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女法医之尸体会说话-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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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一个我从来没见过、年纪又大她一倍，画小孩图画的犹太人结婚？”
我可没有问她。
在又一次家庭危机中送露西回家是不可能的。每当多萝茜非得出城去参加编辑会议，从事资料收集，或去参加那些她一去就流连忘返的演讲时，露西就得延后回她母亲那里。她不得不留在外祖母家，直到那游荡的作家终于回家。是不是就因为我们容忍了她这种行为，所以她越来越不负责任，或许连露西也接受了。但私奔？上帝！
“她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吗？”我背对着露西，压低声音问。
“什么？”我母亲大声说道，“这像什么话？她居然敢告诉她妈妈这种事！噢！她的老毛病又来了，凯！他的年纪是她的两倍！阿曼也差不多大，你看发生了什么事！露西还没大到可以骑脚踏车，他就在游泳池边死了。”
我费了好一番功夫才使她平静下来。我挂上电话，准备面对残局。
我想不出要怎么说会听起来好一点。“你妈妈要离开一阵子，露西。她刚和布兰克先生结婚，他是着她的书画插画的……”
她仍旧像尊雕像动也不动。我伸出手臂抱住她。
“他们目前在内华达……”
椅子往后一翻，跌落在墙边。她挣开我，奔进她的房间。
我妹妹怎么可以对露西做出这种事？这次我一定不会原谅她。她嫁给阿曼已经够糟了，当时她刚满十八岁。我们警告她，想尽办法劝她。他只能算勉强会说英语，老到可以做她父亲，而且我们觉得他的财富、奔驰车、劳力士金表与海边的别墅都很可疑。像很多神秘出现在迈阿密的人一样，他的奢华做派没有合理的解释。
该死的多萝茜。她熟悉我的工作，知道我工作的压力有多大。由于这些案子，我对露西来我这里很迟疑，这点她也很清楚！只不过计划早已确定，而且多萝茜很迷人地说服了我。
“如果实在不方便的话，凯，你可以送她回来，我们再作打算。”她甜甜地说，“真的，她好希望去啊！最近她开口闭口都在说这个。她好喜欢你，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英雄崇拜。”
露西僵硬地坐在床边，瞪着地板。
我帮她换睡衣时，“我希望他们的飞机掉下来”是她唯一说的话。
“你不是这个意思，露西。”我拉平她下巴下印着雏菊的衣领，“你可以留下来同我住一段时间。这不是很好吗？”
她双目紧闭，脸孔转向墙壁。
我的舌头好像打了结，没有任何话可以减轻她的痛苦。我无助地坐在那里看了她一会儿，接着我迟疑地走近她并抚摸她的背，她的痛苦逐渐舒缓，终于开始发出睡眠时正常的呼吸声。我亲亲她的头顶，悄悄关上门。还没走回厨房，我就听到比尔开车进来的声音。
没等他按门铃我便打开了门。
“露西睡了。”我轻轻说。
“噢，”他顽皮地轻声回道，“真是太不幸了，看来我不值得她等待——”
他随着我惊恐的目光转向街道。一辆汽车的大灯照亮了前门，但随即关掉。这辆陌生的车先是突然停住，现在又加速后退，低吼的引擎声划破寂静。
车子在树后转头，飞快离去，辗得路上的砂石噼啪作响。
“有人要来？”比尔瞪着黑暗，低声问。
我慢慢摇头。
他看了手表一眼，轻轻推着我进入走廊。
马里诺不论什么时候来法医办公室，总不忘找温格麻烦。温格是我见过最好的解剖技师，但也是最脆弱的一个。
“……嗨，这就是所谓的福特车近距离接触……”马里诺大声喧哗。
正当马里诺捧腹大笑时，一个有着啤酒肚的州警到了。
温格满脸通红，愤愤地把电锯的插头戳进垂挂在钢桌边缘的黄色线圈。
我手腕上都是血，忍住气低声说：“别理他，温格。”
马里诺看着州警，我等着他继续那无聊的笑话。
温格太敏感了，我有时会为他担心。他对被害人的遭遇感同身受。碰到异常残忍的案子时，他常忍不住哭泣。
