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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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真正过上了没有泥泞的生活。
几个村民在路边打牌，在闲谈中我得知，从整体上，农民很高兴建别墅这件事，统一规划，干净整洁，离自己的土地、原来的村子不远，又在公路旁边，可能会有商机，谁不愿意？但是，并不是家家都有盖房的钱，也不是家家都愿意从村庄里挪出来。其中一个老伯面色凝重，默默地坐着，也不说话，我问他家里的情况才了解到，他儿子、儿媳都在外打工，好的时候，一年能攒个一万多块钱，不好的时候连工作都找不到，还得倒贴钱。为盖这房子，家里仅有的几万块钱积蓄已经花光，还借了将近两万块。他很惆怅，不知道怎么办。还有一些村民在村庄里刚盖了房子，政府怎么动员他们也不愿意搬，结果造成了新村庄和旧村庄同时并存的局面，反而多占了耕地。
和几个乡党委书记交流下来，我发现，中央对乡村有全方位的资助政策和管理政策，水利有农田灌溉，具体到各项都有专项资金；环境方面有水污染的治理，生态测量，这几年环保局的工作力度也越来越大，也正因为此，湍水上游的造纸厂和穰县的大型造纸厂、化肥厂才最终真正关闭。
国家对乡村的发展越来越重视，一直在努力寻找一条适合乡村的道路。但是，非常奇怪的是，农民却始终处于一种被动消极的状态，并没有真正的参政意识。政府—村干部—农民三者之间始终是三张皮，没有形成有机的统一体。当代的农村政策不停地改变，身在其中的农民不知道哪一种东西还真正属于自己，包括土地。因为没有拥有过权利，农民也不认为那些都是自己应该关心的事情，国家给一点，当然好，不给也是自然。
古老村庄正在消逝，而新的村庄将以什么样的方式，以什么样的心态、面貌达到健康的新生呢？这是一个大课题。
寂寞的文化茶馆和戏台子
为了提高村庄的文化素质，穰县推广了一项名为“文化茶馆”的文化工程。这使我非常感兴趣，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正是对“村庄如何新生”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
文化茶馆由县乡提倡，个人承包，以自己的房屋或大队部的房屋为基点（不另盖新房），承包者自己置办桌椅茶炉，县文化馆拨出专款购买书架、书籍，中央推广的“远程教育”的接线口等一些公共资源也都放在茶馆里。“远程教育”的电视也由政府购买，内容很多，有各种戏曲，港台、国内电视连续剧，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种科教知识光盘。这样，农民既可以在茶馆里聊天、喝茶，同时，也可以看书、看电视、学习科普知识。
我们到其中一个文化茶馆去参观。仲夏的午后漫长炎热。进入村庄，远远看去，有几个孩子在“坑塘”里洗澡，脱得光溜溜的，一会儿扎个猛子进去，一会儿又打水仗，很是热闹。走近去才发现，所谓坑塘只是一个用水泥修筑起来的死水潭。有几个台阶，看起来很整齐，水面却污黑油亮，上面泛着一些脏东西，有妇女在边上洗衣服、洗那种装化肥的塑料袋。仔细观察水源，水是从上面一个水井引进来的。估计是为了迎合上级的“坑塘改造”工程（这也是一项村庄建造工程）。要想保持干净，必须换水，但很显然，自建成之后这里的水就没有换过。
文化茶馆就在坑塘旁边，紧挨着还有一个很高很宽阔的台子，这是新搭建的戏台子。我们进到茶馆里面，有几个人坐在那里看电视，应该是港台武打连续剧，打打杀杀的声音十分响亮。靠后墙的地方摆着两个书架，有两个孩子在看书，还有一个中年农民也在看书，他非常专心，皮肤黝黑，表情拘谨。另一边还有几个人在打牌。
茶馆的主人看起来快七十岁的样子，走路颤巍巍的，背已经驼了。一问起来，他竟然才五十六岁。泡了一碗茶，我们坐下来闲聊。主人现在带着两个孙子过日子，儿子在另外一个乡的变电站工作，儿媳妇在外地打工。两个孩子留在他这儿，一个七岁，一个三岁。儿子、儿媳已经半年没回来了。本来说是暑假让大孩子去他爸爸那里，但是，却因为儿子工作太忙，还要上夜班，又不去了。茶馆的收入是卖茶和打牌的抽钱。客人一碗茶一块钱，再续水不要钱。打牌一桌一下午十块，喝茶不要钱，一天下来有七八桌人，就会有盈余。
