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女法医之尸体会说话-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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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血在奶酪里。”她说下去，忽然间好像要哭出来。
“我想我们需要叫辆救护车。”比尔宣布。他大出露西意料之外地一把将她从小凳上抱起，手臂挽着她的大腿。“丁零……丁零……”他一边抱着她走到水槽边，一边大叫，好像在发警报。“三一六，有紧急情况……有个可爱的小女孩关节在流血。”他似乎在同一个调度员说话，“请斯卡佩塔医生准备好绷带……”
露西咯咯发笑，乐不可支，一时间忘记了关节，一脸爱慕地看着比尔打开酒瓶的软木塞。
“你要让它呼吸一下，”他温和地解释给她听，“唔，一个小时后喝就会比较顺口。酒像人生其他事情一样，随着时间流逝越变越温醇。”
“我可以喝一点吗？”
“嗯，”他故意很严肃地说，“只要你姨妈说好，我就没问题。不过我们不希望你喝醉了。”
我静静地做比萨，先在面饼上涂汁，然后放上肉、蔬菜和帕梅森奶酪，最上层是莫索里拉奶酪碎块。我把比萨滑进烤箱，不一会儿厨房里就弥漫着浓郁的蒜香。我忙着做色拉，摆刀叉，露西与比尔在一旁谈笑。
我们很晚才吃饭，露西喝了那杯酒反倒是件好事。等我收拾桌子时，她的眼睛已经快要闭起来。虽然她不愿意对比尔说晚安，但她是该上床睡觉了。比尔完全赢得了她的心。
“实在令人意外。”送她上床后，我对比尔说，我们坐在厨房的桌边闲聊。“真不知道你是怎么做到的，原先我很担心她的反应……”
“你以为她会把我当对手。”他笑了笑。
“我们这样说吧，她妈妈来来去去的男朋友不知有多少。”
“所以她没有多少时间给女儿。”他在我们的杯子里再添了酒。
“这样说还算好听的了。”
“太不幸了。她很特别，聪明得不得了。”他慢慢啜酒，又加了一句，“你上班的时候她整天在家做什么？”
“柏莎在这里。大部分时间露西在我的书房里玩电脑。”
“玩游戏？”
“很少。我想她对电脑比我懂的更多。我上次同她谈电脑时，她在用Basic写程序，重组我的数据库。”
他开始审视酒杯，然后问道：“你家里的电脑能联机到办公室吗？”
“不要乱猜。”
“嗯，”他看着我，“如果是这样，对你反而好。或许这是我心里的期望。”
“露西不会做这种事，”我有点激动地说，“如果是真的，又对我有什么好处？”
“与其是记者，不如是你十岁大的外甥女。埃伯格会放过你的。”
“他绝不会。”我尖锐地说。
“不错，”他面无表情地说，“他早上爬起床的理由就是要找你麻烦。”
“老实说，我也开始这么想了。”
埃伯格接获任命时，正好碰到里士满的黑人社团公开抗议警方只关心白人遇害的凶杀案。不久，一个黑人市议员在自己的车内被杀。我猜，埃伯格与市长认为第二天不事先宣布就出现在停尸间是一个开展公关的大好机会。
如果埃伯格看我验尸时问我问题，或索性闭口不乱说话，就不会闹得这么难看。但他那医生与政客的双重身份，让他在我办公室大楼外对等待的记者很肯定地表示，那名市议员胸部“伤口散布的情形”表明“有霰弹枪在近距离射击”。稍后当记者问我时，我以最婉转的方式说明，所谓的散布的伤口，其实是急救人员在锁骨下的血管里插进大针去输血的结果，市议员的致命伤是一把小口径手枪射人后脑造成的。
埃伯格的漏洞让记者鸡飞狗跳地兴奋了一天。
“问题是他的本行是医生，”我对比尔说，“他只知其一，却觉得自己够格当法医了，而且比我更在行。事实上，他常说些屁话。”
“但你不该指出来。”
“那我该怎么办？同意他的话，让别人以为我和他一样无能？”
“简单地说，这是出于工作上的忌妒，”他耸耸肩，“经常发生。”
“我不知道原因到底出在哪里。你要如何解释这些事？人的感觉和所做的事大半都没什么道理。谁知道，说不定他看到我就想到他母亲。”
我的怒火不断攀升，从他睑上的表情，我发觉自己正怒目瞪他。
