弗描述：“六码之外投纸团，一下子就进了。”我向他吹嘘。
“别骗人！”他说，“你简直就是个周吉威尔逊！”
“只要我不变成像艾力克那样的怪人就行。”
“你体重增加了吗？”
“这还用问？”
“但你不可能超过卡斯。
“是啊，不过她怀了孕，是个例外。”
我看了看手表，发现自己已经聊了几乎半个小时。最后我挂了电话，猛然想起还要与一朋友共进晚餐，而时间就要到了。这时我才给托尼·霍斯打电话。
“我是霍斯。”他说。
我总是对他一口纯正的伦敦口音感到惊讶，他的声音听起来显得傲慢、自大。我总有这么一个怪念头，那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会顺着他的声音问：“说话的人是个妓女吗？”
“托尼，我是尼克。刚得到一张条子，说你需要和我讲话。”
“还是有关SLK和BNP的事，”他急切地问，“我一直困惑不解的是你是从哪儿弄到那笔钱去支付的？我指的是那笔与七千八百万美元等价的那笔钱，帐目加起来不对呀！”
当然不对啦！我几乎要喊起来了，这是三岁的小孩都知道的事。这笔钱是我变戏法弄出来的。其实我去爱尔兰时未吻巧言石，我们都感到特别的疲累而且不想回来。这笔钱完全是无中生有，伪造出来的。
“托尼，这是很明显的事，”我以一种耐烦的口吻说，“这笔钱来自过去的六个星期里你给我们汇来的资金。因此，当钱被用来支付时，你会发现一笔减少掉的资金，是用大小相等，符号相反的数字表示的。”
“是吗？”托尼迟疑地说。
“但将有一笔相同的资金归还给你。”
“你的意思是有一部份资金被用来支付？”
“对啦！托尼。”我宽慰他，似乎明白他刚听懂似的，“我们明天就会归还你那笔钱。”
“那就好，”他说，“不使我们的资金受损就好。唉！这些天我必须同时处理好几件事。”
“这的确很难。”我口是心非地说。
“是的。”托尼说道。
“好，”我找了句话告别，“我得马上走了。我们和朋友约了要一道去吃晚饭而现在要迟到了。”
我知道托尼会理解要有朋友吃晚饭这样的托辞，就像他不能理解必须匆忙去干某件工作那样的藉口一样。
我放下电话，给丽莎留了张纸条，要她在系统中记录下一些期货的抛售，这样可以平衡一下我最近为八八八八八帐户进行的期货购买，而且可以导致SIMEX电脑计算出SIMEX欠巴林银行钱的结果。这进而会使得SIMEX透过花旗银行将这些钱支付给巴林伦敦总部。如果这种做法不奏效的话，那么我只有再梦想出另一个藉口，看是否能掩盖事实。我诅咒市场的变幻，而那帮人却从来不考虑它。我将十指交叉着离开办公室，将所有的烦恼抛到了脑后，回家去度过另一个晚上。我知道自己所剩的时间不多了。
这天晚上，就在我要上床睡觉之前，玛丽·华尔兹给我来了电话：“尼克，这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到底是怎么回事？”
“噢！上帝！”我说，“哎，每个人都在向我打听此事。这只不过是会计工作的事故。审计部和托尼·霍斯都给我施加了压力。我从中吸取了教训——保证下一次不会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问题解决了吗？”她问道。
“据我所知，审计部现在已经感到满意了。”
“感谢上帝！现在我们又可以把注意力集中在为你提供资金上面。有关情况托尼·霍斯会给你详细转达。”
“好的，”我说，“我一定好好干！”
“好的！尼克。”
说完，我放下电话，开始睡觉。
就在我睡觉的同时，罗恩·贝克尔在伦敦知道了有关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的事，是彼得·诺里斯给他的电话。当老板询问你职责范围内应该知道的事情时，这可不是件好事。
“彼得·诺里斯当时打电话给我，”罗恩·贝克尔后来这样描绘道，“他问：‘你是否知道我们曾借钱给新加坡的一位掮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当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是对此事感到震惊。”
