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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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开始他妈在村里找许多假证，找当年的接生婆，又找自家门上人，合伙证明说小鳖娃儿当时不满十八岁。还找到周家国胜，让他做假证。开完庭出来，我把国胜挤在墙角，我骂他：“周国胜，你鳖娃儿背良心，你孙儿儿媳妇都叫车撞死了，你还背良心，你不得好死。你们得人家啥东西了，去做这背良心的假证。”后来听说王家娃他妈送了他们两条烟、一条裤子。
后来在街上碰到国胜老婆，我拦住她，又骂她，你们要做假证，你们开车出门车翻，娃儿叫车撞死。我连说带骂，说她一个多小时。村里人都背地里骂他们。都说前几年孙儿、孙儿媳妇叫车撞死是活该。人心不正，就是这结果。
我和王双天老婆又吵一架，他们也做假证。按他们王家排行，算一下就知道小鳖娃儿杀我妈那天已经满十八岁。我说，你们闺女在北京无缘无故死了，连尸体都找不着，你还在做假证，你是王家人，你不知道小鳖娃儿排行老几，多大岁数。你们瞪两眼说瞎话，会遭雷劈。
2007年11月27日已经宣判了，12月还不让拿判决书。我去了地区检察院，我打电话给那个检察长，他不接，我打手机，也不接，我在检察院门口一直等到十一点多，他才接电话，进去，他有点生气的样子，把判决书盖个章，然后我又按手印。我不识字，我让他帮我念念。
市中级人民法院一个法官以私人身份给我打电话，说：“你看，这是个小鳖娃儿，我妈信佛，我受她影响，得饶人处且饶人，你非要让他死，多可惜。”我说：“你心真软，你可不能坐这个位子，他年轻该活，我妈八十岁了就该死？”
我知道，这些人，都是收王家钱了。出事之前王家大娃儿在外地开网吧，赚大钱了。王家大娃儿在家也是光偷人家，那年判十个月，一出来就出去打工了。在外地，也是在派出所几出几进。一家根都不正。
法院开庭五次，王家娃儿见我就下跪，想让我同情他。我看都不看他。
我就不信没处说理。邪不压正，要是判不下来，我就在法院跳楼叫他们看。
说到要跳楼，建昆婶非常冷静，一直颤抖的声音也坚定起来。她又进屋拿来判决书让我看。我翻了翻，看到里面有王家少年的一段供词：
今年春上的一天晚上，我在学校上罢晚自习回家睡觉，睡前看了黄色录像。不知道睡到啥时间，我起来跑到刘老婆儿睡的那个屋里，从东边把门弄开进到屋里，摸到一把锄头，听到老婆儿的呼吸声，我就用锄头砸了好几下，怕老婆儿不死，就跑到外边鸡笼边拿一块石头，进屋照老婆儿头那个位置砸有四五下，然后把老婆儿穿的衣服全都脱掉，用手把老婆儿的脖子掐掐，我把裤子脱到腿窝处，爬到老婆儿身上，把我的生殖器插到老婆儿阴道里弄有一两分钟，射精了。把门安上时，我摸到门后挂的锁，又把门锁上。
如此冰冷，又如此残忍。我不知道这是法院的转述，还是王家少年本人的陈述，但这冰冷的描述恰恰把一些情感因素剥离开来，譬如王家少年在实施杀人过程中的害怕、软弱、慌乱等等。从本质上讲，这就是一起毫无人性的杀人案。我无话可说。我自己也很迷惑，我不知道我是抱着什么目的来调查这件事情。
在村庄的这些天里，只要说起王家少年杀刘老太的事情，大家都激动无比，对王家人花钱跑关系改年龄也异常愤怒。在问起五奶奶这件事时，五奶奶“呸”地往地上吐了一口痰，说：“要是我是他妈，就直接让公安局把他枪毙了，要他干啥，太坏了，太残忍了。”言语非常激愤，和父亲、老支书的语气一模一样。这超出我的预想。我原想会有人同情这个十八岁的少年，虽然手段残忍，但他毕竟刚刚成年，也挺让人可惜。我很微弱地提及，他也挺可怜的，一个人在家，没人管，但是，话刚开头，就被五奶奶和父亲挡了回来，有那么多小孩都是这样，也没见出什么事！坏成这样的人，还不枪毙，这社会成啥样了？我才意识到，大家对这个少年的看法基本上都是以一种道德态度，道德败坏、手段恶劣，不可能让人原谅。