今早的案子显示了人生残酷的讽刺。昨晚有个年轻女人去了邻县的一个乡下酒吧，凌晨两点左右步行回家，一辆车撞上了她，之后继续向前行驶。州警检查她的私人物品时，发现她的钱包里有张幸运签，上面预告着：“将发生会改变你一生境遇的事。”
“说不定她在寻找引擎盖先生……”
我正要对马里诺大发脾气，他的声音便被电锯的巨响掩盖。温格开始切开那死去女人的头骨，一团骨头粉末扰人地散布在空中，马里诺与那个州警立即撤到房间的另一头，在那里，里士满最新枪杀案的被害人正由法医解剖着。
电锯声戛然而止，温格将头盖骨拿走，我停下来迅速检查了她的脑子。没有脑溢血……
“有什么好笑，”温格开始他愤怒的控诉，“一点也不好笑！怎么有人会觉得这种事好笑……”
那女人的头骨破了，仅此而已。她的死因是多重骨盆挫伤，她的骨盆受到剧烈伤害，她皮肤上可以看到那部车子散热器护栅的痕迹。撞她的不是跑车那类底盘很低的车子，很可能是辆卡车。
“她留着幸运签，因为那张签对她有某种意义，带给她希望。说不定这就是她昨晚去酒吧的原因。她在寻找能携手共度一生的人，或等待改变她一生的事发生。结果却是有人酒醉驾车撞上她，将她拖了五十英尺到沟里。”
“温格，”我一面开始照相，一面疲倦地说，“你最好不要乱想。”
“我忍不住……”
“你必须学着去控制。”
他受伤的眼神转向马里诺，马里诺不撩拨他绝不罢手。可怜的温格。那些在粗暴环境中讨生活的警察大都受不了他。他从不觉得他们的笑话有什么好笑，对他们的辉煌战绩也不感兴趣，更明白地说，他与众不同。
温格的身体线条柔软，黑发贴在脑袋两侧，顶端头发有如凤凰鹦鹉的羽毛，末端则有一截发尾卷在脖颈处。整体而言，他精致英俊，看起来像是那种穿着名牌服饰、脚着欧式软皮皮鞋的模特儿，就连他自己购买、亲自动手清洗的深蓝罩袍也很有风格。他不和女人调笑，也不在乎女人指挥他做事，更不像对我检验袍或套装下的身材有任何兴趣，有几次我在更衣室换衣服，他不巧走了进来，我却依然很自在，几乎没有注意到他的出现。
如果几个月前他来求职时，我对他的性倾向有一点好奇，说不定我不会雇用他。这点是我不愿意承认的事。
我在这地方看遍了各种极为恶劣的例子，因此太容易有刻板印象。譬如身披假乳义臀的人妖，因忌妒的怒火而谋杀情人的同性恋者，在公园、游戏厅游荡，结果却遭厌恶同性恋的老粗举刀猛劈的年轻男妓，那种身上有下流刺青，在监狱里奸淫遍了所有两腿动物的囚犯，以及那种在同性恋浴室和酒吧荒淫纵欲，也不管谁会染上艾滋病的人。
温格不像那些人。温格只是温格。
“你可以从这里接手吗？”他愤怒地冲洗他戴着手套、血淋淋的双手。
“我会做完它。”我随口答道，开始重新测量肠系膜上的一个大洞。
他走向柜子，拿出一瓶瓶消毒剂、破布和一些清洁用品，然后戴上耳机，打开挂在罩袍腰际的录音机，立刻沉醉于自己的世界里。
十五分钟后他开始清理一个小冰箱，里面储藏着周末放在解剖室的证据。我模糊地注意到他拿出一样东西，看了良久。
他走到我的桌旁来时，耳机像衣领一般挂在脖子上，一脸迷惑不安。他手上拿着装着证据的硬纸夹。
“嗯，斯卡佩塔医生，”他清了清喉咙，说，“这个在冰箱里。”
他没有解释，也没这必要。
我放下手术刀，顿时觉得胃部抽紧。硬纸夹上的标签印着洛丽·彼得森案子的号码、名字、验尸日期——但她所有的证据我在四天前就已交出。
“你在冰箱里发现的？”
这一定是个错误。
“在深处，最下一层。”他迟疑着加了一句，“嗯，没有人签。我是说你没有签字。”
一定有什么缘故。
“我当然没有签字，”我尖锐地说，“她的案子我只收集了一套证据，温格。”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的疑云却像风中摇曳的烛火。我试着回忆。
周末我把洛丽·彼得森的样本存在冰箱里，就和其他星期六的案子放在一起。我清楚地记得，星期一一早我亲自交到检验室，其中包括一个硬纸夹，里面装着上面有肛门、阴部、口腔样本的棉花棒。我确定当时只用了一个硬纸夹。我绝不可能送出空夹子——它总是包括一个装了棉花棒的塑料袋、装了头发的信封、试管和所有其他东西。
“我不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我强调。
