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救药-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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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与梅芳从不相识到相识，并把她亲手选来——这完全是介于刊登在某一刊物上的一篇纪实小说。这篇小说，已被他用扫描仪扫描后，输入计算机的储库之中。
今天，梅芳的巨大惊变，再次触动了普教授的普救众生之心。他心情沉重地救醒了梅芳。然后，醒过来的梅芳，“哦——”了一个长声之后，浮虚地看了看周围，眼睛就直觉地盯着前方，变得比平时更加痴呆了，好象陷入迷我的沉思之中。这到底是病情加重？还是好转的征兆呢？他带着这反正两个问号，胡乱地吃过晚饭，然后坐在办公室电脑前，让电脑自动选出有关梅芳的那篇小说，再次将它显示到荧屏上，从头到尾看了起来……
小说的作者：有志。
小说的名字《死。活》——
一九七九年初，在农村插队八年后，才回城的我，出乎意料的被分配到殡仪馆工作。这是一件逢人皆忌的职业——但我还是默默地去就任了；这并非是我在职业问题上，不知择优汰劣，而是我自知之明，我的关系、财力，皆无助于我去搞人事接换。就任之前，我只得无可奈何地自慰：不管干死事活事，总之比定格在“广阔天地”里要更有作为啊……
报到之后，大概是这儿的领导，因为好久没有得到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来此接班了，见我是个货真价实的老三届高中生，产生了量才取用之意，不让我去当“尸炉工”、“美容师”、“接客”等耸人听闻之事，而叫我专管登记“死册”，执掌阳世间的“死簿”。
有一天，闲暇无事的我，正在看书时，“接客队”老冯，送来了一张“死亡鉴定书。”
“老冯，你今天又接来什么贵客。”我一面开了句习惯性的玩笑，一面漫不经心地接过“死亡书”，准备在“死册”上，再添上一位与世界说“拜拜”者的名字。
“是她——”当我目光落到“死亡书”上时，心中象炸开了个响雷。
“是谁呀？你这么吃惊，肯定认识她吧。”老冯见我神情骤变，奇怪地追问我说。
“闻玉林——”我盯着“死亡书”颤抖着、呐喊着、痴迷着……我努力扶住要倒的桌子——地震出现在我的眼前。
“闻玉林……”我傻愣了好一会，才陡然起步，飞快地跑了出去。
“有志，你疯了么？”老冯也莫名其妙地跟着我，跑向了停尸间。
闻玉林的尸体，平放在停尸间里，我毫无怕觉地揭开罩在她身上的塑料“罩布”，神情呆愣地盯着她。我觉得我不是望着一具女尸，而是一位睡梦中的美人……
她显然是作了人生的最后一次打扮，以致还保持着有生命时那种丽泽、秀美——甚至比活着的时候，更为神采奕奕。她原来净白无瑕的面孔，现在更洁白了，眼皮上的又长又密的睫毛，根根整齐的排列着，眼皮微闭，隐约可见一线间隙——从这细细的闪缝中，隐隐约约透出活人才具有的气息……这是我的感觉吗？
啊！她没有死啊，只不过是睡在人类最后一站的“站台”上，编织着一个人生的梦——最后的梦。
啊！这个既善良又美丽，还又可怜的姑娘，她怎么会……
一九七○年秋天，我和一位叫柏良的男同学插队到离我们连云市六十公里外的“刮光”大队。这个大队真实名叫“国光”大队。因这个大队，在连云市周围所辖的几个县中，第一个培植出“国光”苹果。可后来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在以粮为纲的旱改水运动中，几百亩苹果园三天之间，被砍个干净。后来，连近似苹果的海棠也被“铲除”，所以知青们暗地里皆称之为“刮光”大队。
插队一年后，在柏良的一次人生事故中，我和他——共同结识了从太湖之边插队来的女知青闻玉林。她的出现，似在我们空虚的心灵中，浇下一盆热汤。
柏良，是我的同届同学，他有水一般的性格——固、液、气多变不定，还有时热胀、有时冷缩。但他谈吐侃侃，知晓古今中外，闻其谈者，无不服之。他还有一个致命弱点，好虚荣，死要面子，不能谦虚地律己。
