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女法医之尸体会说话-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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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留言。我知道他原本没有计划要休假，我也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给我只言片语。过去他会告诉我，但过去已成过去。现在不会有软弱的道歉，不会有当面的谎言。他不愿见我，因为他不能面对自己的罪恶。
午餐过后，我来到楼上的血清检验室，很诧异地看到贝蒂与温格背对着门，头碰着头，正在看一个小塑料袋里的东西。
我说声“嗨”，走了进去。
温格紧张地把袋子塞进贝蒂的罩袍口袋，好像他在偷偷给她钱。
“楼下的事你做完了？”我假装很忙碌，没有注意到这个奇怪的动作。
“嗯。当然，斯卡佩塔医生。”他很快地回答，开始往外走，“马克菲，昨晚被枪杀的那个，他的尸体刚才送出去了。那些在艾尔博玛被烧死的人要到四点左右才到。”
“哦。我们明早再做他们。”
“好的。”我听到他在走廊中回答。
房间中央一张大桌上摆开了那件蓝色套头连身装，我来此的目的就是要看检验结果如何。衣服看起来很平常，整齐地铺平，拉链拉到领口，任何人都可能有这样一件衣服。衣服的口袋很多，每一个我都查过五六次，想从中找到一丝线索，但很遗憾它们都是空的。在裤筒和衣袖上有贝蒂剪掉的大孔，她剪下一些有血迹的布作为样本。
“有没有走运找到血型？”我问，试着不去看她口袋中鼓起的塑料袋。
“有一些成果。”她指了指，要我同她到办公室。
在她的桌上有本记事纸，上面涂满了记号与数目，对不明所以的人来说，就像古埃及文字一样。
“汉娜·耶伯勒的血型是B型。”她开始叙述，“这一点我们运气不错，因为这不那么常见。弗吉尼亚州约百分之十二的人是B型。她的PGM是1＋，1。PEP是A1，EAP是CB，ADA1，AK1。很不幸，次系统很常见，弗吉尼亚百分之八十九的人口都是。”
“血液的实际组成有多常见？”从她口袋里冒出的一小截塑料袋开始让我不安。
她立刻在计算器上按出一串串数字，乘百分比，再除次组织的数目。“大约百分之十七的人有这种血液组成。”
“也不是那么少见。”我喃喃道。
“就和麻雀差不多常见。”
“连身装上的血迹呢？”
“我们运气不错。那个流浪汉找到衣服时，血液经过几天的空气接触已经干掉，但保存情况良好。除EAP外，我采到了所有次系统，而且与汉娜·耶伯勒的一致。检查DNA后就可确定，但那需要一个月到六个星期的时间。”
我漫不经心地回答：“我们应该去买检验室的股票。”
她的眼神在我身上穿梭，同情地说：“你看起来很疲惫，凯。”
“很明显，是不是？”
“对我来说很明显。”
我没说什么。
“不要让那些事击倒你。三十年来的经验让我——”
“温格在干什么？”我笨笨地脱口而出。
她吓了一跳，支支吾吾地说：“温格？嗯……”
我瞪着她的口袋。
她不安地笑笑，拍拍口袋。“噢，这个，只是一点他请我做的私人东西。”
她只打算说到此为止。说不定温格在生活中有其他烦恼，说不定他在偷偷检查人体免疫缺陷病毒。上帝，求你不要让他得艾滋。
我整顿思绪，问她：“那些纤维呢？有没有任何发现？”
贝蒂已比较过连身装上的纤维与在洛丽·彼得森房间及汉娜·耶伯勒身上发现的纤维，核查是否一致。
“在彼得森家窗棂发现的纤维，可能来自这件衣服，也可能来自任何类似的深蓝棉布与聚酯混纺的斜纹布。”
我失望地想，这种比较在法庭上不会有任何意义，因为斜纹布同小店里卖的打字纸一样普通。你想找它的来源，结果发现到处都是。它可以来自某人的工作裤，或医护人员、警察的制服。还有其他令人失望之处。贝蒂很确定我在汉娜·耶伯勒身上发现的纤维并非来自这件衣服。
“她身上的纤维是棉。”她说，“可能是从那天她穿过的其他衣服上掉下来的，或者甚至是浴巾，谁知道？人们身上常有各种纤维，但我对那件连身装没有留下任何纤维并不感到惊讶。”
“为什么？”
