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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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农民负担日趋加重。三统五筹，三统：工资，公积金，公益金；五筹：修路，计划生育，农村教育，民兵训练，统一防疫。国家规定，农民人均收入的百分之五上交，为了解决统分结合的“统”字。规定农民的七个义务工，十个积累工。后来，为了变通，提出“以资抵劳”，结果是，农民又出工又出钱。还有农业特产税、生猪屠宰税等，这都给乡村干部提供了向农民要钱的借口，说是据实征交，但无法操作。乡里常常是先定一个数目，然后收钱，越来越厉害，乡村干部的权力越来越没有约束，很随意，农民负担被层层递加。那几年干群关系矛盾极其尖锐，全国各地每年都发生因乡村干部收缴粮款，农民或喝药、或上吊死亡的恶性事件。农村的情况越演越烈，不少地方发生群体性甚至是对抗性事件，或者干脆外出跑得你找不着。
整个九十年代农民负担逐渐加重。2004年我刚来，调研之后发现，县里有十几个乡镇承包田没有落实，地分不出去。老百姓说，一到种地的时候，村支部书记临时卖地，一亩地一百二十块，谁种谁掏钱。大多数人不种，不种地可以不交钱，也不用从外地回来，不影响打工。我到乡里去，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对我说，我们再种地，就种到监狱里了。我说为啥种地会种到监狱里，她说：“你想，我们这儿地多，一个人三亩地，一亩地一百二，有时上交一百五，三亩地得四百五，五个人得二千多块，还不说村里像割韭菜一样随时要钱。没钱交的话，村支书就把我们的印章收了，瞒着我们拿到信用社去贷款上交，签我们的名。贷款到期后还不起，信用社到法院起诉。这时候，法院、派出所的人就拿个手铐一晃一晃来了，你要不还钱就带走，不就是种地种到监狱里了吗？”所以，过去有很多撂荒地。因为不种地，可以以此为理由不交提留款。
1992年到2002年，农民与基层干部的矛盾到了极其尖锐的时候。一边出各种条令收钱，一边又三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相互矛盾。每年都发生一些恶性事件，追究一批基层干部责任。有一年，我与当时的一位省级领导一起吃饭，说到这个问题，我提出自己的看法，应该反思一个问题：为什么全国的基层干部都犯同一个错误，从东北到海南、河南、湖南？为什么基层干部会和群众形成对立？乡村干部也是和老少爷儿们一块长大的，也有感情，不是天生的“南霸天”。如果这个不转折，那是天也没门。说老实话，这个时期真正对农民利益有所保护的，是那种落后的干部。那种老得奖的，肯定是对农民逼得狠的。有一个村支书收了六万多的提留款，村内各种事务花了，没有给乡上交。上面来查，后来还把支书送到检察院，但他自己也没使上，是村里花了，欠债、盖校、吃喝招待等，花光了。后来关了一阵又把他放了，现在他也天天告状，认为自己的案子是冤案，不依不饶。
2002年开始提出税费改革。当时我说这个事弄不成。因为按中央有关部门原来的设计方案，基本上是“这一窝水和这窝泥”，你的所有收入管所有支出，像咱们这样的财政穷县根本不行。当时民间有一个顺口溜：四大家带着公检法，为收四毛八（烟叶税）。下去逼农民种烟叶，因为烟叶特产税比较高。这是没办法的办法。
当时我就对来采访的新华社记者说，请他们给中央建议：要么转移支付，要么改变税制。否则税费改革难以推进，教师谁养活？有位新华社记者跟我讲，他去延安采访，一个支书说：“你能把这个事呼吁到中央，让中央把老师的工资发了，我在这儿给你立个碑。”我建议他采访时找研究农业税制的专家探讨，一个是中央政策研究室、国务院研究中心，二是大学或专门机构研究全世界税制的专家。结果，他说，一采访大吃一惊，当时财政部没有一个完整的机构管理农业税制问题。
一篇报道说，某个县的教师一个人分半亩地，算是工资。后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一个同志自己坐火车到那里暗访三天，对记者说：“我暗访的情况比你采访的情况更严重。”中央根据实际状况做了政策重大调整。过去人们把农民负担这些问题一股脑归结到基层干部身上是不客观的，他不知道是基层干部在艰难维系着地方政权的运行。这也是大背景的问题，都是必须考虑的。
