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女法医之尸体会说话-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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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点点头，记起布兰达·史代普肠胃中的内容。
“煎汉堡与洋葱通常会起油烟熏臭厨房，至少在我该死的家是如此。水槽下方的垃圾筒里有碎牛肉的包装纸、意大利面酱汁的空罐子和洋葱皮，还有个油腻腻的炒锅泡在那里。”他停了一下，想了想，说，“一想到她选择晚饭吃什么，竟然可能是导致她被谋杀的原因，就让人觉得很那个，你明白我的意思？如果她吃个烤碎鲔鱼或是三明治之类的，就不会要开窗。”
这是侦查凶杀案的人最喜欢反复思考的问题——假如……假如当初没进那间强盗抓了店员当人质的便利店买烟，结果会如何？要不是刚好走出房子去清理猫屎盒，他会那么凑巧遇上屋旁的逃犯吗？如果没和情人吵架，一气之下开车出去，就不会和一个醉酒驾驶者迎面对撞了吗？
马里诺问：“你注意到高速公路离这里还不到一英里吗？”
“不错。在你开进这个小区前，有家超市在路角，”我回忆，“如果他是走着来的，他可以把车停在那里。”
他莫测高深地回答：“嗯，那家超市深夜并不开门。”
我点了根烟，想到一句谚语：一个好警探必须能设想罪犯如何犯案。
“你会怎么做？”我问，“如果是你。”
“如果我是什么？”
“如果你是凶手。”
“要看我是那个艺术家杀手马特·彼得森，还是那种迷上了跟踪女人，然后勒杀她们的普通精神病人。”
“后面那种，”我平和地说，“我们假设是后面那一种。”
他毫不客气地对我发出嘲弄的大笑：“你错了，大夫。你不该问有什么不同，因为不会有什么不同。我要说的，是不论我属于哪一类型，基本上都会做相同的事——不论我正常时候的身份和职业是什么，当我要去杀人时，所做的事和其他凶手没什么两样。医生、律师、印第安酋长全会做同样的事。”
“继续说。”
“首先，我看到她，在某处和她有某种接触。说不定我去她家，卖东西或送花。当她来应门时，那个在我脑子里的小声音说‘就是她’。说不定我在她家附近做工，看到她独自来去就选上她。我可能花整个星期跟踪她，熟悉她的习惯，对她了解得越多越好，像哪盏灯亮表示她起床，哪盏灯熄表示她睡觉，她的车是什么样子等等。”
“为什么选她？”我问，“为什么在全世界的女人里偏偏选上她？”
他想了一下。“她引发了我某种情绪。”
“因为长相？”
他仍在想。“说不定，也可能是她的态度。她是职业妇女，有不错的房子，这表示她足够聪明，能有不错的收入。有些职业妇女很傲慢，搞不好我不喜欢她对待我的方式，或者她侮辱了我的男性尊严，像是我配不上她。”
“所有被害人都是职业女性，”我加了一句，“但大部分独住的女人都有份工作。”
“没错。而且我知道她独住，因为我会确认这一点，或以为我确定。我要去整她，让她知道谁才是老大。周末到了，我想好好干一票，所以过了半夜我上了车。我已经查过那个区域，全部计划好了。嘿，我可以把车放在超市的停车场，问题是那时超市已经关门，停车场空荡荡的，我的车放在那里太醒目了。跟超市同一个角落刚好有家加油站，我大概会把车放在那里。为什么？因为那个加油站十点关门后，还有待修的车停在那里，没有人会多想，就是警察也不会生疑，他们才是我该担心的人。要不然有些巡逻的警察看到有辆车放在空荡荡的停车场上，可能会去查车主是谁。”
他描述作案行动中每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细节。他身穿深色衣服，走入街道的阴影处。他走到目的地时开始亢奋起来。他可能不知道她的名字，但能确定她在家。她的车停在车道上。除了门廊的灯，所有的灯都熄了，她在睡觉。
他并不急于动手，而是先躲在外面观察四周的情势，确定没有人看到他，然后才走到屋后。来到这里他开始感到有信心了。从街道上看不到他，下一条街的房子在一英亩之外，所有的灯都熄了，没有任何动静。房子后面一片黑暗。
