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女法医之尸体会说话-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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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错。”
“那些保险套。已经放在那里很久了。”空洞的笑声听起来就像在喘气，“在洛丽改服避孕药前买的。”
“你确定，关于保险套的部分？”
“我当然确定。我们结婚三个月左右后她开始吃药。我们在搬到这里不久前结的婚，不到两年。”
“听好，马特，我要问你几个私人问题，但我要你明白我不是找你麻烦，或要你好看。我有理由。有些事我们一定得知道，这是为你好，明白吗？”
沉默。
我可以听出马里诺点了一根烟。“那我就问了。那些保险套。除了你太太之外，你还和其他人有过性关系吗？”
“绝对没有。”
“你周一到周五不住在这里，如果是我，我可能会禁不住——”
“但我不是你。洛丽是我的一切。我没有和别人发生任何关系。”
“说不定和你一起演戏的？”
“没有。”
“可我们会做这种事，人类本性嘛。像你这样的帅哥，嘿，女人可能自己送上门来。谁会怪你呢？如果你另有情人，我们必须要知道，可能会与案情有关。”
他的声音低如蚊蚋：“不，我告诉过你，没有。除非你要指控我，不然怎么会有关。”
贝克：“没人要指控你，马特。”
有东西滑过桌面的声音，可能是烟灰缸。
然后马里诺问：“你跟你太太最后一次做爱是什么时候？”
沉默。
彼得森的声音在发抖。“上帝啊！”
“我知道这是你的隐私，但你必须告诉我们。我们有理由要知道。”
“星期天上午，上星期天。”
“你知道我们会检查，马特。检验室的专家会检查所有东西，所以我们会知道血型，会进行比较。我们需要你的血液样本，就像我们需要你的指纹一样。这样我们才知道什么是你的，什么是她的，以及什么可能是凶手的——”
录音突然中断了。我眨眨眼，这几小时以来，我的眼神似乎第一次集中。
马里诸伸手去拿录音机，取出带子。
他作了结语：“之后我们带他去里士满医院，让他接受测验嫌疑人的那一套检测。贝蒂现在正在验他的血，看比较的结果。”
我点点头，看了一眼墙上的钟。现在是中午，我觉得自己好像要生病。
“是很怪，嗯？”马里诺忍住不打哈欠，“你也看出来了，对不对？我告诉你，这个家伙有问题。任何发现自己的太太那个样子，之后居然能够坐在那里以那种态度说话的人都有问题。大部分人都说不出什么。如果我让他说下去，他可以一直说到圣诞节，一大堆美丽的词句，诗情画意的。他这人很滑溜，照我看来，就是他，没错。他滑溜到让我毛骨悚然。”
我摘下眼镜，揉揉太阳穴。我的脑子发烧，脖子的肌肉在起火，检验罩袍下的丝质衬衫全湿了。我好像充电过度，一心只想把头枕在手臂上，就此沉沉睡去。
“文字是他的世界，马里诺，”我听到我的声音在说，“一个画家会为你画画，马特则用他的文字来画画。这是他生存的方式，也是他表达自己的方式。像他这样的人，用语言来表现就等于在思考。”我重新戴上眼镜，看向马里诺。他一脸不解，肉嘟嘟、满布风霜的脸发红。
“嗯，那把刀呢？上面有他的指纹，他却说是他太太用了几个月。刀把上又有那种会发光的玩意儿。而且那把刀在他的衣柜抽屉里，像故意藏起来似的。这难道不会让你起疑？”
“我想这把刀可能曾经在洛丽的桌子上，但她很少用，而且如果只是偶尔用来拆信，她没有理由去碰刀刃。”我脑海里的景象逼真得像是确有其事。“我想可能凶手也看到了这把刀。说不定他把刀抽出来，甚至用了它……”
“为什么？”
“为什么不？”
他耸耸肩。
“他说不定用它来对付人，”我猜测，“变态，如果没有其他更好的解释。天知道，我们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可能问起这把刀，用她的刀或她丈夫的刀来折磨她。如果她像我猜测的那样试着同他讲话，他可能由此得知这把刀是她丈夫的。他想：‘我要用它，然后放在抽屉里，警察一定会找到。’也可能他连想都没想，说不定只是觉得好用。换句话说，这把刀可能比他带来的要大，他注意到这把刀，然后用了它，但并不想带走，于是把刀子塞在抽屉里，希望我们不会发现他用过……就这样简单。”