以十六大为标志，特别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两个趋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理论上的成熟，实践上的突破”。“调整国民经济利益分配格局，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这句话能落到实处很不得了。
新农村政策惠及农民的补贴非常多，今年财政农业投入三千八百多亿，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第一，减免农业税，取消农村的一切收费，咱们县农民少负担四亿，缺额怎么办，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第二，粮食直补，今年人均一亩地补到七十三块五，还有种粮补贴，种子补贴，大型农机补贴。第三，义务教育的两免一补。第四，农村合作医疗，这是农民最受欢迎的。农民看病最高可以报销到七万。第五，农民最低生活保障，一个人一个月五十块钱，咱们县大约四万多人。还有库区移民每人每年补贴六百块，共二十年；独生子女和双女户的父母，在年满六十岁之后，每人每月补五十块至六十块。这些加起来，每年投给农民的有几个亿。第六，农村基础设施，水、电、路村村通，每公里国家补十万，农民自筹五万，过去全是农民拿的。这几项加起来得有八个亿，这都是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原来每年收四个多亿，不收了，又投了八个多亿。这是根本的转折。照这样走下去，五年以后，党和农民的关系一定会修复到最好的时期。在过去，我这样的县委书记下乡考察，乡党委书记、乡镇长都是把住路口，一直紧张着，怕群众告状，怕有问题被发现。现在好多了。
如何看待2003年前后中国农村政策对农村生活的影响以及所具有的意义？
按2000年前后的趋势走到现在，农村都不得了了，真的很难想象，可能会发生危机。农村问题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农民负担重，农民状况差，农民情绪激动。中央政策真是调整得及时，现在都好多了，不交钱了，不交税了，种地还有补贴。
2004年以后，整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发生了质的变化。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得益最大的是农村，是中国农民。中国的农民文化最大特征是跟着感觉走，你看赵本山的《三鞭子》变相地骂基层干部，虽然有一种演义的成分在里面，但也是农民心态的阐释。文艺作品它就是对生活的阐释，是当时情况下整个干部作风的一种折射。同样是下雨，久旱逢雨，说老天爷好；阴雨连绵，说老天爷不好。农民的感觉很直接，今天谁对我好，我说谁好；谁对我坏，我说谁坏。
当前的宏观政策，再加上基层的把握，解决了农民的许多具体问题。我们一直下劲地抓村庄整治，抓村村通，从农民脚底下抓起，从房前屋后抓起，从身边事抓起，实实在在地为农民干一些事。
我讲过一个观点，新农村建设不能理想化。不能一讲新农村，就给农民在脑子勾画一个欧式别墅，蓝天白云，出行有车，干干净净，这样一种模式叫新农村，这容易理想化。理想化带来的问题是急于求成，我们在农村工作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理想化。譬如说五八年的人民公社、大跃进，甚至文化大革命，都是理想化的东西。用理想化的东西代替现实，容易带来绝对化，带来一刀切，容易带来形式主义。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从理想化派生出来的。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
中国有六十多万个行政村，将近三百万个自然村。就咱们县而言，也有近六百个行政村，包括居委会，将近四千个自然村。村与村之间的条件，村与村的要素大不一样。譬如说，我们县南边七八个乡，土地特别多，人均合二三亩地。北边，一个人合一亩地，甚至不到一亩地。资源不一样，历史习惯也不一样。理想化会造成一刀切，面子工程，急于求成，这些问题通通都来了。