人生皆在曲折的道路，柏良也不例外。“八。一八”的号声，把他从普通的高二学生，一下子直升到校长之上的“革命小将”。由于他巧舌如簧，说、写、画、批兼行，被选进“红卫兵团”中心组，成了学校的革命“核心人物”。正当他沾沾自喜，说打就打，说干就干之时，他那不争气的父亲，在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发言时，因过于激动，语言失调，把打到“刘少奇”喊成打到“毛主席”。这在当时，是罪大恶极的。批判会场立即形成变动，批判对象立即由刘少奇变成他父亲的名字。最终被打成攻击“文化大革命”的“三反分子”，严批狠斗之后，又判了五年徒刑。为此，他妄图终身咤叱风云的伟大理想夭折了——他被清洗出“红卫兵”组织。
全国山河实现“一遍红”时，他随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大军，离开了家乡，来到这人生地不熟的“广阔天地”，进行人生百态的“大有作为”。
他的父亲劳改，母亲又因忧郁过甚而与世长辞，哥姐们各奔东西，他下乡务农——他们的家，象一个在政治碾盘碾压之下的“栗包”，四分五裂地解体了。
接二连三的打击，虽然重创了柏良的身心和意志，但他还未完全一蹶不振，还外强中干的保持着虚荣心。在农村干活时，一般青年皆入乡随俗，任凭“脏衣污裤，泥巴星罗棋布”。可他却一直穿着干净的黄军衣裤，与其他知青及世代务农的贫下中农，拉开形象档次。让别人看来，他的生活“火力”依然很强。
我和柏良蜗居一室，同餐共饭，是最知其心理状态的了。我知道他虽然屡遭磨难——但因为还有爱情这块粉红色精神支柱，在支撑着他摇摇欲坠的精神高阁。
原来，柏良在入乡之前，已必一位初中部的女同学私订了终身。谁知，好事多变，爱情的口头协议，跟未经“公证”的合同书一样，可以随意地签订——也可以任意单方撕毁。
他的女友，是位幸运儿。她因为是“独生女”被留城候安。她在未安置工作时，整日闲遐，无所事事，就和他用频频情书，互相借以排遣心中的烦闷。到了后来，她终于分配了工作，进了某百货店当营业员。此时，她心的烦闷也随之消失。琳琅满目的商品和熙攘纷拥的闹市，渐渐充实了她的精神空间，她渐渐滋生出贵眼豪心。后来，她认为，身居乡旮旯里的柏良，已成了小小的社会浮萍，他再也无法匹配她——这朵“美洲王莲”般的巨花大朵了。她毅然单方面宣布：冻结他们之间青梅竹马般的初恋之情！
失恋——失掉初恋——如一发重炮之弹，彻底摧毁了柏良的精神支柱。他的精神崩溃了，完全丧失了活着的希望。
在一个秋雨如诉的夜晚，对孤灯、想往事、忆旧情的柏良，哀叹了数时之后，终于将半小瓶剧毒的农药“乐果”吞咽下去。
然而，世上的事，的确没有轻而易举的。连死——和自杀也并非象人们想象那么简单容易。
正当他从床上滚到地下，呼气和吸气进退两难时，探家而归的我，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赶到了。我是下了火车，又冒雨踏了二十多里泥泞的乡村小路，回到这儿的。此时，湿透衣衫，冷气钻心的我，顾不得摸去面颊上的雨水，就急慌地敲响了门。
室内却毫无反应。“柏良！柏良——”我又大喊了几声。室内还是毫无生息。
怎么——还能是愁者死睡吗？我知道他是没有回家的，门并没有上锁啊！我于是放弃空喊，实干地拨开板门，摸索着朝室内走去。
忽然，一件软体之物，绊了我一下，使我跌到床前。我习惯性地拉亮了电灯。
灯光下，我大吃一惊！
只见他屈伏在地下，象死了一般。同时，一股极其难闻的“乐果”气味。也随着意识，嗅到我脑子里。我又怕又慌，大喊着“不好啦！快来人救命啊——”跌跌撞撞地跑到队长家里，叫醒了生产队长。
一些社员，也被我这夜半惊叫吵醒了。大家先后来到我的屋内，有人摸摸他的心口，叫了起来：“没有死，心还跳！”
同时，柏良因身体被抱起，呕出几口刺鼻的液体味，发出了几声轻微的呻吟。
队长叫人找来一张凉床，我们把奄奄一息的他，抬到了公社卫生所。
值班室里，一位因无事和衣而寝的女医生被我们喊了起来。