“或者就是马特干的。”马里诺直截了当地说。
“马特？你想想看，一个做丈夫的会去捆绑、强奸自己的太太吗？他会打断她的肋骨和手指？他会慢慢勒死她？这是他爱的人，或者曾经爱过的人。他和她睡觉、吃饭、说话、生活。一个活生生的人，不是陌生人，不是一个可以用来发泄肉欲与暴力的物件。你又怎么把这个丈夫谋杀太太的案子与前三件勒杀案联系起来？”
他显然已经想过了。“前三件案子都在午夜后发生，在星期六凌晨，差不多正是马特从夏洛茨维尔回家的时间。说不定他太太因某种理由对他起疑，而他决定杀了她。说不定他模仿另三个案子的手法去杀她，让我们以为是那个连环杀手干的。说不定他本来就打算杀他太太，但他先杀了那三个，使他太太的惨死看起来像是同一个无名凶手干的。”
“你的说法很像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情节。”我把椅子向后推，站了起来，“但你知道，在现实生活中，谋杀案通常非常简单。我相信这些案子其实并不曲折。没有隐藏的故事，就是那种随机的、不把人当人的谋杀案。凶手跟踪被害人，熟悉到某种程度后，知道什么时候是下手良机。”
马里诺也站了起来。“呃，在现实生活中，斯卡佩塔医生，尸体上不会有那种恐怖的荧光小点，更巧的是那个发现尸体又到处留下指印的死者丈夫手上正好有一样的小光点。在现实生活里，被害人也不会有帅哥演员做丈夫，那种写得出性与暴力、吃人与同性恋论文的怪胎。”
我平静地问他：“彼得森闻到的气味，你到达现场时是不是也闻到了？”
“没有，完全没闻到。如果他说的是真话，他闻到的说不定是精液。”
“我想他应该知道精液的气味。”
“但他并没想到会闻到，刚开始他没有理由想到。至于我，当我走进卧室时，并没有闻到他描述的气味。”
“你记得在其他案子里有奇怪的气味吗？”
“没有。这更加让我怀疑。这如果不是马特的想象，就是他编的，想使我们偏离正道。”
我忽然想起。“前三个案子中，一直到第二天，那些女人才被发现，那时她们已经死了不止十二个小时。”
马里诺在门口停住，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你是说马特回家时凶手刚刚离开，而且那凶手有股奇特的体味？”
“不是不可能。”
他的脸因愤怒而收紧。当他大步走开时，我听到他在低吼：“该死的女人……”
第五章
第六街的购物中心很像水湾商场，只是不在水边。它坐落在市中心金融区的北面，是那种披满钢化玻璃，开放又明亮的购物胜地。我很少外出吃午饭，今天下午更不能享受达等奢侈。一小时之内我还有约会，又要处理两起意外死亡和一桩自杀案，但我现在迫切需要放松。
我对马里诺很敏感。他对我的态度让我想起了医学院。
在霍普金斯，我们班只有四个女生。刚开始我太天真了，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处境。每当教授叫我名字时，椅子砰砰作响、纸张噼啪翻动原来并非巧合。过去的试卷四处流传，但总没有我的份儿也不是偶然。当我有几次错过上课、必须借笔记时，那些借口——“你认不出我的字”或“我借给别人了”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那个牢不可破的男人圈子里，我像只小昆虫，只有被陷害的份儿，从来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最残酷的惩罚是隔离。我从来不认为只因不是男人，我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我的一个女同学后来退学了，另一个弄到神经崩溃。生还是我的希望，成功是我对他们的报复。
我以为那种日子已经不复存在，但马里诺又把它们带了回来。这次我比平常软弱，因为这几个案子对我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我不想单独对付，但马里诺好像心意已定，不只是对马特·彼得森如此，对我也是。