他悄悄走向窗子，立刻注意到有一扇开着。只要拿刀戳破纱窗，很轻松就可以打开里而的栓子。几秒钟后，纱窗掉在草地上。他打开窗，把自己撑起来，一眼看到黑暗中厨房用具的形状。
“进屋后，”马里诺说，“我静静站在那里注意听，确定没有任何声音之后，我满意了。我找到走廊，开始找她睡的房间。这么小的房子，”他耸了耸肩，“不会有多少可能性。我立刻发现她的卧室，并听出她在里面睡觉。现在我把脸蒙了起来，比如说，用滑雪的面罩……”
“为什么多此一举？”我问，“她不可能活到指证你的时候。”
“头发。嗨，我又不笨。说不定我就是拿法理科学书当成床头读物，也还记得警察如何采集证据。我才不会让人有机会在她身上、身旁找到我的头发。”
“如果你这么聪明，”现在换我嘲弄了，“为什么不担心DNA证据？难道你不看报？”
“哼，我才不会戴那鬼套子。而且我太聪明了，不会蠢得让你锁定我为嫌犯。不是嫌犯就不能作比较，而你那一套DNA说法根本不值一毛钱。头发更有个人特质。你知道，我可不想让你发现我是白是黑，金发还是红发。”
“指纹呢？”
他微笑。“手套，宝贝。就像你检查我的被害人时戴的一样。”
“马特·彼得森没戴手套。如果他戴了，就不会在他太太身上留下指纹。”
马里诺轻易地回答：“如果马特是凶手，他不需要担心在自己的房子里留下指纹。无论如何，他的指纹到处都是。”他停顿了一下。“如果他是凶手。实际情况是我们在找个畜生，而马特就是。事实上，他还不是唯一的……每个树丛后都有一个。老实说，我实在不知道是谁杀了他太太。”
我又看到在梦中出现的脸，没有五官的白脸，透过挡风玻璃照进来的阳光暖洋洋的，但我似乎暖不过来。
他在继续：“接下来的事和你想象的差不多。我不会去惊吓她，我会轻轻走到她床边，一手盖住她的嘴，刀尖对着她喉咙。她醒了过来。我大概不会带枪，因为她如果挣扎夺枪，我可能会被打中，或者我还没机会干她，她就先把我解决了。照事先的计划做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不然会非常不顺，而且我可不愿意冒有人听到枪声后去报警的风险。”
“你会不会对她说话？”我清了清喉咙，问。
“我会低声说话，告诉她如果她喊叫，我会立刻杀死她。我会一遍又一遍这样告诉她。”
“还有没有别的？你还会对她说什么？”
“可能没了。”
他换挡掉转车头。我最后看了那房子一眼，屋里曾发生他刚才描述的事，或者说我几乎相信曾发生像他描述的事。当他叙述的时候，我好像亲眼目睹。这不像是猜测，反倒像证人在作证，一种不动情感，没有一丝反悔的证词。
我对马里诺的想法改变了。他的反应并不慢，更不笨。我想我越来越不喜欢他。
我们往东开去。阳光洒落在树叶上，此刻正是交通最繁忙的时候。有一阵子我们陷在车流中如蜗牛般前行，无名的男男女女坐在车里赶着下班回家。我看着那些过往的脸，心中涌起一种和我全不相关的感觉，好像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他们在想着晚饭，可能在想烤架上的牛排、他们的孩子，即将见到的爱人，或是白天发生过的事。
马里诺清点单子，细数各种可能。
“她被谋杀的两个星期前快递公司送过一个邮包。已经查过送包裹的人，没问题。”他说，“不久前有人去修水管，也没问题，至少我们查不出来。到目前为止，这四个案子里没有任何做工或送信的是同样的人，没有任何交集。以被害人的职业来说，也没有任何相关或相似之处。”
布兰达·史代普在昆顿小学教五年级，学校离她家并不远。她在五年前搬到里士满，最近与学校的足球教练解除了婚约。她高高大大，一头红发，聪慧且脾气好。根据她朋友和前未婚夫的说法，她每天慢跑很长距离，既不抽烟也不喝酒。
我对她的生活可能比她在佐治亚州的家人还要清楚。她是个虔诚的浸信会教徒，每周日都去教堂，每周三则参加教会的晚餐。她弹吉他，在青年灵修会领唱诗歌。她在大学主修英文，在学校也教英文。除了慢跑，她最喜欢的休闲活动是阅读，那天晚上关灯前，显然她在看多萝茜·贝蒂丝的书。
