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空降兵到新东方老师:洗脑-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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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不是这样，我说不定到现在还在穿军装，同战友们在阿富汗的山洞中钻进钻出。
2001年圣诞节的时候我正式离开了军队，之后就同以前的战友们鲜少联系，只是偶尔在新闻中了解到一点点八十二师的近况。
2002年2月份的时候我回到中国北京，后来才知道他们也同时被派去阿富汗接替第十山地师的工作，并且在2002年5月间主导了一次大规模的搜缴武器弹药的军事行动。
在时代周刊中看到他们的照片，看着那些熟悉的装备，那左肩上熟悉的八十二师标记和右肩上的国旗标记，心里真的是百感交集，不知道他们最近过得怎么样，只能遥远的祝福吧。
两年半以后的事
2004年四月的时候，我回纽约生活了一个月。
有一天跟宝海出去吃饭，席间谈到我这本即将交稿的书，非常之兴奋，充满期待。我告诉他这本书中将讲到我在美国陆军的生活，以及在中国新东方教书的经历。
谈到九一一，宝海回忆起几乎是三年前的，他自己的经历：“那天我正好在下城有课，一大早就从布鲁克林的八大道坐地铁，赶去曼哈顿上课。在车里就听说世贸中心出事了，也不知道出了多大的事，我以为就像1993年那次，又被定时炸弹给炸了。”
“等我出了地铁站，钻出地面，只看见漫天的灰尘，四周都已经*。行人身上都是厚厚的灰尘和血迹。我心说，坏了，看来这次事情不小，估计交通管制得非常厉害，我上学可千万别迟到啊。”
听到这里我想笑，又笑不出来。确实挺滑稽的，两个楼倒下来，死了几千人，而离它近在咫尺的宝海最关心的是，千万上学别迟到？！
宝海接着回忆：“我就问路边实施交通管制的警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也不说话，往双子楼那面一指。我回头一看，怎么看怎么不对，却一时想不出来到底哪里不对，只是觉得怪怪的。过了好半天才反应过来，怎么只剩一个楼在那里了？另外那个呢？”
宝海当时的反应是非常真实的，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怎么可能想到这两个楼也有倒下的时候，即使亲眼看到这个结果，也会怀疑是自己的视觉出了问题。
“然后我就满脑空白地站在几条街外，跟大家一起看剩下的那个楼燃烧，心里清楚这个楼也支持不了多长时间了。过了没多久，眼看着它像块豆腐似的一节节摔得粉碎，灰尘被爆炸产生的狂风吹着，一眨眼就漫过几条街，我们立刻就被灰尘包围起来，伸手不见五指。”
“我们都转身开始狂跑，后背上感觉像被支努克直升飞机掀起的狂风吹着，飘着往前跑，好多人站不住都摔倒，爬起来接着跑，逃命一样。”
宝海想了想，接着说：“我只记得跑出了十几条街，但怎么跑完的不记得了，只记得漫天的灰尘，喘口气非常困难，嘴里全都是沙子。”
“你也算死里逃生啊。”
“那倒不至于，没那么危险，只是吓够戗，”宝海接着说：“比看电影真实多了。”
沉默了一会儿，我说：“2001年九月十一号，星期一，我这辈子都忘不了这天的经历。”
“谁说是星期一？那天是星期二，”宝海立刻纠正我：“我那天应该上物理课，这我不可能记错。”
“我也不可能记错，肯定是星期一，我们毕竟是军人，时间观念最重要，何况我还战备了那么长时间。”
我们两个非常偶然地为那天星期几争论起来，谁都没办法说服对方，又谁都坚信自己的记忆是最正确的，这就有必要立刻找到标准答案。宝海开始给朋友们打电话，看谁正在家使用电脑，或者谁的手机里面有万年历。
一直找了起码四五个人，终于找到一位正坐在电脑旁，他在电话里面给了我们标准答案：九一一那天星期二。
我愣住了，不知道自己的记忆到底错在哪里。直到那天晚上回家，打开自己的电脑，电脑中的万年历再次验证我一直都记错了。