中午的散步很有舒缓作用，明亮的阳光在前车窗上眨眼。购物中心的两扇玻璃大门一开，就吹进了春天的微风，而美食街不出所料地拥挤。我一边等着买色拉，一边闲望路人。一对对年轻人靠着小桌谈笑。我注意到有些满怀心事的职业女性，身着昂贵的套装，独自一人啜着低卡可乐，或是细嚼三明治。
可能就在像这样的地方，他第一次注意到他的猎物，一个大公共场合，那四个女人唯一相同的地方，是他在这类快餐摊收了她们点的菜单。
但有个很重要却让人不解的问题，是那四个被谋杀的女人并不在同一个区域工作或居住。她们出入同一家餐厅、银行的可能性不大。里士满很大，每个区都有主要的商业区域和兴盛的购物中心，人们一般很少跨区消费。像我一般都去西区的购物中心或餐馆，只有上班时例外。
那个收下我希腊色拉点菜单的女人停顿了一下，目光在我的脸上来回巡视，好像觉得我很面熟。我不悦地猜想她是否看过星期六晚报上的照片。再说每当弗吉尼亚中部发生耸人听闻的谋杀，本地的电视台就会立刻从档案里找出我曾在电视上露脸的录像或那种法庭素描，说不定她看过那些。
我一向不希望引入注目，只想完全隐藏在人群之中，但有几个原因令我不能如愿。全国的女性首席法医屈指可数，所以记者对抓拍我或从我口中挖消息特别热衷。我很容易被认出来，因为我“容貌出众”、“金发闪耀”、“端庄”，天知道还有别的什么形容词。我的祖先来自意大利北部，那里有群人蓝眼睛淡肤色，与法国东南部萨瓦地区、瑞士、奥地利等地的人通婚。
斯卡佩塔传统上是个种族意识强烈的家族，到了美国仍只与意大利裔通婚，以保证血统纯正。我母亲告诉我无数次了，她最大的失败是没有生儿子，两个女儿又不足以传宗接代。多萝茜的女儿露西有一半拉丁血统，而以我的年纪与未婚的身份，眼看没有多少指望。
我母亲每次悲悼她的家族到此走上绝路时，常常忍不住哭泣。“那么优良的血统，”她呜咽着，特别是节庆前夕，她本该被一大群可爱的孙儿围绕，“多可惜，空有这么优良的血统！我们的祖先！建筑家，画家！凯，凯，就这样完了，实在太可惜了，就像那些在葡萄藤上没人摘的好葡萄。”
我们家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维罗纳，据我母亲说，是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家乡，出了不少文艺大家，如但丁、皮萨诺、提香、贝里尼和保罗·卡利亚里。她坚信我们同这些名人是亲戚。但据我所知，贝里尼、皮萨诺和提香虽然对维罗纳画派有影响，但他们其实是威尼斯人；诗人但丁则是佛罗伦萨人，在教廷之争后遭到放逐，便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维罗纳不过是他去利维尼奥途中的歇脚处。老实说，我的直系祖先是铁路工人或农夫，两代之前来到这个国家的卑微移民。
我手提一个白色袋子，再度愉快地拥抱这温暖的下午。人行道上满是去吃午餐或已酒足饭饱的路人。我在街角等待绿灯，看到街对面有两人从一家中国餐馆走出，那眼熟的金发使我自然地转过身去。是比尔，鲍尔斯，州检察官。他戴着一副墨镜，似乎正与州公共安全处处长诺曼·坦纳专注地讨论。刹那间，鲍尔斯直瞪着我，但并来回应我的挥手致意。也许他没看到我，我也没再挥手。之后，这两人就消失在拥挤的无名脸孔与匆匆步履中。
冗长的等待后，绿灯亮起。我过街走到一家电脑软件店时，立刻想到了露西。进店后我发现有一款软件她一定会喜欢，不是电脑游戏，而是历史入门，介绍艺术和音乐，还有问答。昨天我们在公园租了一条小脚踏船游湖。她把船驶进喷泉，让我来了个小小的淋浴，我也像小孩一样冲她泼水。我们喂鹅吃面包，吃葡萄刨冰，吸得舌头都变成冰蓝色。星期四早上她要飞回迈阿密，下次见面得等到圣诞节，如果今年我还有机会看到她。
我走进首席法医办公室的走廊时已是一点四十五分。本顿·韦斯利早来了十五分钟，正坐在沙发上看《华尔街日报》。
“希望你袋子里有好喝的。”他一面开玩笑，一面折好报纸，拿起公文包。
“红酒醋，包你喜欢。”
“天杀的，我不在乎。有时候真想来一杯，我还幻想门外冷饮机中装的其实是杜松子酒。”
“听起来像在浪费你的想象力。”
“那可不，只不过这是唯一我会在女士面前公布的幻想。”
韦斯利是联邦调查局驻里士满的犯罪心理分析专家。他很少待在这里，不是四处奔波，就是在匡提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