道德感在乡村深深地埋藏着，他们对王家少年的态度显示了乡村对原始古朴道德的尊重，因为这与他们善良的本性不相符合，与乡村基本的运行方式也不符合。因此，当我又试图说中国的死刑好像太多、太随意，而在国外有些地方并没有死刑，或有些国家已经废除时，他们都很惊异。在他们的观念里面，那么残忍的行为只有判死刑才能达到惩罚的目的。
没有人提到父母的缺失、爱的缺失、寂寞的生活对王家少年的潜在影响，这些原因在乡村是极其幼稚且站不住脚的。而乡村，又有多少处于这种状态中的少年啊！谁能保证他们的心灵健康呢？
在言谈之中，建昆婶很容易就把角度转换到道德上。杀人偿命固然是法，但在深层思维里，人们对这件事的判断仍然是从道德的角度去审判。譬如在讲到做假证的几个人时，建昆婶很自然地讲述了这几家的其他遭遇，以此来印证道德败坏所带来的后果，是一种报应。另外，也作为支撑判断他们错误的理由。在听到这里的时候，我有一种非常紧张的感觉，仿佛一种最古老的东西仍然存留在乡村的大地上，那就是原始正义。它隐藏在日常生活与所谓法律时事的背后，人们依据这些来进行基本的判断。好有好报，坏有坏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
我不仅怀疑起我自己来，也许，只是因为王家少年杀害的是八十二岁的老太，她行将就木，不值得搭上一条年轻的生命，所以我才本能地产生同情。如果他杀害的是一个十几岁的青春少女，我的心态也许会是另外一种。在根本上，我也是轻视生命的。
通过重重关系，我终于获得见王家少年的机会。我很紧张，有很多的疑问想问他。铁栅门打开，一个少年从门里走出来，带着手铐，单薄，瘦弱，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面似乎没任何感情。他坐到对面的凳子上，又看了我一眼，但很快又低下头去。那是怎样的眼神呢？害羞？寂寞？绝望？我说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少年——或者，已经是青年了，却仍然是一张少年的脸，连胡髭都没有——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单纯、善良、内向的孩子。甚至，还有些教养。
我忽然无法张口，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回到村庄那么久，听了那么多悲痛的故事，我都没有哭出来，可是，在面对一个杀人犯时，我一下子崩溃了。看着他，一切的原因都不是原因，而所有不是原因的因素又导致了最终的悲剧。我无法想象他挥动着锄头、砖头杀人的场景，那样的残忍和眼前这个少年完全不符合。
我又能问些什么呢？一切的询问都是苍白的，谁能弄清楚，那一个个寂寞的夜晚在少年心里郁结下怎样的阴暗？谁又能明白，那一天天没有爱的日子汇集成怎样的呐喊，而又有谁去关注一个少年最初的性冲动？我该以什么样的情绪去面对他呢？我不清楚。我很迷惑。同情？愤怒？心痛？当面对这样一个罪犯时，这些都是太过简单的词语。
2009年4月，终审判决书下来：王家少年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芝婶：我这奶奶活成了爹妈、老师和校长
做村会计的堂叔前几天就和父亲约好，今天到他家吃饭。到堂叔家，清道哥已经坐在那里，还有一个人我不认识，堂叔也没有介绍。凉菜已经摆在桌上，另一边的牌桌已经支好。看来话是说不成了。果然，父亲刚刚进门，清道哥就大声叫道：“二叔，你咋恁晚，就几步路，还得请几次，快快，速战速决。”镇上有人开车把热菜往这里送（当然也是记账），堂叔给我解释说，平时他决不随便去食堂吃，也是偶尔才这样子。父亲和清道哥都不以为然的样子。清道哥不喝酒，说是昨晚喝多了，喝透墒＇2＇了。父亲和堂叔都说，喝多了，才要再喝呢，喝一点透透。左劝右劝，清道哥的脸喝得红扑扑的。据父亲说，“村村通”公路的主路已经卖给河里挖沙的（是通往河的唯一大路），卖了十七万，已经快被新支书败光了。具体情况，会计应该是最清楚的。但是，堂叔说来说去，都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只是一直强调“都是这样子，也没什么好说的，花钱地方太多，要得多了，自己也忘了”等等之类的话。