在茶馆待了两个半小时，那位看书的中年农民几乎一动不动，一直在专心看书。到了约四点半钟的样子，他起来了，把书放回到书架上，到外面推着自行车走了，自行车后面的篓里放着锄头和镰刀。我到他放书的书架上翻了翻，都是《射雕英雄传》。两个十几岁的孩子看会儿书，又看会儿电视，电视里正在播放的是港台连续剧。那一桌打牌的人一直在打。中间有人来来去去，但多是在打牌那儿站一会儿，去看书的人并不多。实际上，就读书而言，除了学生应试所必须学的课本外，整个民间阅读基本处于一种极度萎缩的状态，更不用说其阅读的质量问题。我曾经统计过，吴镇一共有四家私营书社，其中一家以出租影像碟片为主的书社生意最好，大部分都是香港片，有极少数的传统戏曲和电影，其他三家生意都处于关闭的边缘。其中有一家叫“希望书社”，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店里的武侠小说占满了三面墙，大红大绿，装帧粗糙，是典型的盗版书；一面墙摆的是儿童读物和学习用品；在角落处有一个小书柜，放着几层当代小说、外国文学、励志类和官场黑幕之类的书，没有唐诗宋词或其他古典类的书籍。店主说来租书的大部分是镇上初中和高中的学生，有少部分镇上的居民，并且大家几乎都是直奔武侠小说而去。即使这样，生意也越来越差，一是因为这几年吴镇高中、初中都实行封闭式管理，只在周末下午让学生出去一两个小时；另一个原因就是学生在课余时间几乎都是上网打游戏，很少看书。唯有一个学生与众不同，一个高一的男同学，每隔一周都来借一本中国小说或散文看，像《白鹿原》、《围城》他都借过。在和店主的闲聊之中意外得知，镇上还有一个民间藏书者，是一个老民办老师，家里藏有几千册书，有相当一部分还是线装书。我当时一听，非常振奋，很想去拜访那位藏书者，就托店主打听一下。结果很让人失望，藏书者一年前已经去世，儿子把他的书全部当废品卖了，还将父亲的书房改造为三间大门面房，做起了五金生意。
我们又出来看那个戏台子。戏台高旷，用水泥垒的台子，四周用钢筋围筑，顶棚用石棉瓦和钢架搭成。村支书说搭建这个戏台就花了一万块左右。但是他认为这个戏台子并不实用，从建成到现在只演过两场戏。请正规剧团或民间班子来都需要钱，演三四天需要三千块左右，这对经济并不宽裕的梁庄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现在家家也有电视，人们根本不愿意出来。再加上，村里本来人就不多，能来看戏的就更少。倒是有红白喜事的人家，都在这戏台上放电影。村支书承认，如果真的组织好节目，看戏，放电影，周围可以摆摊做小买卖，也会吸引四里八乡的人来看，非常热闹。他们组织过一次。但是，太费力气了，谁有工夫管这闲事呢？
回到县城，和姐姐说起文化茶馆的事，姐姐大笑，城里文化茶馆倒也不少，几乎就是麻将茶馆了。有些文化茶馆连书也不要了，就是办个证，给打麻将提供一个合法的场所。在穰县，打麻将是全城的活动，不管是机关干部、一般职员，还是个体商户，几乎人人都是麻将爱好者，人们都有固定的麻将友，午饭应酬之后，如果下午没有要紧的事情，就会相互约好，直奔某个固定的地方，从下午一直打到晚上十二点左右。每天如此。我想不只在穰县，大半个中国县城人们过的都是这样的生活。
在和县委书记谈到文化茶馆和戏台时，很显然，他对此的期望很高，他希望能够借助这个平台，通过政府的帮助，鼓励民间的参与，以乡村能够接受的方式来提升乡村的文化品质，增强文化氛围，对村民形成一种熏染和影响。并且，重新恢复一些传统的文化形式，譬如传统戏、豫剧、舞狮等等。但是，从实施情况看，结果却并不理想，这一举措并没有得到村民的响应，在某种意义上反而助长了一些不好的习气。从干部层面看，村支书、乡干部和负责管理的人也只是把它作为一项工作指标，没有真正去组织、监管。国家的一些文化普及举措也并没有真正收到效果，如清道哥所讲，远程教育给你个电视机，扔到大队部，算是回了老家。大队部里有电脑室，几台电脑都可以上网，有培训室，有几台缝纫机，还有图书室，里面的书也不少，可无一例外，都落满了灰尘。我们去参观的时候，村支书匆匆叫来管钥匙的人，或在地里干活，或到镇上办事，总是需要等好长时间。村民是不会这么麻烦等着去借本书的。这些都使得最初的美好设想被架空。