罗恩·贝克去找玛丽·华尔兹，然后他们两人一道打电话给彼得·诺里斯：“我挺生气，这是因为我根本不相信这件事。”罗恩说。
华尔兹告诉诺里斯和贝克尔说她已经和我谈过了，还说我已经和她讲过这件事，以为这只是“一个记帐方面的错误，并且托尼·霍斯比我更明白这件事”。
后来，华尔兹和贝克尔给托尼·霍斯和托尼，拉尔顿打电话，要求他们打点行装周末赴新加坡处理这一件事。虽说查帐已经结束，他们却仍担心现金流动情况。罗恩·贝克尔给詹姆士·巴克斯打电过话查询那七十六亿八千万日元，并责问我为何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通过经纪人事务所进行交易。巴克斯知道查帐已经通过，因此从名义上来说，这些钱必须再转口巴林银行帐户：“这只不过是一椿无关紧要的交易，”詹姆士·巴克斯安慰罗恩，“这只不过是一个差错，是办公室内部的小麻烦，别担心。”
后来，高层管理处开始掩盖我的错误。令他们感到害怕的是，本来应是SLK一方欠巴林五千万英镑；乔治·麦克莱恩是银行集团总裁，但他说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杰弗里·布罗德赫思特身为巴林银行集团财务主管，却让国内的巴林信贷部给SLK办理结帐手续，这是更不恰当的事。
布罗德赫思特说：“我想他们以认定SLK的资产极少，净额只有两百万美元。而这更加令我担忧了。”
事实上，英格兰银行后来查出，sLK资产净额在一九九四年的九月就有二亿六千八百万美元。而已林信贷部议定，早在一九九三年夏天，双方已就SLK进行过一次会谈而且对方提供的限额是五百万美元。
显然，SLK表面上欠巴林两个月的五千万英镑是远离了信贷规模。但是，巴林公司却采取了掩盖自己错误的决定，这又给了我另外一个月的喘息机会以及更多的交易时间。
当库珀斯向伦敦证实二月三日（星期五）查帐已经结束时，出现了一个问题，这就是SLK事件是否要被记入查帐记录中。彼得·诺里斯告诉英格兰银行：“巴克斯希望尽量把这事处理好，不要让他与当地管理部门之间出现靡擦。那年查帐报告或管理文件由SIMEX负责。
我同意试试看能否把那件事办妥……”
诺里斯为这种行为的申辩是：
“我这样做的前提是交易已经中止，这件事也未公开，而且另一个前提是查帐人对此已很清楚了，这是他告诉我的。”
SLK之事在新加坡完结之后在伦敦仍然有不少反应。我最后一次听说这件事是二月三日；但是二月九日，库珀斯和林布莱德又在伦敦和杰弗里·布罗德赫思特举行了一次查帐会议。邓肯·菲茨拉是林布莱德一九九四年负责巴林银行事务的经理，他记得杰弗里“开会时十分明显地认为这件事已经解决”。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有人间林布莱德打听SLK的失败被从委任书上删去的事情。
二月十日，西蒙·琼斯对SIMEX一月二十七日的来信做了答复，ALCO也已讨论过SIMEX的这封信，我自己并未特意参与有关最后一封信之事，因为托尼·霍斯从伦敦传来指示要回复此信，我则尽量低调处理此事的意义，以至于像玛丽·华尔兹这些人对此都不感兴趣了。关于其他事情，西蒙·琼斯是这么写的：“BFS清楚必须在任何时候都承担其对SIMEX结算所负担的经济义务，而且它也相信自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在巴林投资银行集团中，BFS几乎完全代表其他公司进行交易活动，或是作为代理人或是做为委托人。BFS自己并没有什么资金地位。这些集团公司收兑的差额透过集团资金得以迅速弥补。集团之外的顾客生意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