但我还有一个观点，新农村不能理想化，但也绝对不能随意化。新农村建设的国家政策是二十字方针：“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这五句话的前提是生产发展，接着是生活宽裕，看起来很宏观，但又很具体。中央为什么这么规定呢？就是不想给新农村定一个具体的标准。中央始终讲，它是和现代化伴随始终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先急后缓，先易后难，先干啥后干啥。理想化容易形式主义，随意化就容易感觉遥遥无期，放任自流，不知道抓啥。结果是年复一年村貌如旧，就像歌词里说的：“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农民享受不到现代文明的成果。新农村建设必须从改变农民生产、生活现状入手，具体地一项一项地抓起，让农民感觉到具体的改变。种地不交税，上学不交费，这都实现了。另外，不仅不交，有些特殊的还有补贴。譬如国家对中等专业技术教育的补贴，人均一千五百元左右，基本也算不交费了。去年一年南阳第四师范学校就招生两千人，往年全部在校生才一千七八百人，像这种带有职业培训性质的学校都有补贴。所以不能随意化，必须一项一项、一村一村、一年一年地推进，先抓住农民最直接、最现实、最关心的利益问题，用电、吃水、行路，村容村貌，一项一项地干。不可能设想农民富裕到一定程度再去做工作，因为永远是差异性发展，过去即使不提新农村建设，村里也总有一部分人过得比较好。但是，不抓村庄基础设施，不抓生存生活条件改善，我就说，小楼盖到泥潭中，村里没路，出不去门，老百姓意见很大。所以这几年我们干了一些事情，你所看到的是这几年抓得比较好的，这样抓农民高兴，这是发自内心的高兴。虽然刚开始工作时有难度，有些农民不理解，譬如占住谁家的宅基地了，谁家的树被砍了等等，但村里主次干道打通了总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坚持抓下去，农村面貌会有大的改观。
目前正是农村变革的关键期，也是农民的修复期。
新农村建设所需要关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在这种大转折下，农村的文化理念也在发生变化，带来新的情况：第一，农民的孩子上大学无望。不像八十年代，只要上学，就可以进入到城市。现在上学没有出路，没有多大用处，感觉上到大学与上到高中差别不大。尽管升学率高，但孩子上学的意愿还是不高。第二，家长长期外出打工，家庭教育缺失。第三，越来越多的新的信仰危机，宗教信仰很迷茫。第四，打工者越来越不适应外边的世界，劳动力培训较差，农民得不到系统的技能培训，所干的仍然是最低级的活儿。第五，农村基础设施越来越差。第六，在新的形势下，基层干部的素质也是值得注意的问题。现在，干部与老百姓的感情有所修复，但是，这种修复是靠好的宏观政策得来的。再过几年，干部素质如果不提高，没有新的理念、新的思维，驾驭农村新的现实，仍然会有危机。
同时，在新的政策下，基层村干部的任务很多是落实中央惠民政策，是给农民发钱，这极容易出现道德风险，可能会造成新的贪污方式，引发农民新的不满和社会矛盾，譬如把低保用在自己家亲戚那里，或虚报名额。这种带有公共福利性质的事情，干部容易把好事办走样，处事不公，引发农村新的矛盾。
如何持久增加农民收入？这也是一个新课题。要大力培育当地市场，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使劳动力就地就业，大力发展加工业，使劳动力回来就业，这对于维护家庭的完整性和保持文化的传承非常重要。
农民的迷茫可以归结为三点：第一，信什么的问题；第二，学什么的问题；第三，收什么的问题。这几个问题不考虑，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
在学界有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乡村城镇化是解决城乡矛盾的必然趋势，你怎么看待这一观点？
这个观点本身没有错，但不能简单化理解。简单化的乡村城镇化不适应中国国情。我觉得，解决未来中国农村问题的办法有五个“中”：中小城市，中小企业，中小银行，中产阶级，中小收入。特别要突出的是两点：
第一，要发展中小城市。中国现在有典型的大城市病，城市拥挤。农民集中到城市，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就成为城市无产流浪者，这会成为大问题，容易造成贫民