在乡村的一些镇上，也还有一些民间戏班子，经常被邀请在红白喜事时唱些老戏段。但是，这并不能称之为文化回归，真正的“文化回归”并不仅仅指形式上的东西，它应该是对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生活方式、习俗、道德观进行重新思辨，并赋予它新的生命力。但是，这一切，都非常难。一种文化，可以在短短几十年内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要想再重新恢复，却是非常艰难的事情，更何况，它身处在如此强大的现代化旋涡之中。
倾听文化茶馆那麻将的哗啦声，遥想那空旷的戏台飘过的寂寞空气，还有几亿少年无所适从的茫然眼神，我看到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的颓废及无可挽回的衰退。
再见，故乡！再见，妈妈！
独自来到墓地，与母亲告别。
大地，总是永恒。在母亲的坟地附近往远处看，左边是绿色的田野，一望无际，非常平坦，低矮、新鲜的庄稼充满着生命力，灰蓝、微暗的天空，天边是暖红的彩霞；右边往下看是宽广的河坡，树林郁郁葱葱，粉红色的合欢花在树顶连绵起伏，随风起舞，如同精灵的舞蹈；围绕着树林，笼罩着一团团淡白的轻雾。不知为什么，那一刻，觉得母亲仍与我同在，她躺在这片土地中，而她的女儿用她的灵魂与精神在感受着这片土地。有一种温暖慢慢进入心间，是的，妈妈，我来看您了，虽然次数越来越少，但每当想到这一方土地，想到在这一方土地上，仍然有您，就觉得我们心意相通，我总相信，您还在注视着我们。
少年时代失去母亲，是我永远说不出的痛。想起母亲躺在床上，只能发出“啊、啊”的哭声，我就无法抑制自己的眼泪，那是一位失去行动、失去语言的母亲的绝望，她无法表达她的爱，也为自己给这个家庭带来深重的灾难而歉疚。这哭声犹如长久的阴影跟随着我，我的软弱、自卑、敏感、内向，通通来自于此。
我无法想象母亲在骨灰盒里，尤其是当我站在她的坟前的时候。如果没有这象征性的坟头，我无法想象，我是否还能如此深刻地感到和她心意相通。每次家里有大事，都要来到这里，烧纸，磕头，然后，坐在坟边絮絮叨叨地和母亲说一说话。
少年时代，哥哥与父亲吵架，深夜里，他拿着刀往墓地跑，我跌跌撞撞跟在后面，心里害怕极了，不只是害怕哥哥会死掉，而是害怕母亲知道家里出了这么可怕的事。那一刻，我真的希望时光永远停下来。至今还能回忆起哥哥的哭声，声嘶力竭，那委屈，那依赖，是只有在母亲面前才可能有的。哥哥躺在母亲的坟前，在那里翻滚着，倾诉着，似乎渴望母亲能抱住他，安慰他孤独可怜的心灵。这次回家我才知道，当年父亲手术成功，几个姐姐专门回家，到母亲坟边哭了一场，把这件事告诉了母亲。这样大的事情必须告诉母亲，才算达到真正的隆重。
记得一个南方朋友给我讲她们家乡凭吊亲人的方式，清明的时候，早晨起来，一家人带着吃的、喝的东西来到亲人坟边，烧纸，放鞭炮，磕头，然后在那儿吃饭、说话、聊天，待上整整一天，天黑以后才离开。当听她这样讲时，我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温暖与辛酸，多么温馨而又自然的纪念方式，陪上亲人一整天，和他一起生活，就仿佛他还在我们身边。我无法判断农村土葬能浪费多少土地，但是，如果真的以一种强制性的手段让民众失去这样的文化习俗，对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也是一种伤害。
乡村，并不纯然是被改造的，或者，有许多东西可以保持，因为从中我们看到一个民族的深层情感，爱、善、纯厚、朴素、亲情等等，失去它们，我们将会失去很多很多。也许正是这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