怎么会这样？九一一那段时间里，我的生活发生了那么多毕生难以磨灭的印像，几乎每一天的每一分钟都那么活生生的在脑海中回放，我对所有的细节是如此的熟悉，如此的肯定，甚至在写到这段经历时，我都根本没有想过需要去查看任何辅助资料。
写到这段经历时，我没有一丝怀疑，没有哪怕一秒钟的不确定，更不会感觉需要去查一下万年历，看看那天星期几。然后就忽然发现，原来我一直都记错了一天。
我翻看着早就已经完成，即将交给编辑的文稿，无论如何不知道应该怎样改正这个记忆中的错误。书还没有出版，除了宝海，没有任何人知道我记错一天，只要随便改动几十个字，它就可以显得天衣无缝。
《洗脑》PART1 九一一祭（5）
可是我不能改。这里记录的是我真实的回忆，从九一一当天一直到现在三年的时间，期间为了写这本书又无数次的回忆起那段时间的经历。这段回忆对我而言是如此的真实，即使我的回忆中有整整一天的错误。
说不定在我讲到其他故事时，有更多记忆上的错误。谁会在乎呢？我又不代表历史，只不过在同读者分享一些很私人的回忆，一些不尽事实，但铁定真实的回忆。
将错就错吧。
《洗脑》PART2 娶个新东方阿姨回家（1）
娶一个英语老师回家
MIAO就是在做着这样“口耳相传”的工作，她在北京新东方学校教英语，美国口语。
最早听说“新东方”，是在美国上网聊天的时候。那时候接触了很多中国留学生，他们的人生轨迹几乎都一样：全国各地考到北京；然后去念新东方；然后出国；然后找工作；然后解决身份问题；然后上网聊天。
他们会专门凑在一起回忆当年在“新东方”上课的情景，谁教的，教室在哪里，同班有多少人，等等等等，非常详细，一副忆苦思甜的样子。
MIAO刚回中国那阵子，我孤枕难眠，上网比较勤。有一天刚在网上看了一大堆关于“新东方”的回忆，晚上跟MIAO的越洋电话里就听她特兴奋地告诉我：“我今天去找工作啦，在新东方，你听说过吗？”
“听说过听说过，你去干吗？教英语？”
“对呀，今天面试了，让我回家等消息。”
我有点帮她紧张：“你考过托福吗？就敢教，别误人子弟。”
“不是教托福，是教口语，教人说话，美国话，我强项，我就特别会说话。”
“那就好，”我有点惊讶：“噢，中国学生现在都开始张嘴说话了？真不容易。”
难怪我惊讶，实在是中国传统的英语教育从来就没要求过学生要张嘴，虽然我小时候也被初中的英语课本折磨过，也看着满纸的口腔切面效果图练习过往哪儿摆舌头，可是说出来的英语都是只有老师能听懂，万一老师不对着课文听的话，估计就只有我自己知道说的是什么了。
学习一种语言而又不去用它，只是把应付考试当成学习的唯一目标，这无论如何都是非常悲哀的。
我不由得为MIAO感到一点骄傲，第一，她在进行着一项非常有意义，而且有必要的工作；第二，虽然我中学的英语老师不大喜欢我，但我将最终自己娶一个英语老师回家，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
所以回中国没几天，我就迫不及待，趾高气扬地跟MIAO去上课了。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看着前面密密麻麻的二百来号人，听他们在MIAO的指导下一点一点的把以前学到的书本上的英语从嘴里说出来，心里是一种非常安详，并且神圣的感觉。
记得很清楚，那天是春节放假之后第一天上课，好像是大年初三，外面很冷，教室里很热，有些外地学生显然是刚下火车，还没找好住的地方，提着行李，直接就来上课了，教室里肩并肩地挤满了人，甚至连过道都摆满了小马扎，很多学生就蜷缩在马扎上面，没有桌子，垫在腿上，聚精会神地记着笔记。
我觉得我想哭。这都是什么学生啊，到底是什么给了他们这样的动力，大年初二离开家，万里迢迢地跑到北京来遭这份罪，难道整个中国都再找不出一种稍微舒适一点，又能达到同样效果的学习环境？
那时候有点后悔，后悔当初在美国的时候没有好好琢磨一下那些过来人的回忆文章，在他们的文章里面表述的对新东方的怀念，是当时的我所不能理解的，而现在，亲身坐在这个教室里，我想我终于明白了一些。