他不安地将身体重心转移到另一只脚上，眼睛也望向别处。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我把事情搞砸了，而他不愿意直接指出来。
出错的可能性一直存在。自从玛格丽特在解剖室的电脑里安装了制作卷标的程序后，温格与我就把整个作业流程想过很多遍。
病理学家在动刀解剖之前，可先将有关死者的数据输入电脑，然后印出一串标签，用来贴在所有可能采集的样本上，比如血液、胆汁、尿液、胃部的残留物，和其他个人证据。只要每个病理学家谨慎地把正确的标签贴在正确的试管上，而且记得签名，便能节省很多时间，大家也都可以接受。
但这点小小的自动化有一样特性让我紧张。无可避免，会有标签剩下来，因为没有必要收集所有可能的样本，特别是当检验室工作繁忙、人手又不足的时候。譬如，如果有个八十岁老翁在除草时心脏病发，我何必要收集他的指甲？
那些剩下的标签该怎么办？当然不能随处搁置，以免贴错试管。大多数病理学家会撕掉那些标签，我则把它们放进死者的档案夹。这样，我就知道做了哪些检验，哪些没做，以及我到底送了多少试管到楼上去。
温格踱到另一头，伸出一指翻阅验尸间的记录。我可以感到马里诺在那边瞪着我，他在等着拿他办的一个凶杀案的子弹。他向我走来，此时温格刚好也走回来。
“那天我们有六个案子，”温格好像当马里诺不在场般的提醒我，“星期六，我记得。台面上有很多标签，说不定有一个——”
“不，”我大声说，“怎么可能？我没有把她的标签留在那里。它们和我的文件放在一起，夹在我的档案夹里。”
“该死！”马里诺一脸惊讶，从我肩后探出头来问道，“你们在说的事跟我想的一样吗？”
我发狂般甩掉手套，从温格手里夺过硬纸夹，用指甲划开胶带。里面有四个玻片标本，其中三片上绝对涂有东西，但并没有照规定注明从哪一部分采集而来。事实上，除了硬纸夹上的电脑卷标，没有任何其他标志。
“也许你以为你会用得上，但后来改变了主意？”温格试着解释。
我没有立刻回答。我记不得了。
“你最后一次用冰箱是什么时候？”我问他。
他耸耸肩。“上星期，说不定是上星期一。我拿东西出来给楼上的医生。我这星期一没来，今天是我这星期第一次用冰箱。”
我慢慢记起温格星期一补假。是我自己把洛丽·彼得森的证据拿出冰箱，然后再上楼去收集其他证据。我会没有注意到这个硬纸夹吗？还是因为太累、心思太乱，以至于把她的证据与那天处理的另五组证据混杂起来了？如果真是这样，哪一个硬纸夹的证据才是她的？我已经拿上楼的那一组，还是这一组？我无法相信会发生这种事。我一向都非常小心。
我很少穿着罩袍走出验尸房，几乎从来没有，就连火警演习也不例外。几分钟后，当我穿着血迹斑斑的绿袍快步走在三楼走廊时，检验室的工作人员不免好奇地盯着我看。贝蒂正在她拥挤的办公室喝咖啡休息。她只看了我一眼，眼神就僵住了。
“我们有麻烦。”我马上说。
她瞪着硬纸夹，注视着上面的标签。
“温格刚才清理冰箱里的证据时发现的。”
“噢，上帝！”她只说了这么一句。
我跟着她走进血清检验室。我对她解释，我不记得曾经采集过两组洛丽·彼得森的证据，也无法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她戴上手套，从柜子里拿出一些瓶子。她试着安慰我：“我想你上次送来的应该是正确的，凯。那些显微镜与棉花棒都一致，与其他证据也一致。所有证据都指出是非分泌者。这一定是你多采集到的一组，只是你忘了。”
又多了一个疑问。我只采集了一组，是不是？我能发誓吗？上星期六已经是遥远的记忆，我不能确定我当时的每一个动作。
“里面没有棉花棒，对吗？”她问。
“没有，”我回答，“就只有这个装了玻片标本的硬纸夹。温格就只发现了这个。”
“嗯。”她在思考，“让我们看看会显示什么。”她依次把每个玻片放在显微镜下。长长的沉默后，她说：“我们有大的鳞片形细胞，可能是口腔或阴部的细胞，但不是肛门的。而且，”她抬头看我，“我没有看到任何精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