“那是一种斜纹布，纤维非常平滑。除非碰上很尖锐的东西，不然很少会留下任何纤维。”
“在洛丽的案子中，可能碰到窗外砖墙突出的部分，或粗糙的木头窗棂。”
“可能。而且我们在那个案子中发现的深色纤维可能就是从某件连身装掉下来，甚至就是这一件，只是我们永远也不能确定。”
我下楼回到办公室，坐下来仔细想了一会儿，接着打开上了锁的抽屉，拿出那五个被杀女子的卷宗。
我开始寻找有没有被我疏忽的地方，并且重新搜索这些案子的相关之处。
这五个女人有什么相通的地方？为什么凶手要选上她们？他怎么与她们接触？
一定有某种相关。我根本不相信凶手只是随机找上她们，也不认为他开车到处逛，碰到谁就杀谁。他的选择自有理由。他先同她们有某种接触，然后跟踪她们回家。
地理位置、职业、外表容貌，这些女人没有共同之处，我试着反过来思考，什么是她们最不相同的地方？我再次回到塞西尔·泰勒的身上。
她是黑人，其他四个被害人是白人。一开始我就对此感到迷惑，现在仍旧如此。凶手犯了错？可能他没有想到她是黑人，他其实想杀另一个女人？比如说，她的朋友芭比？
我一页页翻阅，浏览我口述的验尸报告，检查收集到的证据、文件和从一家圣路易医院要来的老档案。塞西尔五年前曾因宫外孕在那里接受治疗。我从警察的报告中得知，她唯一的亲属是住在俄勒冈玛特利斯的妹妹。马里诺从她那里问到塞西尔的背景，知道她曾与一个住在泰德沃特的牙医结过婚。
我把X光片从信封中拉出时，那些片子发出像锯子刀刃被折到的声音。我把它们一张张对着桌灯迎光照去。除了在左胳膊肘有个早已愈合的撞伤外，塞西尔并没有其他骨伤。我无法断定撞伤的年代，但可确定绝非新伤，可能发生在多年前，与她的死亡无关。
我再度想到弗吉尼亚医院。洛丽·彼得森与布兰达·史代普最近都去过急诊室。洛丽在那里是因为轮到实习急救外科，布兰达在那里则是因为出了车祸。要说塞西尔可能也去那里治疗肘伤似乎扯得太远，但现在我愿意考虑任何可能性。
我根据马里诺留下的资料，拨了塞西尔妹妹的电话号码。
铃声响了五次后，有人接起电话。
声音很不清楚，而且我一定打错了。
“抱歉，我打错了。”我说得很快。
“请你再说一遍。”
我提高声调重复了一遍。
“你拨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像是个二十余岁的女子。从她的声音判断，她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而且带有弗吉尼亚口音。
我重说了一遍号码。
“号码没错，请问你找哪位？”
“弗朗西斯·欧康纳。”我看着报告回答。
那个年轻、有教养的声音说：“我就是。”
我亮明身份，听到她轻轻喘了口气。“据我了解，你是塞西尔的妹妹。”
“是。上帝！我不想再谈这件事，请你不要再问了。”
“欧康纳太太，塞西尔的事太不幸了。我是办她案子的法医，打电话来是想问你知不知道她左胳膊肘是怎么受伤的。她左胳膊肘有个已愈合的骨折。我正在看X光片。”
她没有立刻回答，我听得出她在思考。
“她在慢跑时出了意外。她在人行道上跑步时绊倒了，双手先着地，有只胳膊肘因撞击而骨折。我记得，因为她打石膏的那三个月，正好逢上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天，她受了很大的煎熬。”
“哪个夏天？在俄勒冈吗？”
“不，塞西尔没有在俄勒冈住过。那是在弗雷德里克堡，我们成长的地方。”
“这个意外发生在多久以前？”
她又停了一下。“九年，或十年了。”
“她在哪里接受治疗？”
“我不知道。一家在弗雷德里克堡的医院。我不记得名字了。”
塞西尔的骨折不是在弗吉尼亚医院治疗的，而且发生的时间太久远，不会有任何关联。但我不在乎。
我从未在塞西尔生前遇见她，也没和她讲过话。
我只是假设她会有黑人口音。
“欧康纳太太，你是黑人吗？”
“我当然是黑人。”听得出来她很不高兴。
“你姐姐说话跟你像不像？”
“跟我像不像？”她的声音提高了不少。
“我知道这个问题很怪——”
“你的意思是她是否跟我一样说起话来像白人？”她开始发怒，“不错，她是！难道教育不就是这一套？所以黑人可以说话像白人？”
“请你不要误会，”我真诚地说，“我绝对无意要冒犯你，但这点很重要……”