“有件值得特别注意的事，”马里诺告诉我，“我最近才发现，她与洛丽·彼得森可能有一样相关之处。布兰达·史代普大约在六个星期前去过弗吉尼亚医院的急诊室。”
“为什么？”我惊奇地问。
“有个小交通事故。一天晚上她倒车出车道时被撞到了，没什么大不了。她自己报的警，说她撞得有点头昏。不久后来了辆救护车送她到急诊室。她在那里待了几个小时接受观察、照X光，结果没事。”
“她接受检查时，洛丽·彼得森在值班吗？”
“这是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我们目前唯一掌握到的线索。我问过医院，洛丽·彼得森那天在值班。我查过所有那天可能在的人，医护人员，大夫，你想得到的都查了。但没查出什么鸟，只是感到怪说模橇礁雠丝赡芘龉妫蔷换嵯氲酱丝棠阄一嵩谡饫锾致鬯堑哪鄙卑浮！�
这个想法像低伏特的电击般穿过我。“马特·彼得森呢？他那晚有没有去医院看他太太？”
“他说他在夏洛茨维尔。那天是星期三，大约在晚上九点半至十点。”
我想医院当然有可能就是那个交集点。任何在那里工作的人，或有机会看到记录的人，都有可能认识洛丽·彼得森，或者看到布兰达·史代普，她的地址会列在急诊卡上。
我建议马里诺彻查所有那晚在弗吉尼亚医院工作的人。
“这只需要去查五千个人，”他回答，“何况，杀她的那厮可能那晚也在急诊室接受治疗，所以我也往那方向查。目前看来并不乐观。那个时段一半的病人是女人，另一半不是心脏病发作的老家伙，就是撞了车的两个小伙子，不是没活过来，就是还昏睡不醒。很多人进进出出，老实说，那地方的记录差劲透了，我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谁在那里，也不会知道有哪些人从街上逛了进来。可能有些人像秃鹫似的进出医院，寻找被害人——护士、医生、有小问题的年轻女人。”他耸耸肩，“他可能是送花的，常常进出医院。”
“你提过两次了，”我说，“关于送花那一点。”
他又一次耸肩。“嘿，我做警察前曾经送过一阵花。大部分的花都送给女人。如果我四处闲逛想找女人干，就会去送花。”
我真不该问。
“事实上，我就是在送花时遇上我太太的。替一个跟她约会的家伙送她一把甜心花束，红白两色的康乃馨和两枝甜心玫瑰。结果我比花更让她印象深刻，她男朋友的心意完全白费了。那是在新泽西州，两年后我搬到纽约当了警察。”
我郑重考虑以后再也不接受送来的花束。
“这是题外话，只是突然想到而已。不论凶手是谁，他一定在做些什么，他所做的事让他有机会遇见这些女人。就是这么直截了当。”
我们开车经过东区购物中心，然后右转。
不久，车辆逐渐稀少，我们开过布鲁克区高地，此处一般就称为高地。那个小区所在之处的高地几乎像个山坡。它是城中较老的小区，但过去十年间陆续有年轻的专业人士搬入。街的两侧是一排排同样的房子，有些还荒废着，有些用木板钉起来，但大多数已经修复翻新，阳台有繁复花样的铁栏杆，墙上是彩色玻璃窗，相当美丽。高地往北只几条街光景就差了很多，路上有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再过几条街是联邦补助兴建的住宅。
“有些房子卖到十万以上，”马里诺将车减速，像在爬行，“但就算你送我，我也不要。我曾进去看过几家，好极了，可是我决不会住到这种地方。好多单身女人住在这里。简直是疯狂。”
我在看里程表。佩蒂·刘易斯的房子离布兰达·史代普的正好六点七英里。这两个小区差异之大、距离之远，令我无法想象地点会是一个相关因素。这里也有人在盖房子，就像布兰达家附近一样，但建筑公司与工人不太可能相同。
佩蒂·刘易斯的家夹在两户人家之间，是一栋优美的石材房子。红色的前门上有一扇彩色玻璃窗，石板屋顶，前面的门廓围着刚漆过的锻铁栏杆，后面是围墙和种满了大玉兰花的庭院。
我看过警方的照片。当你看着这栋建于世纪初的优雅古屋时，很难相信有恐怖的事会在里面发生，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