吃过饭，牌局开始。我到院子里和堂叔的老婆芝婶闲谈。她的小孙子和我的儿子差不多一般大，两个小孩很快熟稔，在门口的沙堆上玩沙子。堂叔家的房子盖好不到两年，非常豪华。他们是把原来的坑塘给填平了，再在上面盖的房子。从外面看，房子因为地基垫得高而显得高大，其他并无特别之处，但是，到房子后面就别有洞天了。后面也是正门，前面所看到的高高的地基其实是楼房的一层。院子里铺满水泥，非常干净。
堂叔家已经可以看到都市设施的影子。三间房子是请镇上专门做室内装修的人设计的，要知道，“室内装修”这个词语在前几年的农村是根本没有听说的，近两年刚刚兴起。房内有吊灯、立墙、电视柜、书柜，颇有点欧洲风格。但是，细看之下，装修所用的材质却是劣等材质，做工也较为粗劣。更为重要的是，在这颇具现代感的房子里面，所装载的仍然是小凳子、破竹椅、十九寸的旧电视，还有这一群地道的仍然是七八十年代穿着的老农民。一切都显得有些不伦不类，与房间中的某些过于精致的设计在一起，制造出了滑稽和错位的风格。
楼梯间的下面是卫生间，蹲式，有自来水可以冲洗，但是，里面却脏污不堪，白色的瓷砖和便池已经变成黑色。角落放着一个装废纸的便篓，纸早已溢满出来，扔在地上。洗手池也布满黑色的污垢，上面镜子的座架上还搭着一块毛巾，放着一块小香皂，毛巾的颜色已经分辨不出来了。卫生间的外观是城市化的，但是人们的使用思维却仍然是乡村式的。
芝婶说这座房子估计花了十几万，跟他们老两口没关系，都是儿子在外校油泵挣的钱。问起房子的设计和样式，芝婶有点轻蔑地微微笑了，说：“都是按照儿子、儿媳的眼光设计的，我就看不出什么好来。闲花钱，一点也不实用。二层的三间是大通间，将来儿子、儿媳回来看能做个什么生意。总不能一辈子在外面吧。”
芝婶，乡村里难得一见的面容光润、皮肤白皙的妇女，看起来很有富贵相，和堂叔一样，说话谨慎。她倚在大门口，盯着孙儿，一会儿呵斥他一声，一边跟我闲谈。经过好几次的交往，芝婶的戒心少了很多，也愿意和我多说话。我问孙子啥时候跟着她，儿子在哪儿打工？没想到却引来下面的一番话。
孙儿啥时候留在家？不到十个月的时候，儿子在新疆校油泵需要人，就把媳妇叫了去。我和他爷爷就一直带到现在，一年也就春节回来住十几天。有一年夏天，让我们去住，妈呀，那是啥地儿，热得人没处钻，地方又小，就那一大间房，根本没法住。娃儿也受不了，住了不到一个月回来了。今年又生了一个孙女，媳妇打的算盘可美，想把大的带走，小的再留给我，让我养，我说啥也不干。大的好不容易四岁了，都有感情了，现在你再把他带走，那不行。再说，我也老了，这两年腰疼，疼起来了，连腰都直不起来，还得到镇上去按摩，那十个月的小孩子可不是好带的。春节走时，媳妇是生着气走的。我也不管。后来，这孙娃儿想他妈了，我说把他送到新疆，又贵贱＇3＇不去。说急了，说：“奶，你再说，我就跳坑＇4＇。”他爹在电话一听，伤心了，说赶紧把娃儿送去，可是我不愿去，去了咋办？没地住，热得要死，还得伺候一家子人，我可是受不了。他爷老说我惯他，说就你有个孙儿，到哪儿领上。我知道娇惯的害处，但抑制不了。孙娃儿再也不提他爹妈，他爹来电话，喊死，都不到跟前来。我知道，娃是伤心了。可这又有啥用，农村不都是这样？
咱们这村里几乎家家都是这样，全是留守儿童和留守老人，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的人都在养孙儿。老头老太太领着孙娃，吃喝拉撒不说，有的儿子、媳妇还不给寄钱，还得自己下地干活。有的领五六个孙娃，里孙儿、外孙儿，日子都过不成。三个娃儿留六个孙儿，比着留，谁不留谁吃亏。有的家里，儿子也说，你别种这七八亩地，我给钱，这五六个娃儿都够你受了，俺们在外头挣钱容易，谁叫你弄这二亩地。可给钱时，谁都想少给。爹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