“嗨，”他举手抗议，“不要怪我，我又没做什么事。”
“今天下午你在那里，对不对？”
“你期望什么？我应该告诉埃伯格与坦纳我不能去开会，因为我们在一起？”
“当然你不能告诉他们这个，”我悲哀地说，“但说不定我希望你能这么说，或许我还希望你打扁埃伯格，或诸如此类的。”
“这主意不错，但我不觉得这对我下次竞选会有任何帮助，何况你可能会让我在监狱里待得发烂，也不保我出来。”
“那就看保释金要多少了。”
“屁。”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
“告诉你什么？”
“告诉我你们要开会。昨天你一定就知道了，说不定更早。”我说，“所以你周末才没有给我打电话！”我尽力控制住自己，目光炯炯地逼视他。
他又开始研究酒杯，停了一会儿后才说：“我看不出告诉你有任何好处，只会让你更担忧，而且我的印象是这个会议只是做个样子，徒具形式。”
“徒具形式？”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埃伯格差点没掐死我，他花了大半个下午颠覆我的办公室，这还叫徒具形式？”
“我想他这么做是因为你告诉他有人侵入你的电脑，凯。昨天我并不知道这回事。见鬼，昨天你也不知道。”
“我明白了。”我冷冷地说，“我不说之前，没有一个人知道。”
沉默。
“你什么意思？”
“这种巧合未免太惊人了，就在他找我去的几个小时前，我们发现电脑被人侵入。我有种奇怪的感觉，说不定他知道……”
“说不定他是知道。”
“你这样说可真有安慰作用。”
“这不过是猜测。”他从容地继续。“就算你去埃伯格办公室时，他已经知道电脑出了问题，又如何？说不定有人说出来了——比如你的电脑分析师，然后那些话飘上了二十四层楼。”他耸耸肩，“只是让他多一件烦心事，对吗？你并没有摔个跟头，因为你够聪明，你并没有掩饰。”
“我一向说真话。”
“那可不一定，”他顽皮地说，“你对别人假装我们俩之间没什么——你从来不提。”
“所以他说不定知道，”我打断他，“我只想听你说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郑重地看着我，“我发誓。如果我听到了，我一定会先警告你，凯，我会跑到最近的电话亭……”
“然后像超人一样飞出来。”
“见你的鬼，”他喃喃地说，“你在取笑我。”
他像个受伤的小男孩。比尔身兼多种角色，而他扮演每个角色时演技都很精湛。有时候我很难相信他会这般迷恋我。难道这也是他扮演的角色之一？
我想他是城里半数女人梦中的主角，而他的竞选总干事很精明地利用了这一点。比尔的照片贴在餐馆店面上，每条街的电话亭也无不钉上一张。谁会不迷上那张脸？他英俊得让人印象深刻。他的头发像一根根金黄色的稻草，皮肤也晒成古铜色，那是他每个星期花好多小时在网球俱乐部打球的结果。要不瞪着他欣赏实在很难。
“我不是在开你的玩笑，”我疲倦地说，“真的，比尔，我们不要再争了。”
“我没问题。”
“我只是很烦，不知道该怎么办。”
很显然，他已经想到这点。他说：“如果你能查出是谁侵入你的电脑，那会有很大的帮助。”他停了一下补充道：“如果你能证明会更好。”
“证明？”我警觉地看着他，“你的意思是你有个嫌疑人？”
“我没有事实根据。”
“谁？”我燃起一根烟。
他的注意力移到厨房。“在我的单子上，艾比·特恩布尔名列第一。”
“我以为你要告诉我一个我没想到的人。”
“我说真的，凯。”
“不错，她是个很有野心的记者。”我被惹毛了，“老实说，我听得有些烦了，她并不像人家说的那样厉害。”
比尔砰的一声把酒杯放在桌上。“见鬼了她才不厉害，”他瞪着我，断然反驳，“那女人是蛇蝎！我知道她是很有野心的记者，但她比一般人想象的要更坏。她阴险狠毒，善于利用人，极度危险。那母狗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他这样激烈把我吓得无话可说。他平时不会这样尖刻地形客人，特别是对那些我认为跟他不熟的人。
“记不记得大约一个月前，她写了篇有关我的专访？”