“医生同志，快救救他吧……”我结结巴巴地说，“他喝了半瓶‘乐果’。”
“噢。”她稍有惊异地看了一眼柏良。“快把他抬到对面急诊室里，我去喊人来。”
“还去喊人，你不行吗？”
“我是护士。”她冷冷地说完，大步而去……
天亮了，柏良的眼也亮了。可是，他逢此大劫的身体却垮了。接连几天，我喂他极稀的食物，他都说比那天喝的“乐果”还难下咽。这样，我不得不陪护他在这卫生所病房多住下一段时间。
我们很快和那夜值班的女护士混熟了。
她不光有一副美丽的容貌，还有一个比容貌更美十分的称号：闻玉林。
很快，我们和闻玉林相处得亲密起来；原来，她也是位知青，来此培训“赤脚医生”。因为她和我们同病相怜，所以，她不管当天值不值班，每天皆要要柏良病房，和我们闲聊一会。
逐渐，我们对她加深了了解——也建立了感情。知道她从千里左右的太湖之畔，下放到这穷乡僻壤的地方。她先在和我们相隔十里左右的一个大队里干“保健员“，后被大队送来此卫生所培训“赤脚医生”。我们还进一步了解到，她下放之后，从未回家乡无锡探亲，因为她家中无亲无故了。
闻玉林外表端庄、文淑，谈吐坦荡真挚，具有东方女性的善良美德。她经常开导柏良，叫他想得开些，为人一生，应该顺其自然，万万不可误死轻生。
柏良在她的劝说下，整天忧郁紧锁的面孔松开了，时尔也露出了笑颜。
慢慢地，我发觉自己爱上了闻玉林。这是我人生中的初恋，虽然是我单方面滋生，但却象似在心胸装上一个钟摆，和我心脏相对对运动，使我整日心无宁时。每当我看见她，心中就充满了对生活的激情。每当她离去，心里就会感到无比空虚，惘然若失——同时，我也觉察到，柏良也爱上了她。
怎么办？
竞争……
爱情之事，君子也未必谦让，何况我和柏良，皆无大将风度。我和他——他和我，展开了一场明争暗竞的“爱的角逐”。
每当她——出现时，我和他，皆象美国竞选总统的州长一样，进行了各自的“就职演说”，妄图用娓娓动听的语言，和能使她颇感兴趣的事物，去引擎她对我们的好感。
可是，我们故作多情的语言和一厢情愿的殷情，倒使她对我们的热情大有缓减。她来得少了，即使来了，话语和表情皆变得拘然起来。
正当我们想办法，重新启开她心灵之窗时，我们却不得不离开她。原来，柏良的身体复原了。我们用简短的字眼和她“再见”了。
回到队里，收稻和种麦。这两件大事，累得我精疲力竭，慢慢就把有关闻玉林的非份之想，遗忘了或者说是淡化了。
柏良回到队里，也从此不再提起闻玉林。似乎我们之间，我们之间从未出现过她。这样，使我感到安慰些。我认为他和一样，也“无可奈何花落去”。
谁知，柏良面上不谈“此事”，暗中却背着我，去公社驻地。私自找了她几次，在事后“奇迹”出现之时，我才知道他将爱情工作转入“地下”的秘密行动。
“奇迹”出现的那一天，是第二年“风雨送春归”的初夏。
“下雨了，歇工了。”这是我们逢日必祷之告。只有下雨，才是化解精神和身体负担之时。然而，下雨歇工，也并非是容易渡过的“蹉跎岁月”。
这一天下雨，我和他真正的“陋室”蜗居中，玩了一会兴趣索然无味的扑克，正感到万般无趣时，从门外走来一位身穿天蓝色雨衣的人。
一闪之中，我看出来是位女子。
来人从容地掀开几乎遮住眼睛的防雨帽，露出肤色绯红的面孔。
“是你……”我几乎喊出下面的三个字：“闻玉林！”但我忍住了。因为她眼光盯住了柏良。
“啊，小闻，今天怎么……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柏良却象招呼一位觉常见面的熟友那么——板眼俱全。
她真沉得住气，脱下雨请，才说话：“喂，这雨衣挂在哪？”
我放眼四周观察了会之后，却没发现可挂雨衣的合适位置——这间屋太陋太小了！
柏良却大大方方地接下雨衣。“挂在门上吧。”随手挂到门的一个上角。
接着，我们变动了一下原来的位置。柏良坐到我的床上——她坐到他的床上。
“今天，我来你们大队，统计一下你们大队去年打疟疾人数，顺便来看看你们。真是叫我好找。”
我没有作声。心里在推敲着她话的真伪程度及其真正来意。我甚至产生出大胆而又荒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