我对着电话向空气道歉。
露西知道第五桩勒杀案，也知道所有那些被杀的女子。她也知道我在卧室里放了把点三八口径的手枪。晚饭后她已问过我两遍。
“露西，”我冲了一下盘子，将它们放进洗碗机，“别去想那把枪。要不是我独自一人住，我才不会去买枪。”
我一直想把枪藏在她找不着的地方。但自从发生调制解调器那场风波后，我发誓一定要对她坦白。几天前，我已经把调制解凋器跟电脑接通了。只要露西还住在这里，那把枪就依旧放在我衣柜上层的鞋盒里，但枪里并没有子弹。最近我每天早上把子弹退膛，晚上再装回去。至于弹匣，我放在一个她永远不会想到去找的地方。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睁得很大。“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有枪，露西。你应该也明白枪支有多危险……”
“枪可以杀人。”
“对，”我们边说边走进客厅，“没错。”
“你有枪，所以你可以杀人。”
“我不想杀人的事。”我严肃地告诉她。
“嗯，就是这样。”她坚持道，“这是你买枪的理由，因为有坏人。”
我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
露西撸高她粉红运动衫的袖子，抱怨道：“这里好热，姨妈。为什么这里老这么热？”
“要我把空调调冷一点吗？”我漫不经心地翻过电视的节目表。
“不要。我讨厌冷气。”
我点起烟，她又抱怨我抽烟。
“你的书房好热，又有一股好臭的烟味。我打开窗，还是一样臭。妈妈说你不该抽烟，你是医生还抽烟，妈妈说你知道不该抽的。”
多萝茜昨天很晚的时候打来电话。她和她的插画家丈夫在加州，我不记得到底在哪里。我已经尽力对她礼貌了，原本我还想提醒她：“你有个女儿，亲骨肉露西，记得吗？你还记得她吗？”但我没有说出口，而且很保留，几乎达到宽宏大量的地步，其实主要是为了露西，她就坐在桌旁，紧紧抿着嘴唇。
露西和她母亲大概讲了十分钟，就再也无话可说。之后她将全副精神放在我身上，挑剔我，顶嘴，指使我往东往西。柏莎说她今天一天都是如此，晚上柏莎要走时索性叫她“麻烦鬼”。柏莎告诉我，露西几乎没有踏出我的书房。从我一离开，她就坐在电脑前，直到我回家为止。柏莎最终放弃要她到厨房吃饭的想法，她得以在我桌旁进餐。
电视上的闹剧好像越发荒谬，我与露西也在客厅上演我们的闹剧。
“安迪说如果你有枪但不会用，比没有枪还要危险。”她大声宣布。
“安迪？”我心不在焉地问。
“罗夫之前的那一个。他常去垃圾场打瓶子，他可以从很远的地方射中。我打赌你射不中。”她好像在控告我般的审视我。
“你说对了。我的枪法说不定没有安迪好。”
“我就知道。”
我没有告诉她，事实上我对枪支颇有心得。买那只不锈钢卢格点三八之前，我去过办公楼地下室的室内射击场，在枪械检验室专家的专业指点之下，试用过各型手枪，而且我常常练习，成绩还很不错。如果形势需要，我不认为自己会迟疑着不能开枪，但我不打算同我的外甥女讨论。
我平静地问她：“露西，你为什么要挑我的毛病？”
“因为你是个大笨瓜！”她的眼睛里充满泪水，“一个老笨瓜。如果你去试，只会害死自己，他才不会被你抓到。然后你也死了，他会杀死你，就像电视上演的一样。”
“如果我去试？”我不解地问，“如果我去试什么？露西？”
“如果你想先杀他。”她愤怒地抹掉泪水，小小的胸脯剧烈起伏。我瞪着电视上的家庭闹剧，却视而不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冲动地想逃回办公室，关起门来忘情于工作，但我慢慢靠过去，把她拉过来。我们就这样坐了很久，没有说一句话。
我不知道她在家时与谁说话。我无法想象她和我妹妹能够深谈任何事。很多写书评的人赞誉多萝茜及其儿童书籍“别有创见”、“深刻动人”、“情感洋溢”。多么讽刺！多萝茜把心力都投注在不存在的小孩身上。她爱护他们，花很多时间在各种细节上。她考虑他们会怎样梳头，穿什么衣服，思索他们的问题和成长的关键。露西则在一旁渴求她母亲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