不久前，《时报》终于刊出了惯例会登的新任州检察官专访。那篇专访篇幅相当长，刊登在星期天的报纸上。我不记得艾比·特恩布尔到底写了些什么，只记得以她的风格而论，那篇稿子毫无特色。
于是我说：“就我记忆所及，那篇专访软绵绵的，既没有造成伤害，也没有什么好处。”
“那是有理由的，”他反击道，“我猜她并不想写那一篇。”
他不是在暗示那次访问很无聊，而是有别的事发生。我的神经再度紧绷起来。
“我跟她在一起的时间糟透了。她花了一整天跟着我，坐在我的车上，跟着我去一个接一个的会议，见鬼，甚至跟我一起去了干洗店。你知道那些记者的德行。如果你不反对，他们会跟着你去厕所。嗯，这样说好了，到了晚上，出现了非常不幸的情况。”
他暂停下来，看我明不明白他的含意。
我太明白了。
他看我一眼，脸上肌肉僵硬。“情况完全出乎预料。我们从最后一个会议出来时大约八点，她坚持我们一起去吃晚饭。你知道，报社请客，而且她还有几个问题要问。我们一出餐厅停车场，她就说她不舒服，喝了太多酒什么的，要我送她回家，而不是回报社，因为她的车停在报社。我就照做了。当我在她家门口停下来时，她整个人都贴了过来，糟透了。”
“然后呢？”我以不在乎的口吻问道。
“我显然没有处置得当。虽然是无意的，但我猜还是羞辱了她。从此以后，她就一直找我麻烦。”
“比如？她打电话给你，给你威胁信？”我并不很认真，但没想到他接下来会说出那样的话。
“她写了那些耸人听闻的东西，你的电脑被人侵入，说出来好像有些不可思议，但我觉得这些都出自她的个人动机——”
“走漏的消息？你的意思是她侵入我的电脑，写那些恐怖的细节，都是为了要找你麻烦？”
“如果这些案子在法庭上出了问题，是谁遭殃？”
我没有回话，难以置信地瞪着他。
“是我，我会出庭起诉这些案子。报上登出太多细节会搞砸这些恶性的重大案件。没有人会送花给我，感谢我。她知道得再清楚不过，凯。她在整我，这就是她在做的事。”
“比尔，”我降低声音，“身为一个称职的记者，她的责任是要锲而不舍地挖掘消息然后写出来。更重要的，是假设你唯一有的证据是凶手的证词，然后辩护律师让他改变主意，推翻以前讲的话，那么这案子在法庭上才会出问题。现在埃伯格那些人认为，凶手是精神病人，他从报纸上看到各种谋杀的细节，并想象自己犯了那些案子。这简直是胡说八道。杀死那些女人的恶魔并不打算要自首或认罪。”
他一口喝干，再次倒满。“说不定警方注意到他，把他当成嫌犯，然后诱他认罪。也许情况就是这样。说不定那是唯一的证据。目前还没有一丝可用的实物证据……”
“没有一丝实物证据？”我插口。我一定没有听对，还是他醉迷糊了？“他留下一大堆精液。如果他被抓到，DNA的证据可以把他钉死——”
“噢，不错，当然会。在弗吉尼贬州，DNA证据在法庭被用过两次，先例极少。以全国来看，也只有几次因此而定罪，而且每个案子都在上诉中。你试试对里士满的陪审员解释，这家伙因为DNA证据而有罪。如果我能找到会拼DNA的陪审员，就算走运了。任何智商超过四十的陪审员、辩护律师总是会找个借口不用它，这是我天天在忍受的……”
“比尔……”
“见鬼！”他开始在厨房走来走去，“就算有五十个人亲眼看到被告扣扳机，要定罪都不容易。辩护律师会拖来一群鉴定证人蹚浑水，把所有的事搞得混杂不清。你比谁都清楚DNA证据可以有多复杂。”
“比尔，过去我也曾对陪审团解释过同样复杂的证据。”
他想说什么，但没说出口。他又开始瞪着厨房，喝了一大口酒。
沉默持续着。如果DNA证据是影响案子结果的关键，那我将成为检察官最重要的证人。过去我有很多类似经验，但不记得比尔曾经担心过。
这次不太一样。
“到底怎么一回事？”我强迫自己去问，“你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而不安？担心有人会发现，然后说我们在专业上也同床……指控我操纵结果来配合检方？”
他看着我，满脸通红。“我没这样想。不错，我们是在一起，那又怎样？我们出去吃过饭，看过几场戏……”
他不需要说完。没有人知道我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