MIAO在讲台上是一种光芒四射的感觉，但并不能打动我，因为她教的东西对我而言太简单，完全没有共鸣。我躲在最后一排，翻看着旧报纸，偶尔抬头扫一眼，看见她还在讲台上眉飞色舞地讲解着，心里感觉非常的塌实。
干点什么好呢？
教书这份工作是我所不能胜任的，我在心里否定着自己，英语水平倒在其次，认真准备一下应该不至于误人子弟，关键是当老师居然要承受这么多学生的殷殷期待，要把自己当成人类模范来严格要求，我怕怕。
还是干点什么别的吧，问题是，干点什么好呢？我有点找不准方向了。
当初在美国的时候倒是挺有决心的，越洋电话里跟MIAO说：“你在哪里，我就去哪里，哪儿都饿不死咱们，实在不行我去火车站扛行李，怎么着也能养活你，只要你吃得别太多。”可是理想和现实毕竟是两回事，第一，我连火车站在哪都不知道；第二，她吃得很多。
我曾就“能在北京干点什么”这个问题，同一个朋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你看，我体力好，会跳伞，会用电脑，会英文，会开车，会使用各种常规武器，就是没有文凭，在北京能找到工作吗？”
他毫不留情地说：“不能！因为第一，你没有中国驾照，不能在中国开车；第二，中国民间武器管制严格，也没可能使用任何军事武器；第三，体力再好能比过那些从小就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吗？第四，你最多也就是会使用电脑，同那些科班毕业有证书的人绝对比不了。你呀，没戏。”
说到底，我唯一的求生技能，就是会说英语。离被逼上绝路就差一小步。
那看来就只能向MIAO学习，去新东方教英语了。
我是不去管那些应聘步骤的，也不会写什么个人简历，直接就由MIAO引见着，去新东方在北京中关村的总部三楼，见当时的听力口语部主管，也是MIAO的朋友，青青。
走进听力口语部办公室，迎面看见一瘦小女子，裹着一黑棉袄，飕飕的满屋窜来窜去，显得特忙。MIAO给我介绍说这就是部门主管青青，我们在她百忙之中互相说了一声“嗷”。然后她们俩就唧唧喳喳开始聊上了。
《洗脑》PART2 娶个新东方阿姨回家（2）
“哎呀好几天没见到你了。”
“是啊，我特忙，还感冒了，就休息了两天。”
“好像你皮肤变白了。”
“没有吧？就是今天早晨洗了个澡。”
听完最后这句我有点绷不住了，仔细盯着青青看了半天。她面部表情总是特迷茫，大白天的总好像刚睡醒，抓住身边的人就问：“啊？我这是在哪儿呀？”
我不太善于掺和到女孩子聊天当中去，尤其是隐约间听青青说：“好像比照片上看起来老。”估计是说我呢，听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于是我决定到别的房间转转。
走到里屋门口，迎面就看见桌子后面有个人在摆弄电脑，目光犀利地盯了我一眼不说话，但那目光显然是在保护着电脑显示屏上面的宝贵资料。就这么一眼，我立刻明白，眼前这个文质彬彬的人，是这个办公室里说了算的。
过了一会MIAO悄悄告诉我，那就是主管听力口语教学的副校长，她的老板杜伟。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杜伟，我们没打招呼。但是后来听说，我前脚刚离开，后脚杜伟就找青青抱怨：“刚才那个头发怪异的家伙是谁啊？今后这样奇怪的人严禁进咱们办公室！”
青青忙解释：“那是MIAO的老公，人家那可是正宗的美国特种兵发型。”
杜伟不吱声了，估计心里还是在狐疑着，这样的时候提出我要来讲课显然不太合适。
后来发生的事情正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无巧不成书。按照青青的安排，我正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准备讲电影“阿甘正传”，每天拿着个英文电影剧本琢磨，看哪句话里面有什么知识点可以讲给学生听，忽然发生的一件事情打乱了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